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女学的兴办及影响＊

简姿亚，薛其林

(长沙大学，湖南长沙410003)

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女学的兴办及影响＊

简姿亚，薛其林

(长沙大学，湖南长沙410003)

长沙女学兴办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到辛亥革命时期，便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女子教育体系:学校众多，课目设置较为先进，办学门类较为齐全，从幼稚园、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到女子师范学校、实业学校、职业学校、特殊学校等一应俱全。长沙女学的兴办推动了长沙女性的解放进程，为长沙和湖南培养了一群女性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长沙社会的传统陋习，促进了长沙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女学;兴办;影响

19世纪末，基于富国强民的立场，妇女问题被推到前沿，中国社会发出了“妇女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即无女学，则四万万之民，去其半矣”的呼声［1］，并爆发了“废缠足、兴女学”的运动。至辛亥革命时期，基于救亡图存的立场，妇女问题再次被推到前沿。革命志士陈天华说:“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来的妇女吐气”［2］;唐群英说:“国家之危机至今日已达极点，则女子教育，不得不与男子共图发达……其道何由?广设学校，使女子者，得受善良之教育……”秋瑾指出，“要尊贵女子的权，必须先兴女子的学。”［3］一片呼声之下，“废缠足、兴女学”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继续深入，女学出现创办高潮，女子教育终于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此形势下，一轮又一轮倡导女性解放的热潮在全国各地掀起。作为辛亥革命的阵地之一，长沙自然也被席卷其中。从1900年至1918年，长沙兴办了多所女子学堂，有力地推动了女性解放和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

一 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女学的兴办

二十世纪初的长沙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热心传播西方进步的思想文化，对兴办女学更充满了热情，此时加上开明官员的积极倡导、开明士绅的配合参与以及革命志士的身体力行，长沙社会掀起了兴办女学的热潮。

(一) 冲破重重阻碍，女学艰难兴起

1903年夏，候补知县龙绂瑞和留日回国学生俞蕃同等商讨在长沙创立女学。6月10日，长沙，也是湖南的第一所女学堂，即民立湖南第一女学堂在长沙千寿巷(今芙蓉区顺星桥)内成立了。巡抚赵尔巽还特意颁发告示:“女学堂之设，即古师氏保姆之遗像，所以端阃仪于幼稚，植蒙养之始甚，意至良，法至善也。”［4］其经费“暂由同志凑齐，勉力开办”;其开办宗旨是“师取上海务本女塾章程，务使学者修明妇德，洞达物情，主张推广教育之范围，实导家庭教育之先务”［5］。招生对象是已放足或未缠足的女子。修学期限为三年，课目为: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美术、生理、裁缝、理科、外国语、体操、教育等。第一期学生40人，住校、走读各半。

1904年，慈禧太后准许在中南海内设立女学，学习中西文。这一消息传开，便给教育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其时长沙的一些报刊，如《湘报》、《游学译编》、《湖南教育杂志》、《大公报》、《实业杂志》等经常刊登反映新的教育思想的文章，报道教育改革的相关消息，民间还出现了资金助学(如魏宝珍女士为第一女学堂捐款150元)，有力地促进了长沙教育的发展与进步。这年，长沙第二所女子学堂即淑慎女学创立，该学堂由前内阁学士李光久的媳妇、湘乡曾广镛女士捐款捐田产所建。

长沙第三所女学堂也在1904年创办，为影珠女学，是长沙县人唐黄琼、黄萱联合亲族黄为焯、黄亨理、陈保彝等捐集钱财所建，地址位于长沙县影珠山下西冲黄家的私宅里。但当时守旧势力的力量仍较为强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学的发展。据《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6日载，杜本崇上奏清廷“请废女学”，说“女学并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之原因”;王先谦又上书瞿鸿机，说“某之寡弟妇，因不贞避羞入女学，此风断不可长，宜急设法阻止。”清政府决定对湖南的女学堂加以查办。于是第一女学堂被封，淑慎女学停办，影珠女学则改名为黄氏家塾。

1905年，顶着重重压力，长沙又出现了一家女子学堂，它是朱剑凡(又名周家纯)创办的周氏家塾(为免遭清政府查封，特取此名)。其办学理念为:教学应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应为社会创造和建设服务［6］。该学堂设有师范班、小学部和幼儿园。

1906年，慈禧太后“面谕学部，振兴女学”［7］。1907年，清廷又批准了民间女学堂的设立，并且颁布了女子学堂的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把女子教育纳入了学校系统。在此情形下，周氏家塾改名为周南女校，并增加了缝纫班、烹饪班，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之外，又有一门谋生技能。周南女校成立不久后即开始闻名遐迩，湖南省内各县以及附近邻省各地都有女子前来求学。向警予、蔡畅、帅孟奇等曾先后就读于该学校。

因为女学教育被合法化，长沙原来被封被禁的几所女校便陆续恢复开课，同时还兴办了女子美术学校、实业女校、毓坤女塾、振湘女学等学校。1906年，长沙还出现了第一所教会女学——美国遵道会开设的遵道女学校，学生人数达到140人。1910年，长沙又出现一所教会学校——美国长老会开办的宜德女子寄宿学校。这一时期，长沙的女子教育得到较大发展。

1912年元旦，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确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规定人民无论男女，都有选举、创制、复决等权利，并规定在纳税、守法、服役与财产集成等方面男女一律平等。1月19日，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其中规定了“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8］。8月25日，又将振兴女子教育写入其政策宣言中。这一时期，有关西方教育的思想、方法、模式、制度等被大量引进，于是全国又兴起一轮创办女学的高潮。

1912年，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长沙成立，而周南女校则在这年改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并增设了当时颇具特色的美育教育学级园(该园分为三个部分:学级园、公共学级园、美育园。美育园专门种植观赏性植物，以培养学生美感)，同时朱剑凡还请来了体育教练，培养其球队。当时女校的排球篮球相当出名，与明德中学一起，被长沙人誉为“泰安球王”(两校校址都在长沙泰安里)。同年，为提高女性的文化水平、发展女子教育，长沙还发起成立了湖南女子教育会。

袁世凯上台后，厉行复古，禁止女子教育，长沙的女学因而停止发展。不过，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长沙女学又开始复苏，但以职业教育为主。

(二) 突破传统观念，兴办女子职业教育

“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观念，“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则是传统社会对女子的基本定位。而到了近代，当人们意识到，女子才智及其社会地位的丧失，也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于是开始重视女子对社会的作用，开始重视女子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更是受到时人的推崇，“除却道德教育、学问教育外，职业教育，要算第一层功夫了”［9］。他们认为，职业教育可以帮助女性尽快拥有自谋生活的能力，并实现经济独立，从而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女子职业教育。也因于此，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是比较繁荣的。

其实，上述民立第一女学堂、周南女校、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女学已经涉及到职业教育，如缝纫、刺绣等课目的开设，而民立第一女学堂在成立之初便开设了裁缝、刺绣、家政等职业教育课目，算得上是长沙女子职业教育的萌芽了。1903年，一所较为正式的职业女校——私立明耻学堂由童澹村、周鼎方、黄恺生等在长沙县清太乡创办，以培养女子自立自强为宗旨;1908年，杨度的夫人及其胞妹开办了实业女学社，设立了编物、造花、织布、缝衣等科目;1910年，私立湘雅高级护士职校和私立丽文高级护士职校分别在长沙北门外和长春巷成立;1911年，湘雅医院开办，设立了护病讲习班。

对于女子职业教育，1912年也是丰收的一年。3月私立明耻学堂迁到长沙后，改名为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学校分设艺术师范、缝纫、刺绣三科，有刺绣工厂，其湘绣产品行销国内外。5月成立了私立自治女子职业学校、私立涵德女子职业学校、私立民本女子职业学校、私立养能女子职业学校、私立培德女子职业学校等。其中自治女子职业学校、涵德女子职业学校、民本女子职业学校还设立了会计专业。这些职业学校的教学科目都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而定，一般设有缝纫、蚕业、染织、编物等课程，较为符合当时女子谋生的需要，因此有着较好的生源;又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也有着较好的社会影响，也促进了女性的解放和进步。

1913年间，唐群英创办了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自强职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三所职业女校。

(三) 着眼弱势群体，兴办女子特殊教育

就全国而言，长沙是较早开办女子特殊教育的几个地方之一。1908年3月长沙瞽女院成立，由德国女传教士顾蒙恩创办，地址位于长沙南门外的社坛街内。后于1910年搬到学院街，1919年改名为长沙瞽女学校。学生来源于全省各地教会的介绍;学制采用普通小学的四二制;科目内容为:手工课、国语、算术、读圣经、唱诗、证道等。实际以手工劳动为主，学生主要学习编织、纺纱、缝纫等，成品有桌布、毛巾、手套、带子、花边等，每周开文化课——国语、算术各两节。

1919年王先焕与熊辐文(时任湖南济良所所长)共同发起，在长沙开办了湖南贫女院，“专收赤贫女子，教养兼施，年长者入职业部，授以文实各科，年幼者入初小部，毕业后级升入职业部，授以国文、读经、地理、历史、家政、公民、美术、算术、音乐、体育、刺绣、编织等课。其经费除由省款补助外，余由各项捐款、私人募捐等补充”［10］。

(四) 放眼世界，兴起女子留学教育

辛亥革命时期，留日是一股热潮。1903年，陶思曾(陶澍曾孙)夫人郑家配自费赴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她是长沙，也是湖南的第一个女留学生［11］。到1904年，湖南籍留日学生为373人，占全国的11%强，但长沙学生人数不详。1905年，湖南又派出20名女生官费赴日留学，管理员是影珠女学的创办人之一——许黄萱佑。赴日后，她们被分为师范和工艺两个班，学习科目主要为:日语、教育、历史、心理学、理学、地理、算术、唱歌、图画、游戏、编物、刺绣等。为了兴邦报国和女子的扬眉吐气，她们在异邦刻苦学习和努力钻研，打算将来回国后作教书育人者;她们“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也不畏惧，彬彬有礼”;甚至“为日本妇女所不及”［12］。

民国成立后，长沙学子中出现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918年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1919年，蔡畅、向警予又在周南女校发起成立了“湖南女子勤工俭学会”;1919年春到1920年8月止，长沙有6名女性赴法留学(全国总共有21名女性)。

二 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女学之影响

总的来讲，长沙女学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到辛亥革命时期，便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女子教育体系:学校众多，课目设置较为先进，办学门类较为齐全，从蒙养院(即幼稚园)、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到女子师范学校、实业学校、职业学校、特殊学校等一应俱全。曾经被男性独占了几千年的学校教育这块领地，终于出现了女性的身影;曾经是一块空白的女子教育，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意义上的结构体系，这在教育史上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从此，长沙女学开创了女性教育、女性解放的历史新局面。

(一) 推动了长沙女性的解放进程

几千年来，中国女性一直处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其为人处事，甚至是完善自我的标准与尺度。她们的自我意识非常贫弱，更无从产生自我解放的意识，也无从谈“觉醒”二字。而到近代，随着女学的兴办，女子们开始接受各种知识与文化的熏陶，开始学得一门谋生技能，她们的眼界大开、能力增强，精神上开始变得富有，随之而来的便是觉醒与解放。具体而言，女学对于长沙女性解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废缠足”运动的深入。女性解放始于废缠足，但废缠足运动的深入发展却得益于女学的兴办。因为当时女子学校基本上只招已放足或未缠足之女性，这就促使长沙的一部分女性不得不丢掉裹脚布，于是在入女学之前，女性首先获得身体的解放;而身体得到解放，才有可能走向更为广泛与深入的解放。

第二，更重要的是，女学使得女性获得精神上的觉醒与解放。“当时许多女校注重向学生灌输自立自强、自敬自重的新意识，全面培养学生的修养、情操和品德。”［13］因此，随着女学的兴办，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一部分女性不但实现了思想、意识上的飞跃，而且活跃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她们借用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权”等理论，不仅从社会、国家、制度、法律上来要求解放女性，而且倡导女性依靠自身来实现解放，不仅要求女性冲破私人领域的束缚，更倡导她们从教育、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增强学识与能力，走入公共领域，和男子共担义务同享权利，以实现男女平权和女性的幸福。无庸置疑，正是大力兴办的女学促使了她们的觉醒与进步。1919年春到1920年8月止，全国有21名女性赴法留学，长沙就有6人，她们基本上都是女学的毕业生，且都在女学当过老师。女学的教育作用可见一斑。

周南女校毕业的女革命家向警予更是力争做婚姻自主的新女性，于1918年底当面严正拒绝了周则范(驻淑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的求婚，并表示要“以身许国”;1919年11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在迎亲花轿中用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1920年，李淑欣女士未婚夫死，其父母又把她嫁给彭家的儿子——一个没有文化的纵绮子弟，李女士不承认这门亲事，在婚期将近时，借到外地医院治病为由，逃离了家庭。女学在长沙社会直接催生了一批敢于反抗旧婚姻、要求独立自主和解放的女性。

(二) 为长沙和湖南培养了一群女性人才

众多门类齐全的女子学校给长沙带来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女性学生群体，一个女性人才群体就此诞生。她们在新式的女子学校里学习了中国的古典文化知识，也掌握了近代意义上的数理化和外语等知识，成长为新一代的女性;而她们的成长也冲击着传统的女性观，改造着腐朽落后的社会习俗，更推动着革命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毫无疑问，长沙女学为长沙和湖南培养了一批女性人才。

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例，从开办到1917年，共送走毕业生173名，这些毕业生都在长沙或湖南其他各地担任了女子学校的教师，满足了当时湖南社会对女教师的急切需求。校长马晋羲还对这些毕业女生进行了造册，其中长沙30人，湘潭8人，平江1人，耒阳2人，靖县1人，宁远2人，蓝山2人，资兴3人，麻阳1人，宝庆3人，安化1人，武陵2人，黔阳2人［14］。再如，为满足全省各地女校对音乐和体操教师的需要，周南女学还特地开办了体操、音乐专科班，学制两年，这些学生毕业后十分受欢迎，都被应聘到女校任教。而从1905年开办到1916停办师范班，周南女校共有5个班的师范生毕业。可以说，对当时师资紧缺的湖南来说，这些并非高素质的师范生满足了社会所需，为近代长沙和湖南的基础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比如向警予、蔡畅等人，后来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妇女干部，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

另外，女子职业教育学校则为长沙培养了最早的职业女性人才，比如1913年唐群英创办的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可说是为长沙和湖南培养了早期的女子法政人才。

(三) 改造了长沙社会的传统陋习

女学在推动妇女解放进程、为长沙和湖南社会培养女性人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长沙的传统陋习，起到“开风气”之作用。学校教育对“开风气”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从1908年《湖南教育官报》中的一段载文看出:“查湘省僻在一隅，风气开通较晚。自奉明诏兴学，省城及各州县概设学堂;及奉旨停止科举，而官私各校日新月异，新学出洋踵趾相接，士风丕变，见闻日增。三五年来，省城自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及中学堂、实业高等学堂肄业者，不下数千人。即游学预科之科，三路师范之设，莫不次第成立，粗具规模，而各属响风承流，校舍林立，便于乡市。向之风气迟开者，今之进化亦较特速。”［15］女学在“开风气”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比如，随着西方的思想、观念等被引入女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习俗逐渐被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所抛弃，“婚姻自主”的观念开始流行;再如，因女性受到教育后逐步走入社会，女性人才不断出现，男女社交公开等缘由，男尊女卑的观念开始被打破，男女之大防的旧伦理也遭到摧毁，等等。随着女学教育和其他教育的深入发展，旧的伦理观念不断被摧毁，旧的社会习俗不断在瓦解，新的价值观念和体系逐步被构建。

(四) 促进了长沙的民主革命和近代化进程

无可否认，有关女子学堂的兴办和女子教育的进行，促使了女性个人意识、解放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等的觉醒，在当时积极鼓舞和推动了女性投身于女性解放和爱国救亡运动，对当时长沙社会的民主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女性人才的出现以及对传统陋习的改造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长沙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辛亥革命初期，长沙女学的反封建色彩十分浓厚，到了中后期，革命色彩则愈来愈浓厚。此时女学不但和女性自身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还与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如第一女学堂成立之初尚未具有革命色彩，发展到后来，政治色彩、革命色彩就越来越浓了。尤其是女子留学教育，更是发出“大集同人，分留学之光阴，发救亡之愿力，共竭绵薄，期以远大”［16］的呼声。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后期，许多女性，或已从女校毕业，或正在女学就读，便纷纷投入革命，去创办女学，去争取女权，去救亡图存，她们响亮地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17］，她们的奋斗不屈不挠，非常主动和自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长沙社会的进步。

三 结语

女学的兴办促进了女性的觉醒，启迪和鼓舞了不少女性投身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长沙女学的兴办本身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如此多的女学，此起彼伏，前禁后开，配合其时社会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思潮、爱国民主思潮，不仅冲击了男尊女卑的纲常名教，而且摧毁着压在女性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同时促进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应该说，长沙女学在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上、在近代社会教育史上都写下了光辉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页。

女学的影响确实让世人瞩目。但是，我们仍应看到，一些守旧的、落后的价值文化仍在影响着女学的创办。破旧立新是近代社会的一大半任务，但一些落后的价值文化仍根深蒂固，即使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冲击，到辛亥革命时期，社会风气仍未全开，某些封建意识、封建思想仍潜踞在国民心中，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人们认识、评判事物。如长沙女子职业教育课目的设置，大部分仍未能脱离“女工”、“女艺”、“女红”的思想藩蓠。再看教育目的，仍带有浓厚的封建道德色彩和男权主义色彩。如1907年颁布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其中有“中国女德，历代崇重……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使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微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18］又如，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发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中指出，发展教育实业的目的，在于培养女学生“陶冶健全之德行，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家庭之生活……”仍将德性、母性放在前面。

可见，辛亥革命时期女学对女性的改造、对社会文化的改造是不彻底的，兴女学、开女智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女性解放仍然任重而道远。“女性解放”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它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实现，女性到底该走向何方，现在仍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时代在前进，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汲取过去的经验，我们应更好地走向未来。

［1］徐勤.中国除害议［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2册)［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秋瑾.发刊词［J］.白话，1904，(1).

［4］抚院赵保护女学堂启示［N］.湖南官报，1903，第347号.

［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1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6］杨澍.朱剑凡和周南女校［A］.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7］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集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8］关于职业教育的解释［J］.中国女报，1907，(1).

［9］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17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

［10］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2.

［11］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三联书店，1983.

［12］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出版社，1995.

［13］刘慧英.遭遇解放［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4］女教员分饬各县聘用［N］.大公报(长沙)，1917－08－22.

［15］升任阁督部堂张札提学司整顿湖南学堂文［J］.湖南教育官报，1908，(2).

［16］蒋薛，唐存正.唐群英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

［17］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8］舒新城.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A］.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作者本人校对)

K257

A

1008－4681(2011)01－0006－05

2010－09－28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8WK11。

简姿亚(1973－)，女，湖南长沙人，长沙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文化、传播学。薛其林(1967－)，男，湖南益阳人，长沙大学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近现代学术思想与中西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