论鬼魂在《宠儿》中的修辞功能

孙艳芳

(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曲靖 655011)

论鬼魂在《宠儿》中的修辞功能

孙艳芳

(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曲靖 655011)

小说《宠儿》中死去女婴的鬼魂既是故事里的人物，也是故事的叙述者。它在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受众之间建立的有效交流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即作为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其他叙述者的向导以及受众的朋友。鬼魂的这些修辞功能增强了文本的说服力，也便于作者有效地控制读者。

《宠儿》;鬼魂;修辞;隐含作者;受众

鬼魂(ghost)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及运用由来已久，而其中最有名的是《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父亲借自己的鬼魂之口，说出了自己死亡的真相。在当代非裔美国女作家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扛鼎力作《宠儿》中，被杀的女婴借自己的鬼魂之口以及促使他人开口，帮助故事说出历史的真相。小说中死去女婴的鬼魂既是故事里的人物，也是故事的叙述者，它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从出场、在场到退场，自始至终贯穿整部小说，小说中所有的叙述都源于并最终指向这个死去女婴的鬼魂［1］。近年来，对该小说中这个至关重要的鬼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和剖析它的身份上［2－3］，也偶有提及其非洲神话或是传说渊源［4］。就叙事方面而言，则偏向对整部小说的叙事艺术的研究，分析小说中的“对话性”，蒙太奇手法等后现代特征，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非洲元素［5］。国内学者杜志卿的论文《托妮· 莫里森研究在中国》对此也做了总结［6］。

鬼魂在这部小说的叙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它控制隐含作者到叙述者/人物，最后到受众来进行有效交流以增强小说的说服力，进而控制读者。美国芝加哥修辞学派批评家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强调作者对读者的控制手段，布斯把这种手段或技巧看作是获得某种效果的修辞［7］。本文从分析鬼魂在小说叙事中的修辞功能入手，结合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通过对《宠儿》的细读，阐述鬼魂在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受众之间建立有效交流的不同阶段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一、隐含作者的代言人

在《宠儿》中，作者借助一个母亲的弒婴事件来追寻和探究美国蓄奴制的真相，还原一段非裔黑人的血泪史。这段历史是如此痛不可言，白人刻意回避，甚至抵触歪曲，黑人也不愿回忆，但它却真实地存在每个人尤其是黑人的内心深处，像鬼魂一样如影随形。正是由于“全民失忆症”，《宠儿》中死去而又重返人间的鬼魂被赋予了讲述真相的重任。

小说修辞的终极目的，就在于说服读者接受一部作品，从而在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主体性关系，并由此获得理想的精神交流情境。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隐含作者，就是读者从作品中推导建构出来的作者的形象，是作者在具体文本中表现出来的“第二自我”［7］19。“小说无可避免地是一种‘修辞’形式，即它必然包含着从隐含作者到读者群体之间的交流。”［7］70－71在《宠儿》中，鬼魂就担当了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在小说交流的第一阶段有效地吸引了读者。

文学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8］。因此，在小说中，作者的声音从未沉默过，而且，他的声音常由全知叙述者传达，这个声音也是构建隐含作者及其规范的重要依据。《宠儿》的主要叙述者没有名字，他(她)无所不知。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全知叙述者解释了塞丝为何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让他们重回奴隶的生活:“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不止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还要玷污你，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都不可能再喜欢你自己。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不能回想起来。”［9］299也就是说，隐含作者通过展示一个母亲的弑婴事件来探寻过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即奴隶制的本质。然而，仅有全知叙述是不够的，一方面，极少全知叙述者能如隐含作者知道的一样多;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全知叙述的单调及武断带来的说教口吻，隐含作者还需一个代言人代替其说出自己即小说的规范。《宠儿》中的鬼魂既是叙述者也是人物，它的内心独白充分弥补了全知叙述的不足，全面准确地说出了隐含作者探寻、审视历史真相的目的，在小说叙事交流的第一阶段，即从隐含作者到叙述者之间的交流中充当了隐含作者的代言人，使得交流有效地开始。

塞斯的弑婴事件是小说的中心事件，所有的叙述都是围绕杀婴的原因和后果展开。而作为被杀女婴的鬼魂最有权利说出事件的真相，因此，它的叙述是最有说服力的。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宠儿，即死去女婴的鬼魂有一段片段式的内心独白，在这段独白里，鬼魂宠儿描绘了奴隶的历史及奴隶当时的处境:黑人只不过是需驯服的牲畜、可以利用的工具，“没有皮的男人(白人)给我们拿来他们的晨尿喝，我们什么都没有，给我们带来甜石头舔……没有皮的男人来了，把我们和死人一起提到阳光里，又把死人们粗暴地推进大海……”［9］215至此，鬼魂所叙述的场景生动地再现了隐含作者力图追寻并揭示的那段历史的真相。而作为代言人，鬼魂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使得小说从叙事交流的第一步就有效地吸进了读者。

二、其他叙述者(人物)的向导

叙述者是隐含作者通向故事的中介和桥梁，是讲故事的人。《宠儿》主要的叙述者是全知叙述者，但书中的部分章节是由人物自己进行叙述的。从第20章到第23章是由三段独白和一个类似合唱的无韵诗组成的;在书中的其他部分，主人公就像作客的叙述者一样，时不时对某些事件穿插一些评论。也就是说，主要人物采取第一人称的语气，充当叙述者来讲述故事和发表个人评论［10］，《宠儿》的主要人物——鬼魂宠儿、母亲塞丝、妹妹丹佛、塞丝的奴隶同伴保罗·迪——既是故事中的人物，也是故事的叙述者。而他们之所以能在这两个角色间自由穿行，正是得益于鬼魂的引导。

小说中人物自己说话，甚至与叙述者平起平坐，是《宠儿》的一大特点。故事篇幅最多的就是意识流和人物的间接引语。由于过去的经历和创伤是如此痛不可言，以至于隐含作者不仅需要鬼魂代替自己说出小说的规范，还需要它来自由地穿行于人物的意识，通过转换叙述视角来获得人物内心真实可靠的想法。“故事的讲述者最明显的技巧之一就是潜入行为的表层下，去挖掘人物内心可靠的想法。”［7］3鬼魂宠儿这个人物形象，正是故事的讲述者需要的、潜入人物行为后获取人物真实想法的角色。这就是说，鬼魂被赋予充当其他叙述者(也是人物)向导的功能，引导他们叙述和评价中心事件。鬼魂像一条导水管，引导人物尤其是塞丝、丹佛和保罗·迪将蓄奴制的历史长河中的那些记忆缓缓打开。

《宠儿》的故事始终围绕核心事件——“杀婴事件”的真相展开，而所有的叙述最终都源于和指向这一事件中死婴的鬼魂宠儿，它不仅自己叙述，还不断地迫使其他人物直面各自的过去与痛楚，并诱导他们说出。

首先，鬼魂引导杀死自己女儿的塞丝回忆和讲述自己的经历及心灵的创伤，这些叙述正是她杀婴的根本原因。塞丝，一位不愿再让自己的孩子重回奴隶生活、承受具有“动物特征”的耻辱、重受自己作为奴隶时曾经遭受过的肉体和心灵的创伤的母亲，试图杀死他们，然后自杀，结果，只来得及杀死刚会爬的一个女婴。塞丝的杀女行为完全是出于对孩子的爱，但这种爱又是残忍的。塞丝的杀女行为连同她作为奴隶时所受的暴行，在她的记忆中烙下印、扎下了根、渗透到她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她却尽量避免提及，直到死去女婴的鬼魂出现。鬼魂的出现以及在场才释放了塞丝压抑已久的记忆。塞丝“不再选择不说”或是“只说一半”，塞丝认识到，鬼魂(宠儿)“从故事中能得到深深的满足”，而“她发现自己想讲，爱讲”。因为鬼魂的追问，苦不堪言的过去从“总是简短的答复”、“瞎编一通”、变成了“始料未及的乐趣”。在与死婴的鬼魂相处时，塞丝陷入过去而无法自拔，她耗尽全力就是为了让鬼魂明白，当“学校老师”来抓他们时，她为什么会那么做。鬼魂则不断地鼓励她讲出深埋心底的经历，比如她被自己母亲抛弃后的感觉，她在“甜蜜之家”所遭受的最可怕的侮辱以及她杀死自己女儿的动机。而所有这些叙述同时也呼应了隐含作者即作品的规范:通过一位母亲的杀婴事件来探寻和审视蓄奴制的真相。塞丝竭力想隐瞒过去，但鬼魂宠儿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努力，由于鬼魂的在场，记忆浮出水面，它帮助塞丝了解过去、了解自己。正如鬼魂的叙述部分地重建了失落的文化历史，塞丝通过自己的回忆、叙述，也参与了构建历史真相的进程。

其次，鬼魂还引导小说中其他人物直面各自的内心世界，并讲述出来，还原塞丝杀婴的原因及后果。鬼魂不仅鼓励塞丝说出自己杀婴的动机，还促使保罗·迪进一步回忆和叙述奴隶在肉体及心灵上所遭受的非人的折磨。作为同在“甜蜜之家”为奴的塞丝的同伴，他叙述的经历、创伤则像证人一样证明和补充了塞丝杀婴的原因，展现了那段历史的真相。保罗·迪将自己的心形容成“锡烟盒”。而这个盒子在鬼魂到来之前一直都是“锈”死的。他在“甜蜜之家”和在牢狱中遭受精神创伤之后，就将所有的情感和记忆全锁在这个“盒”中。为了保护自己不再遭受更多的心理创伤，保罗·迪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受感情支配的人。他通过抛弃感情，来泯灭自己的人性，又通过压抑过去的记忆来放弃自己的个性。虽然他坚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撬开他的这个“盒子”，但当他与鬼魂进行奇特的交往时，盒子赫然开启，而他的心也再一次变得火热，他又有了回忆，有了讲叙的欲望。而一旦这个鬼魂引诱他开口，他就全情投入地叙述自己的过去，无论它们是多么痛。他的这些叙述进一步证明和补充了塞丝的叙述，展现了蓄奴制的惨不可忍。

鬼魂不仅映照出其家庭成员们无法释怀的心理情感问题，它还是妹妹丹佛的向导，引导她面对并叙述母亲杀婴行为及蓄奴制的后果。就着姐姐的血喝下母亲乳汁的丹佛是杀婴事件的另一受害者，因为目睹和听说了母亲的“罪行”，丹佛从小就生活在恐惧和孤独中，只能与自己死去姐姐的鬼魂为伴，向它叙述自己的内心情感。鬼魂一再要求丹佛叙述丹佛出生的故事，而这个在鬼魂的鼓励下由丹佛几次才讲完的故事也间接地再现了塞丝作为奴隶的命运，为她的杀婴行为提供了辩护。母亲杀婴行为带来的后果在丹佛的内心独白中得到充分地体现，“宠儿是我的姐姐。我就着妈妈的奶水吞下了她的血……尽管她(塞丝)特别疼我，我却因此怕她……我表面上全心全意地爱太太(妈妈)，她才不会杀了我……”［9］245在这一章，丹佛承认她对母亲塞丝的爱中有畏惧，两个哥哥离家出走也是因为怕有一天，那促使塞丝杀掉自己孩子的理由会再次出现。从鬼魂和丹佛的叙述中得知，塞丝杀婴的行为既没有使死者得到解脱，更没有让生者免遭伤害，死去女儿的鬼魂充满了恶意与怨怼，而幸存者也满怀恐惧和孤独。也就是说，无论生还是死，奴隶及其子女都不可能真正得到自由与幸福，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痛苦的生存困境，这就是蓄奴制历史的真相。鬼魂引导或是诱导主要人物的所有叙述都源于和指向它，而这些叙述传递、支持及加强了隐含作者即作品的规范:追寻和审视那段历史的真相。

鬼魂宠儿引导主要人物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从各自的视角讲述中心事件的表相及其真相，支持和加强隐含作者通过一个杀婴案来还原历史真相的规范，在小说叙述交流的第二阶段，即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交流中充当了其他叙述者的向导，使交流更加可靠和有效。

三、作为受众的朋友

尽管作者可能希望所有的读者都接受自己的作品，但正如索尔·贝娄说的那样:“作者不可能保证成千上万的读者将与他保持一致。只有读者把自己当作与隐含作者进行交流的读者时，他才成为皮特·拉宾诺维兹所定义的‘作者的受众’。”［7］14“作者的受众”是在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有关读者的阐释基础之上提炼出来的:“作者创造了读者，正如他创造了他的‘第二自我’一样。而最成功的阅读应是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作者与读者能完全达成一致。”［7］138为了能达成一致，“读者需要‘一个朋友’去帮助读者理解作品”［7］xiii。而《宠儿》中的鬼魂在小说叙事交流的最后阶段又承担作为受众朋友的任务。它不仅帮助受众了解真相，还帮助受众对中心事件——杀婴事件——做出正确判断。

在《宠儿》中，隐含作者希望带领读者寻求历史的真相并最终展现这个真相。在此过程中，鬼魂就像朋友一样，陪伴、帮助受众，它帮助隐含作者向受众展示这个真相并帮助他们理解并最终接受它。如果没有鬼魂的参与，真相的展示就会缺乏说服力，追寻真相的旅程也就会失去吸引力。当鬼魂渗入到人物的内心并驱使他们讲述各自的过去和创伤时，小说文本创造了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逼真，而这种逼真形象的展现让受众与人物更加贴近，与人物心心相息，感同身受。鬼魂帮助受众把握这些复杂的人物及事件，隐含作者通过鬼魂的叙述及促使他人叙述来控制受众的同情心，对人物进行评价。鬼魂在引导不同人物——受害者、实施者、见证人——从不同的视角叙述塞丝杀婴事件时，它不仅帮助受众了解了真相，还帮助他们对主要人物及事件做出价值判断，即鬼魂的叙述及其促使其他人物的叙述使塞丝的杀婴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受众的理解和同情。因为隐含作者、鬼魂和其他叙述者(人物)都明白并最终帮助受众明白塞丝为何杀女，为何她既是罪犯却同时应该得到同情。通过运用鬼魂来叙述并让它驱使他人叙述的写作技巧，隐含作者让主要人物得到了同情并令人信服。隐含作者与受众之间交流的有效性因为鬼魂的帮助而得到加强和提高，而作品的规范也同时得到加强，这样隐含作者就有效地控制了读者。

运用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来解读莫里森的《宠儿》，可以帮助现代读者更深刻地寻求真相并且确信奴隶制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个生动的场景。小说的隐含作者用死去女婴的鬼魂作为叙事的关键人物，叙述自己(死者)的过去和伤痛并驱使其他人物(幸存者)面对和叙述各自的过去和创伤。正是由于鬼魂自己的叙述以及其他幸存者的叙述，使得过去和奴隶制的历史逼真而真实可信，增强了小说的规范和说服力。由于鬼魂在此小说中的这些修辞功能，隐含作者实现了其在文本中的目标——通过一位母亲的杀婴行为来有效地追寻和说出过去即奴隶制的真相。

［1］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4－194.

［2］黄宇洁.作为他者的宠儿——评莫里森的小说《宠儿》［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53－55.

［3］王小刚，黄震.人鬼情未了——对《宠儿》中宠儿多重身份的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6):43－46.

［4］Harris T.Fiction and Folklore of Toni Morrison［M］.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1:11.

［5］Eckstein L.Love Supreme:Jazzthetic Strategies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J］.African American Review.Saint Louis:Summer，2006，40:271－284.

［6］杜志卿.托妮·莫里森研究在中国［J］.当代外国文学，2007(4):124.

［7］Booth W.The Rhetoric of Fiction［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3.

［8］李兵.误读:意识形态的一种征兆［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2):8.

［9］［美］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10］Ward S，Horgan P.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C］.徐颖，译.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176.

Abstract:The ghost of the dead baby girl in Morrison’s Beloved is the key character as well as one of the narrators.This ghost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narration of this fiction.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lies in enhancing the text’s persuasion by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implied author to narrators/characters，and finally to the authorial audience through the lenses provided by the theory of Wayne C.Booth’s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which stresses the author’s means of controlling his reader.It acts as the agent of the implied author，the guide of other narrators and the friend of the authorial audience.

Key words:Beloved;the ghost;rhetoric;implied author;authorial audience

On Rhetorical Fuction of Ghost in Beloved

SUN Yan-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Qujing Normal University，Qujing 655011，China)

I106.4

A

1674－8425(2011)10－0103－05

2011－05－05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莫里森小说的修辞艺术研究”(2010Y084);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2010年资助课题研究项目。

孙艳芳(1974—)，女，云南曲靖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英语教学。

(责任编辑 魏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