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本《诗经》学思想研究

沈丹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充637002)

季本《诗经》学思想研究

沈丹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充637002)

从对季本诗经学著作《诗说解颐》的文本解读出发，通过对他的生平及著作的研究，分析探明其诗经学思想，揭示了明代诸多解读诗经著作的基本思路。

季本;明代诗经学;《诗说解颐》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历经汉学、宋学、清代新汉学及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等发展时期［1］。在中国的《诗经》学研究中，明代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主要是由于历来经学家对明学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明人对于诗学贡献甚巨，他们注重以诗读诗，恢复了《诗》的本貌。并且第一次用艺术的心态面对这部圣人的经典［2］。明代《诗经》学研究的这种新气象，上承魏晋南北朝，下启清代独立派，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明代早期的诗经学研究，是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主的。永乐年间，胡广等奉敕编纂的《诗经大全》使朱学成为毋庸置疑的官学。到明中期，复古之风盛行，《诗经》汉学复苏，结束了《诗经》学宋学独尊的局面。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非汉非宋的与传统迥然不同的流派。他们凭借自己的学识及内心的领悟，对《诗经》的诗旨做出了不拘泥于旧说的阐释。季本就是这种立异派的代表人物。

一、季本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季本生于明宪宗22年(1485)，卒于嘉靖41年(1563)，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字明德，号彭山。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登进士第。授建宁府推官，征为御史。任长沙知府时因诛豪强过当而罢归［3］。

季本作为明代中期著名的学者，无论是在政治活动还是在学术方面，都是颇为人称道的。其仕途上历任御史、苏州同知、南京礼部郎中、长沙知府等职。他曾因救他人而上疏获罪，从朝官御史被贬为揭阳主簿。避科场美事，重家国守卫，冯梦龙在《智囊全集》里称颂他“舍甘就苦”，其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季本少师王文辕，后师王阳明。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体系影响了明中晚期整个知识界，是当时盛极一时的思想潮流。季本作为王阳明的入室弟子，著述甚丰。但他不喜空谈义理，其学趋于实。他曾实地考察黄河故道、海运旧迹、故国疆域等，著书一百二十余卷。他在哲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学界对此已多有研究，本文将不再赘述，只对其影响颇深的诗经学思想进行探讨。

除了诗经学著作《诗说解颐》四十卷外，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季本还著有《易学四同》八卷、《易学四同别录》四卷、《蓍法别传》一卷、《古易辨》一卷、《读礼疑图》六卷、《乐律纂要》一卷、《律吕别书》一卷、《春秋私考》三十六卷、《四书私存》三十七卷。其在明代的春秋学、易学等领域都占有不容小觑的地位，尤其是他易学方面的著作《易学四同》、《易学四同别录》等，是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问世之后迄于明代中叶，第一部系统辩证其易图的易图学著作，在易学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季本的《诗经》学研究

季本师从阳明，故在明代的《诗经》学研究领域，受王阳明心学影响最深的就是季本。阳明认为:《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4］。他对于经典解读的态度自然也深深影响到了季本。季本的《诗经》学著作《诗说解颐》多是靠自己的思考及对诗的独立感受而进行分析和判断。《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窃前人，而征引该洽，亦颇足以自申其说，凡书中改定旧说者，必反复援据，明著其所以然也。……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征，尚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也……”这种评价是相当公允的。

近些年，明代诗经学的研究成了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但关于季本的诗经学的研究论文仅有: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上编第四章第二节《季本与丰坊的＜诗＞学标新》，以及在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蒋秋华的《季本＜诗说解颐＞诗次说评议》、西口智也的《季本的诗经学》。

《诗说解颐》共四十卷(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分为《总论》二卷，《正释》三十卷，《字义》八卷。《总论》二卷又分设了“大小序”、“六义”、“诗乐”、“删次”、“章句音韵”、“训诂传授”六个条目。季本诗学著作，取名“解颐”，虽有袭其前代朱善之嫌，但正如他在《诗说解颐》自序里所说:

宋范处义、国朝朱善，皆以“解颐”名诗说，则“解颐”者，释经旧书也，今遇亦以是名书，其名同其意不相袭也。盖于旧说多所破之而一以经文为主。

由此可见，此“解颐”非彼“解颐”也。季本虽名为“解颐”，但其著作并非专为解释旧义，仅以经文为主，毫不拘泥旧说。明代著名士人徐渭，曾说:“会稽季先生所著《诗说解颐》，其志正，其意远，悉于经而不泥于旧闻，深有得于孔子之遗言，有裨后学。”(见于《经义考》卷一百三十条《诗说解颐》条)

关于《诗经》版本的问题，季本认为今存《诗经》并非是孔子删定的“诗三百”，而是经秦火后，汉代学者从民间口头流传中搜集编纂而来。

《总论》卷首，季本明确表示《诗说解颐》的解经方向，解一经之大意，损益别说并附论之。

按朱子于诗序有辩说，而六义于纲领又详论之，今考为总论，以见一经大意。东莱吕氏读诗记纲领，别有诗乐、删次及章句音韵、训诂传授之目。今亦损益其文而附论焉。

《正释》卷共三十卷，每篇首揭数语于篇端，谓之经旨。其与朱子不合的地方，稍加辩论。季本于正文每句诗文后标注赋、比、兴，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也。(《诗说解颐·正释卷一国风·周南·关雎》)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赋也。(《诗说解颐·正释卷一国风·周南·葛覃》)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比也。(《诗说解颐·正释卷一国风·周南·麟之趾》)

于正文后解释字义，关于诗旨的探讨引证丰富。虽然多有标新之处，但也是有理有据，颇能自圆其说。并旁征博引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文中多处提到宋、明大儒对《诗经》的解读言辞，或用来加以辩驳，或用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东莱吕氏”(吕柟)、“华谷严氏”(严粲)、“南轩张氏”(张栻)、“华阳范氏”(范祖禹)、“龟山杨氏”(杨时)、“临川王氏”(王安石)、“叠山谢氏”(谢枋得)等人的言辞常见于其文。如:

东莱吕氏曰:诗亦有初浅后深、初缓后急者，然大率后章多是协韵。按此二说可以为诗中通章复咏，而文句相同者之通例。(《诗说解颐·正释卷一·周南·樛木》)

华谷严氏曰:始则相戒不可斩伐而去之。中则相戒不但不可斩伐，但残坏之亦不可。終则相戒岂特不可残坏但低屈之，亦不可爱之愈深，护之愈至也!(《诗说解颐·正释卷二·召南·甘棠》)

此所谓以善慎其身也，而于其行又勉。夫人以思先君，情緒喑然矣。龟山杨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妫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见答于先君所致也。而戴妫犹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谓温且惠矣。

除引用诸位解诗名家的观点外，季本多有不同于经旨的独特解读。文中“非也”二字常见诸首尾，可见季先生研求经传，考究训诂之精深矣!

如《正释卷二·召南·小星》篇首“经旨曰”里，季本认为“此诗是贱妾所自作，大抵见其言之忠厚和平耳。集传谓其美南国夫人能不妒忌，则未见其然也焉。”《野有死麕》篇，旧说以为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以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汙。然季本认为这与辞意全不相类矣:

上言女为吉士所诱，而此则以温言接引之。使之徐徐而来也。盖帨不动，则其歩履轻。犬不吠，则其音声静。欲使密其形踪不为人知也。观于此言，则淫邪之情宛然可见。必欲强为之解，而曰女子以贞洁自守，何可通哉?

《邶风·泉水》篇，经旨曰:卫女嫁于诸侯，思归。省其父母而不得。故作此诗以自见也。旧说以为思归宁，非也!诸侯妻无有归宁之礼，使果有之，既曰父母终矣，又何可以言思归宁乎?

《召南·行露》篇，经旨曰:女子能持择配之正，不为强暴所凌，故作此诗以明其志。《小序》谓召伯听讼贞信之教行，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贞女。然详玩诗辞，有似暴男兴讼，以迫贞女。略不见政教之能禁戢奸邪也。先王盛时宜不如此，虽使召伯果能听讼，则亦非大畏民志者，乌足以语二南之化乎?故王雪山谓暴男侵贞女，女固可尚，男为何人?岂王化独及女，而不及男邪?意此必衰世之诗，录其女之不苟随耳!

愚以为《召南·行露》篇的解释最能体现季本解经的特点，概出新意，同时尊重诗文本身，纯粹从内心对经典的理解来诠释。这也体现出阳明心学对其影响之深。季本解经也并非率性而为，其所言据实以理。历有学者贬斥明经学空疏，批评实为太过。明经学很多地方都值得后人借鉴，它对于清学的开创地位自不待言。

季本认为今本《诗经》顺序错杂，在各篇之下注明了其归属。如:

诗人序采蘩于章首，岂无意哉?然此疑非后妃不能及。此意必《周南》之诗而误入《召南》者欤! (《诗说解颐·正释卷二·召南·采蘩》)

经旨曰:民被召公之德者，思其人而爱其树也。此必非《召南》之诗，盖召南诗召公所采而经其手笔者。(《诗说解颐·正释卷二·召南·甘棠》)

经旨曰:庄公无亲亲之恩，而不礼其夫人。无以为定国之本。庄姜伤之，而犹望其相亲也，故作此诗辩说。谓此庄公在时所作篇次，当在《燕燕》之前。(《诗说解颐正释卷三·邶风·日月》)

但季本解经的顺序依然按照今本《诗经》而来，并没有按照他觉得正确的顺序来编排次序。由于经文去日已久，考证它的排列顺序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但季本对《诗经》内容及主旨的理解诠释，是毛、朱等人都不及的。如:

“南国美文王屈己下人之德也。”(《樛木》)

“美后妃无嫉妒而欲众妾之有子也。”(《芣苢》)

“妇人因其夫免于征役，而以得遂室家之愿，归德于文王也。”(《汝坟》)

“此诗言人不可远人以为道也。盖知学者所作也。”(《蒹葭》)

“此人君得贤而爱乐之诗也。”(《菁菁者我》)

“此朋友常有救患之功，而为其所弃，故作此诗。”(《小雅·谷风》)

“窃意此诗怨而不怒，非庄姜之贤不能及此。”(《邶风·柏舟》)

三、季本与丰坊

研究季本的诗经学，丰坊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他们二人是同时代的人，同样深受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影响。解经方法不拘一格、对诗旨勇于探求的精神极为相似。

季本与丰坊两人都好出奇说，但二人并不相容。丰坊出身儒学世家，故谎称祖先于北宋间得秘府《鲁诗石本》，托名子贡、申培等，抛出《诗传》、《诗说》等著作，季本对此却不屑一顾，对鲁诗颇有讽意。季本对鲁诗讽刺之说使得丰坊在《鲁诗世学》中大骂季本“党附邪说”，是“污陋之甚者”［2］。

尽管二人相互攻击，但他们同受王阳明的影响，思路很相似。季本不同意前人关于风雅颂的解释，而认为其“杂以里巷狎邪之言”、“意始不明”。并对所谓“错乱多失其序”的今本《诗经》的分类，提出大胆的意见。认为《国风》与《国风》之间，《风》、《雅》、《颂》之间，《大雅》与《小雅》之间，都有相互错乱者。丰坊则假借所谓的“鲁诗”之名，打乱了《诗经》原有的编排次序。故而，二人的著作历来被学界斥为凿空瞽说、矫诬乱真，但事实上他们对诗旨的探讨及对诗篇文本的研究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丰坊作伪固然令后儒诟病，但其二人的敢出奇说，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清代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诗学创新。

后世盛赞清初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大胆疑古、立论自由，开创了清代《诗经》研究的新风尚。殊不知姚公的《通论》在诗旨的探讨及诗篇字句的训释上都采用了季本的一些观点。甚至批判《诗序》、《集传》的说法，而认为季本之说更为可通。在清初普遍否定明代学术的情况下，姚际恒尚能如此，正说明季本《诗说解颐》的可取之处。

［1］ 夏传才.思无邪斋诗经论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302－319.

［2］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189.

［3］ 黄宗羲.明儒学案［M］.上海:中华书局，2008:271－280.

［4］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54.

Ji Ben’s thoughts on The Book of Poetry

SHEN Da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2，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proves his poetry thought from the text reading of Ji ben’s Shi Shuo Jie Yi，through to his life and his works of research，and it also reveals the basic ways of the many works in Ming dynasty.

Ji Ben;studies of Book of Poetry of Ming Dynasty;Shi Shuo Jie Yi

I207.22

A

1009-8976(2011)02-0109-03

2011－03－13

沈丹(1987—)，女(汉)，河南开封，硕士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