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东北女性写作的地域文化品格

刘颖慧

(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晚清时代,随着妇女解放思想的流变,中国女性文学逐渐走向成熟。自现代文学伊始,女性作家更是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方式的变革,西方文化大规模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作品。来自东北的女性作家是女性作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东北地域文化早已渗透进她们的血液,成为她们永恒的生命情结,最终铸就了这群在白山与黑水之间游荡的女性精灵。

新时期以来的东北女性作家群体既有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也有在东北出生后离开东北发展的作家,还有并非在东北出生却在东北有较长生活经历的女作家。然而不论她们与东北有怎样的生命联系,在创作中永恒不变的是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色彩。

一、丢不开的土地情结

白山黑水一直是东北地区的典型象征,那片油黑的土地是每个东北人民内心永远的牵挂,表现在东北作家笔下是其丢不开的土地情结。“故乡与土地是难以抹去的永恒的、中心的意象、主题和‘情结’”[1],对土地生命意象的崇拜是东北作家创作的基本母题。东北作家一直饱含着深情来镌刻文字,在他们的笔下,土地“辽阔、广大又带着几分苍凉,充满着旺盛、强大的生命力量,是大地之母,是一切生命的源泉”[1]。新时期以来的东北女性作家仍然体现出鲜明的土地崇拜意识,她们留恋家乡的每一片热土,情系共同生活过的每一个同乡,构建出丰富多彩的东北乡土世界。

黑龙江作家迟子建一直是东北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出生在中国最北端城市漠河的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小说和散文创作,用童年的生活经验书写出一个又一个“北极村童话”。迟子建的小说常采用儿童视角,这使其小说本身就具备了强烈的童话风格。读迟子建小说,宛如在童话的迷宫里穿行,虽不可预知,却充满幻想,而构建出其小说基本风格的就是迟子建童年的生活经历。透过她的笔墨,东北地区憨厚的人民、乖巧的小狗、无际的大山、依稀的村落、低矮的房屋、明亮的星光尽在眼前。对东北乡土的热爱是支撑迟子建创作的动力,她是东北黑土地上永远的奇葩。

辽宁小说家孙惠芬是乡土小说的执着坚守者。自走上文坛,孙惠芬一直从事乡土文学的创作。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词这样评价她:“孙惠芬是忠实的乡土守望者,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她以专注的目光,在乡土生活的日常质地建立了丰盈的艺术世界。近年来,她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法度、结构和乡土生活秩序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嬗变,精细分析了这种变化对人的心灵的微妙影响,她具有耐心沉着的艺术风格”[2]。多年来孙惠芬用自己的小说创作成功营造了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即“歇马山庄”,如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般生动鲜活。值得肯定的是,孙惠芬的乡土小说不只是讲述发生在歇马山庄的人与事,她还关注城乡文明的矛盾与冲突。在城乡文明的“较量”中,孙惠芬执着地坚守着乡土小说的阵地,扮演着一位冷静客观的乡土文明阐述者,表达了处于主体地位的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带来的戕害。孙惠芬之所以在现代化思潮中一直充当着乡土文明保护者的角色,皆是源于其内心深处的“土地情结”。

辽宁籍的马秋芬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从辽宁来到黑龙江的知青生活是马秋芬创作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黑龙江流域的边地生活使马秋芬对生活在大森林中的鄂伦春民族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她用自己的创作谱写了鄂伦春这个幼小民族的赞歌。马秋芬的创作东北地域色彩极其浓厚,正如彭定安所说,她是“关东文化一枝花”[3]。近年来马秋芬转战散文领域,《老沈阳——盛京流云》《到东北看二人转》是作家书写东北文化语境的新作,其散文对沈阳老工业城市和二人转等传统民间文化的热爱溢于言表。

对东北故土的热爱是新时期以来东北女性作家的共识,无论在东北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多长,她们始终牵挂着心中那永远的家园。即使有些作家成年后离开东北生活,但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却永远磨灭不掉。在创作中,脑海中关于东北的各种回忆时常浮现在这些女性作家的笔端,永远挥之不去。

二、人物形象的豪爽与大气

东北地区自然环境比较恶劣,谋生异常艰难,中原地区传统的农耕方式并不适合东北地域环境,因此东北人民的主要谋生手段是渔猎。渔猎生活造就了东北人民勇猛强悍的性格特点,“倔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量必然导致‘性格’的野性粗犷,或者说,倔强生命力的结晶便是‘性格’的强悍,这两者实际上是紧紧相联、密不可分的。”[1]野性粗犷的东北人民在性格上常表现出豪爽大气,不拘小节,追求自由,桀骜不驯,不受任何压抑与束缚,这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英雄情怀。谋生方式的艰难与英雄崇拜共同造就了东北人民豪爽与大气的性格特征,这是东北女作家笔下人物形象的普遍性格特征。

新时期以来的东北女作家塑造了众多的男性英雄人物。马秋芬《狼爷·狗奶·杂串儿》里的狼爷一生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狗奶没有孩子,却培育了三代狼狗。随着三代狼狗由一串子到二串子再到三串子,狼爷经历了由狼老大到狼叔再到狼爷的转变,狗奶则由狗子变成狗婶直至狗奶。狼爷的一生都在与狼斗争,直到培养出了三串子狼狗,狼爷从此好不威风。三串子陪着狼爷走遍了大山,经历了寒暑,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孙惠芬《吉宽的马车》里的吉宽本是歇马山庄赶马车的懒汉,他为了许妹娜来到城市发展,从最初被警察当作城里的垃圾,再到偶识林榕真踏入装修一行,最后终于与榕芳合作在城市装修行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与男性形象相比,东北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更为突出。她们虽为女子,豪爽与大气之风却不逊于男性,往往还能更胜一筹。徐坤《相聚梁山伯》里的职业女性们聚会时同样会饮酒划拳,她们之间用“兄弟”、“大哥”等男性话语来称呼对方,她们有不逊于男性的深厚友情。马秋芬《阴阳角》里的山木坤是一位又老又丑的鄂伦春女子,却有男人所不能及的狩猎与捕鱼的能力。对于爱情,东北女人常表现出强烈的野性色彩,皮皮《比如女人》里的娄红喜欢野合;对于友情,东北女人体贴热心,孙惠芬《吉宽的马车》里的黑牡丹对农民工兄弟十分热情,有求必应;对于事业,东北女人有执着的追求,徐坤《厨房》里的枝子不甘心将才华埋没在家庭琐事之中,毅然冲破了家庭的束缚成为一名事业成功的女强人。

新时期以来东北文学中的女性人物比男性人物更加突出,她们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勇敢强悍,缺乏温柔之风,这是东北地域文化浸润的产物。与中原女子的温顺相比,东北女性的热情泼辣、对事业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她们成为女性写作中风姿绰约的一个群体。

三、粗犷与细腻相结合的叙事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深植于文化之中,文化则是语言的外在表现。考察地域文化,语言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东北女性写作话语是东北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东北地域语言有极强的包容性与混杂性,各民族方言、俄语、日语等外来语言都对东北语言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纵观新时期以来的东北女性作家创作,语言风格可谓极其丰富,既有徐坤的一气呵成,也有迟子建的温婉和谐,还有孙惠芬的冷静耐心,更有马秋芬的豪爽大气。

马秋芬对东北地域方言的使用可谓得心应手、惟妙惟肖,如《二十九代人杰》中对杨白灯的动作、眼神、语言的捕捉细致入微:“杨白灯翻了他一眼,又龇牙一笑,并不走开,也叫他诨号:‘锉把子,臭白话啥?你是猫鼻子,狗鼻子,当真就闻见俺屎尿味了?!敢情你拿物儿是个大英雄,看人是瞎眼熊。哪个不知道俺关里人讲究寡净,见天价洗涮;伏天里,脊梁沟子不知搓掉几层皮,淌出的汗都是水清味。谁像你们林子里的人,长到三十、五十还不知道啥叫搓澡哩,一身灰垢子,不说你们是啥味,反正那味把蚊子呛得不叮,蚊虫呛得不咬。可倒好,夜里省得点火绳了……’”[4]。短短的200字就足以使杨白灯的形象深刻而又生动。

戴锦华教授称徐坤的小说是“嬉戏诸神”[5]的创作。的确,在徐坤的笔下,语言就是她玩味的对象。小说《先锋》中徐坤对“先锋”一词作了全新的解释,政治语言、医学语言、体育语言等都散落在创作中,更显其创作语言的丰富与雅俗共赏:

“先锋者,积极要求进步,积极靠近组织,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又红又专,热爱劳动,积极主动和同志打成一片之分子是也。”

“先锋就是存在,就是我的红卫兵时代,就是人或者牛,就是行走。”

“先锋就是进口超重低音音响,可接CD唱盘,卡拉OK功能完全齐全。”

“先锋就是国防消炎药、头袍氨午糖衣片,Ⅰ号Ⅱ号Ⅲ号Ⅳ号Ⅴ号Ⅵ号,败火去痰。”

“先锋就是赛场上永远打前场的。我想操谁就操谁。”[6]

孙惠芬的叙述总是很有耐心,其笔下的心理描写数量多质量也高,如《吉宽的马车》中吉宽的一段心理独白:“不管是我,还是林榕真,不管是许妹娜,还是李国平,还有黑牡丹,程水红,我们从来都不是人,只是一些冲进城市的困兽,一些爬到城市这棵树上的昆虫,我们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光亮所吸引,情愿被困在城市这个森林里,我们无家可归,在没有一寸属于我们的地盘上游动;我们不断地更换楼壳子住,睡水泥地,吃石膏粉、木屑、橡胶水;我们即使自己造了家,也是那种浮萍一样悬在半空,经不得任何一点风雨摇动……我们的梦想延伸不到属于我们的种群里,模糊了我们跟这个压根就跟我们不一样的种群的界限,最终只能听到这样的申明,你错了,你不能把自己当人,你就是一只兽。”[7]

新时期以来东北女作家的语言风格迥异,每位女作家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即粗犷与细腻相结合的叙事。即使粗犷如徐坤,小说语言仍充满着女性的细腻;温婉如迟子建,小说仍流露出刚性之风。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东北女性写作并没有“淹没”在文化的浪潮中,而是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除迟子建、徐坤等个别女作家广为人知外,多数作家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但这并不影响她们在女性文学领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群东北女作家们用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话语言说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东北人物形象,营造了独具东北特色的小说世界。在女性文学备受关注的今天,东北女性写作是不应被忽视的一块宝地,还需要众多研究者积极开垦。

[1]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74,79,95.

[2]孙惠芬.歌者[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

[3]彭定安.马秋芬论——关东文化一枝花[J].芒种,1991(2).

[4]马秋芬.雪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83.

[5]戴锦华.徐坤:嬉戏诸神[J].当代作家评论,1996(2).

[6]徐坤.先锋[J].人民文学,1994(6).

[7]孙惠芬.吉宽的马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