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唐陇右开发的成效和局限

王宏谋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略论汉唐陇右开发的成效和局限

王宏谋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陇右”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地域概念。汉唐对陇右的开发和经营主要集中在西部，亦即“大陇右道”下的“河西地区”。这与陇右整体的历史地位是不相称的。对狭义“陇右”的开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汉唐时期“陇右”开发存在的许多缺陷，对后世颇具启示意义。

陇右;概念;文化;开发

“陇右”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主要指陇山以西、黄河以东之地。大致上包括今甘肃省全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部分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一带。尽管“陇右”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历史区域，史料记载看似准确，但在一般研究中，仍有许多模糊的地方，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同时，陇右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化的代名词而言，其内涵则要宽泛、丰厚得多。

一

“陇右”之名，源自唐代的陇右道。“陇右道……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1］唐代陇右道所辖地域广大，包括今甘宁青新的大部分地区，这是广义的陇右。如今人们所指的陇右则是狭义的。其范围为秦汉陇西郡故地，即陇山以西、兰州黄河以东地区。历史上，陇右与河西并称“河陇”，概指甘肃全境。因此，陇右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

由于陇右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门户，在地域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对于陇右的开发一直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

秦汉以前，陇右大地始终是游牧民族驰骋竞逐的舞台。不仅河西走廊曾先后由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占据，就是与关中唇齿相连的陇右高原一带，也是由戎羌诸部族控制。特别是秦末强大起来的匈奴，雄据河西，西控西域，其它诸少数民族纷纷四散而逃。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里对西汉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直到汉武帝刘彻时，才在“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对匈奴统治集团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最终迫使匈奴退出河西，河西走廊正式归入西汉王朝的版图。

汉王朝在边地巩固战争成果的首要举措就是筑城建置、推行政令。武帝元鼎二年(前115)以后，汉政府在河西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辖三十五县，派官吏进行有效管理。河西四郡与金城、天水、陇西等郡相连，使广大陇右地区完全纳入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范畴之内。与此相配合，西汉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对陇右的统治。

汉政府经营陇右、河西，控制西域，既有巩固边疆、翼辅京畿的直接目的，更有打通、发展古已存在的“丝路”这条国际交流大通道以繁荣民族经济文化的深谋远虑。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就是为了保障“丝路”的畅通。同时，汉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迎来了“丝路”发展的高峰。“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

隋唐时期也是陇右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3］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包括陇右在内的全国广大地区都呈现出一派富庶景象，这确是不争的事实。由此看来，“陇右”的范围所指并没有特别严格的区分界限。这与少数民族迁徙活动的区域相关，与汉唐中央政府的经营紧密相联，时大时小。陇右概念中除了地域成分外，政治、文化更是其重要的构成要素。

二

历代中央政府，始终把陇右视为肘腋，采取一系列措施对陇右进行有效的经营。

移民、屯田、发展农业是两汉以来极力推行的举措。汉唐时期的移民、屯田往往是和本地经济开发联系在一起的。徙民开发即民屯。人口因素始终是农耕社会的基础。西汉王朝统治陇右初期，陇右人口稀少，大量可耕地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在元狩二年河西之役后，汉政府就“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4］这之后，有文献记载的徙民运动不胜枚举。武帝在元朔二年正月派卫青等人“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因为“朔方地肥绕，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于是武帝于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之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王、休屠王，遂空其地，稍后发徙民充实之。”元狩四年徙民最多，“关东平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5］

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平帝时仅河西四郡的人口就增至二十八万多人。这与《汉书·匈奴传》中所记昆邪降汉之初所统“四万余人”的情况相比，增长了七倍有余。这些徙民定居以后，由国家统一编制，成为开发陇右的生力军。

除了民屯之外，军屯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军屯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紧张问题。自古以来，军队的给养一般都有国家承担。两汉以降，为了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战事频繁，军队数量增加。给养成为不小的负担。屯田至少解决了军队的部分军粮供给。剩余部分上缴，增加了国家的物质基础。“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6］屯田积谷成为进攻车师的物质基础。

两汉以后，陇右的屯田始终没有间断过。到唐开元天宝极盛时，河陇之地有屯田三百多屯。按“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7］计算，陇右屯田垦种的土地达一万七千所顷，这还不算民间耕种的土地在内。

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作物的收获量增加。成为农业发展，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同时，这一时期，大力发展水利灌溉事业，引进新的作物品种，使农业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陇右西部的地理特点是戈壁和绿洲相间。这一地区的农业大多是在绿洲上发展起来的。西汉政府在开展屯田之时，就专门配备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引水灌田。《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汉破羌将军辛武贤在敦煌地区开六通渠的事情。清人徐松据此考察，认为古六通渠在清朝中叶时仍可灌溉天地，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域外的植物新品种也陆续传入。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萝卜等。它们大大增强了汉代社会经济的活力，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继承游牧民族生活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畜牧业。陇右西部的祁连山下，自古就是天然的游牧乐园。“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牧畜养。”［8］从游牧民族的发展史看，由游牧到定居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汉唐政府在经营陇右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奠定定居的基础，另一方面，利用游牧民族的先天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西汉政府不仅把大量徙民安置在“水草宜畜牧”的地区鼓励发展牧业生产，而且在戍田卒中专门设有放牧牛马的“牧士”。曹魏时，设“牧师苑”管理陇右之牧养。北魏亦在陇右设有官营牧场，马牛羊不可胜数。陇右成为中原战马、牛羊及畜制品的供应地。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马政，政府将全国最重要的官营牧区设在陇右。唐代继续推行这一政策。“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9］陇右的畜牧业盛极一时。位于今张掖山丹县的亚洲最大的军马场，其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以“丝路”为依托的商业逐渐繁荣。一般认为，陆上“丝绸之路”自张骞“凿空”开始，经过两汉的经营逐渐繁荣起来。其表现是城镇的兴起。由东向西看，天水、陇西、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都是汉唐时期比较重要的城镇。比如武威，早在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独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10］唐代更成了国际交往的中心。隋唐时的张掖更是如此，“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11］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曾在张掖接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张掖成为东西方人员和物品的汇聚中心。敦煌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会，五凉时期居住敦煌的粟特人就有百余人。到唐朝，作为“华戎交所一都会”的敦煌，其发展也进入兴盛期，来自周边各国的商人使者云集，商业、手工业繁荣。

以丝绸为主要商品的古代贸易，除了丝绸外，中国生产或出产的瓷器、药材、粮食等对西方客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用此则换取来自西方的珠宝、玉器、香料等物产。物质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通过交易，满足各自所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民族间的融合。

三

汉唐对陇右的开发，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首先是稳定了西部边疆，改变了长期以来游牧民族不断侵扰内地的局面，迎来了社会发展的好时期。另一方面，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中心文化的交流。但就整个“大陇右道”的开发而言，也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汉唐对陇右的开发重点在西部，亦即“大陇右道”下的“河西”地区。因为在战国、秦以前，中原王朝版图的西界在陇西，即今甘肃的中部地区。汉武帝通过武力击败匈奴，设立了“河西四郡”，将河西置于汉朝政府的直接控制下，使其西界达到了敦煌郡。又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将当地各少数民族政权纳入其统治下。到了唐天宝年间，其疆域“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12］龙朔元年(661年)，西域吐火罗归附唐朝后，唐政府“乃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皆置都督，督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13］这应该是唐朝西部疆域最大的时期。由于政府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和不断经营，才有了比较稳定的西部边疆。从另一个侧面看，对整个陇右地区的关注不平衡。或许由于长时间受少数民族的侵扰，汉唐政府对西部疆域的拓展和稳定极为重视，政策的倾向性明显。屯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保障了军队的供给，军队又成为保障这一地区稳定的坚强后盾，实现了良性循环。

但从自然条件的角度看，陇右西部远不如东部好。东部适宜农耕，西部有利游牧。陇右西部的秦地“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4］在以农业为本的时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而事实上，由地理条件所决定的生活方式成为短时间内很难逾越的天然屏障。这也造成了实际发展中的不平衡。如果不是中央强有力的措施和大力的援助，西部边疆的安定很难维系。

第二，各产业间、产业内部发展不平衡。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的发展始终是中央政府极力经营之事。汉唐政府对农业的重视莫过于屯田政策的普遍推行了。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发展，保障了“丝路”的畅通。陇右大地也有适宜畜牧业发展的天然牧场，汉唐政府虽然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但一直将其置于次要地位上，致使丰美的水草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至少农业与畜牧业不能平衡发展。同时，在屯田制推行的过程中，以军屯为主，民屯次之。军屯又往往与战事紧密相联。有为战争服务的性质，弊端明显。“汉晁措建议募民徙塞下，巳兆屯田之法。至宣帝遣故将吏屯田张掖，而屯政日开。自是厥后……凡有军兴，必修屯政。然而师行则举，师旋则废。议者徙备一时权宜，而未得经久承行之利……无他，汉唐之屯政，专为养兵，而未能兵民并济。汉唐之屯政，专为供战，而未能战守兼宜。”［15］特别是战后大量屯田被荒废，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荒芜，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三，商品经济的意识不强。汉唐时期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氛围也逐渐浓厚。河西的许多地方成为商贾的汇集地，繁华程度空前。然而，这一时期的商业发展模式，仍然带有浓厚的“朝贡贸易”的色彩。这种贸易体制突出的是政治性，即天朝大国的地位和尊严。其发端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侯，受封者必须定期缴纳一定的物品。汉高祖“白登之围”后，鉴于匈奴强大的力量，不得不采取“和亲”的外交政策，既送物品又送“美女”。这对于传统的中央王权来说是莫大的侮辱。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在对匈奴用兵的同时，又屡屡发师，东讨朝鲜，南征南越，西平西南夷，开疆拓土，盛极一时。从《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看，汉武帝时，西域诸国及东面的朝鲜，南面的南越，皆曾遣使朝贡。物品种类繁多，“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6］这些大大地满足了统治者的虚荣心，它们在“笑纳”了这些“奇珍异宝”后，对来朝者授封号、颁印玺、赐冠带。同时，赠与数倍于其带来的物质利益。这是吸引四夷争相来朝的法宝。例如，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51年首次朝觐时，汉朝的赏赐物品有“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穀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两年后他再次入朝，汉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17］隋代国祚虽短，但朝贡之势绝不逊色于汉。至大业十一年(615)，包括突厥、靺鞨、吐火罗、龟兹等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并遣使朝贡”。［18］隋炀帝曾于京城建国门外设四方馆，“以待四方使者”。［19］唐初，“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20］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就更多了。

这种贸易体制的存在和运行，是与汉唐强大的经济势力相对应的。它与正常的贸易规则相去甚远，不讲利润、不谈效益，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早在汉代，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弊端，开始限制一国一年内的朝贡规模和次数，但碍于颜面，执行的力度不是很大。唐之后，这种制度还在继续，只是在具体操作上更加完善。因此，隋唐时期河西地区的商业“繁华”背后是我们沉重的付出，从长远来看，并没有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1］欧阳修.新唐书［M］.卷40，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1039.

［2］范晔.后汉书［M］.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2931.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二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6919.

［4］班固.汉书［M］.卷6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873.

［5］班固.汉书［M］.卷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178.

［6］班固.汉书［M］.卷6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922.

［7］欧阳修.新唐书［M］.卷53，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1372.

［8］张澍辑，王晶波校点.西河旧事［M］.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157.

［9］马端临.文献通考［M］.卷159，兵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1386.

［10］范晔.后汉书［M］.卷31，孔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098.

［11］令狐德棻，魏征等.隋书［M］.卷67，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1578.

［12］刘昫.旧唐书［M］.卷3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1393.

［13］刘昫.旧唐书［M］.卷40，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1647.

［14］班固.汉书［M］.卷2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1.

［15］钟兴麟等.西域图志校注［M］.卷32，屯政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449.

［16］班固.汉书［M］.卷6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928.

［17］班固.汉书［M］.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3798.

［18］令狐德棻，魏征等.隋书［M］.卷4，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88.

［19］令狐德棻，魏征等.隋书［M］.卷28，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798.

［20］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6253.

2011－10－05

王宏谋(1976—)，男，甘肃灵台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世界古代史和古代中外关系史。

K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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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469(2011)05－0021－04

(责任编辑:代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