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都城城址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谢雪宁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土木工程系,天津300384)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1]教授对于古都是这样定义的：广义的古都是凡作为王朝或政权的都城都包括在内,狭义的古都只是指作为重点保护和研究对象的都城而言。西安作为中国早期的知名古都,大致上可以分为4个阶段：即丰、镐期,咸阳期,西汉长安期,隋、唐长安期。在长达千年左右的时间内,西安地区先后有12个王朝在这一带建都[2]。北京地区虽然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地方诸侯国的都城,但是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都是1267年忽必烈于中都北郊外修建大都开始的,此后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古都。陈桥驿[3]在《中国的古都研究》中也曾指出：“西安是中华帝国早期最大的古都,而北京是中华帝国晚期最大的古都”。因此通过对于古都西安与北京的都城选址问题的研究,考虑影响都城选址的主要因素,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

1 古代城市的产生与选址原则

邵凤芝[4]在《试论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的诞生》中详细论述了人类早期城市产生的条件,诸如：定居生活的确定、劳动分工、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财富的集中。张学海[5]先生也认为作为原始城市必须具备如下要素：首先存在政治权利和行政管理中心,其次存在手工业阶层,最后是人口相对集中。

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早期城市是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建立的,城市是劳动生产不断分工之后的产物。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实践,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关于城市选址的基本观点。

据史料记载在仰韶、龙山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对城的具体位置与周围地理环境进行有意识的选择。诸如,城址须在高台之上,需要临近自然水源,其周围有一定范围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原或小盆地[6]。及至先秦时期人们已经非常重视城市的选址问题,并且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关于城市选址的一些基本观点。先秦时关于城市选址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择中”思想、“形胜”思想、因地制宜的实用思想[7]。程骏、马正林[8]在《中国城市的选址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中论述了关于古代城市选址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地形有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气候温和,物产丰盈。在封建时代,城市的选址除了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之外还受到当时的风水理论的影响。风水理论是将自然生态环境、人为环境及景观的视觉环境等做了统一的考虑,对传统住宅、村镇、城市的选址及规划设计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发挥过正面的作用[9]。风水理论也是影响古代城市选址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的选址在自然因素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早期的城市一般都是在自然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平原地区产生的。城市是人类不断发展的产物,最初的城市在此建立也正是得益于当地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古代人类社会早期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农业的发展,良好的地理自然条件造就了当地“物产丰富”、“天府”的美称,因而最初的城市也就修建在此。结合当时的风水理论,于是最初的城市就诞生在自然环境良好、生态环境优越之地,形成“依山傍水”的城市格局。

2 古代都城的形成条件及建都原则

都城是人类社会踏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水平获得较大提高后的产物。中国古代都城既是当时相关朝代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那时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中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象征[2]。成为都城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须有宗庙先君之主、住有国君、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具有宫室和其他相关建筑、已有朝见礼仪[10]。

古代都城所具有的一个特殊的职能是其作为政治中心的政治职能作用。古都作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政治意义是首位的,其他的古代城市虽然或多或少的是当地的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或是文化中心,但是只有国都才具备政治中心的职能。古都的政治中心职能也是伴随着王朝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和重视的。

关于建都的原则问题,一些专家学者都曾有过专门论述。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在《大国都》一书中提出了建都的三个条件：(1)叉路口,意指交通便利之地。(2)谷仓,意指都城附近地区粮食及其他物资供应能满足都城平时和战时所需。(3)要塞,意指交通地理形势好,便于防守,以利安全[11]。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则认为：选择都城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的[12]。经济条件方面要求都城附近须有一片富饶的地区,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制内,又利于御外。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如若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则不居中也就等同于居中。

古都的选址最主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王朝统治的安全。不管是良好的交通条件,还是作为要塞的要求,都是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古都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虽然也是军事中心、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其最本质的作用就是作为政治中心的职能。军事中心是从安全方面进行考虑,同时也就是为了维护其作为政治中心的职能。古都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能,也是因为其是政治中心。为了王朝的安定,都城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就必须得到满足,逐渐使得古都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考察中国古代的历史,凡是在农业生产力不足之时,往往也是王朝末期动乱之时。因此王朝选址之初一般也会选在土地肥沃之地,用以维系王朝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进而保证王朝统治的安全。因此,影响古都选址的因素从表面看来是自然因素和地势因素,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古都选址所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维系其作为政治中心的职能。

3 西安与北京作为古都的条件

3.1 地理自然因素的作用

首先,西安和北京的地理环境都很优越。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自古以来号称“关中”。在关中平原上较大的河流有渭、洛、泾三水,古代三水支流很多,又有许多的泽薮、湖泊相调节,使这片黄土更加适于农作物生长,而且很肥沃[13]。正是得益于关中地区良好的地理环境使得本地区自古就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区,且在人类发展的早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部,整体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贯穿北京小平原境内。北京小平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称。位于北京市的东北部的顺义区,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大平原的边缘,区内村镇密布、交通便利,水丰土沃、气候温和,素有“京郊粮仓”之称。

其次,两地的地形地势都很有利。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其南部的终南山横亘百里,成为西安南部天然的屏障;其支脉骊山、翠华山、南台山、圭峰山等,山势险峻自古就有“四塞之国”的美称[2]。

北京位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接处,其西、北、东北三面群山环峙,地势高耸,只有南面开口,面向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古代,其南面一带,水网稠密,又多湖沼淀泊,也成为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之间的天然屏蔽[14]。《日下旧闻考》中也曾经这样评论过北京地区的地理形势：“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绵亘千里,重关峻口”,“独开南面,以朝万国”[15]。

西安和北京在军事上都极具地形优势,进可攻退可守,是王朝统治的安全屏障。

最后,交通情况都很便利。关中虽然有“四塞”之国美称,但四围山地中仍有不少孔道、关隘可与邻近地区相互往来。秦、西汉时期的陆路交通网是以京师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四外延伸,形成以京师为中心西行达西域诸国,北行至今天的内蒙古后套地区,东行达今天的山东省淄博市,东南至今天的广州市,西南可到成都。由此可知当时的关中地区交通四通八达,辐射周边,带动周边与京师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16]。关中平原的渭水道包括陆路、渭水水路和潜渠三部分组成,它东出函谷关,西越陇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经济发达地区的漕粮和其他商品主要是通过它来运抵长安[17]。

水运历来被认为是比较经济的一种运输方式,尤其是运输大宗货物的时候。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可以在不卸船转装的情况下直接将南方的赋税运抵北京[18]。北京与当时南方的经济中心—江南相距约2 000km之遥,为了维护北方的政治中心职能,除了依靠北方本地的生产、生活资料之外仍需将南方的赋税源源不断运往京师北京。元朝时期郭守敬根据地势特点,自大都西北(今凤凰山麓)的白浮泉引水,修渠穿过大都城中,下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今北运河),接济了江河水量,从此运河畅通,使满载粮食与货物的漕船自江南能直驶入大都城内积水潭中[14]。朝廷通过修筑四通八达的驿道,开凿、延伸和维护运河,从而形成了“八方辐辏”的交通格局,把大量生产生活资料从江南地区配置到北京。

3.2 政治意义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决定定都之际,娄敬论及西汉时期关中地区之地理形势,与西汉建国时之政治斗争形势进行分析后向刘邦提议建都关中,指出刘邦是起自布衣,以力战取天下,人心未必尽附,因此选择国都不能不考虑地理形势。从西汉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关系看,当时对之威胁最大的乃是西北方面的匈奴。因而保卫西北边境,抵御匈奴袭扰,就成为西汉统治者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19]。因而西汉统治者综合考虑当时的内地潜在割据势力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为了王朝的政治安定,决定定都关中。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周朝时,北京地区得到一定的开发,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朝统一全国后,修建了万里长城,“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元清两代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北京的位置处于农牧交错带上,从辽金时起就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枢纽。并且北京背靠游牧民族政权的发源地,在统治阶层心理上能够产生较强的安全感与归属感[18]。

由此可见,通过定都北京,元、清的统治者实现了对原初民族地域的超越,改变了原初的游牧民族的特征,拉近了它与中原封建文明空间的距离。北京最终可以成为元、清的都城,主要是因为北京作为都城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定都北京可以向南方发动进攻,同时又可以向北方退守,回到其原来的统治区域;另一方面,定都北京,同时也是与中原封建文明融合的过程,通过定都北京北方游牧民族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通过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与融合增强了对于整个王朝的统治。

4 结语

古都选址的影响因素在历史发展初期受地理地势、气候条件的影响因素较大,但是在历史发展的后期却是由其政治意义决定的。

[1]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一)[J].陕西师大学报,1990 (1)：3-18.

[2]朱耀廷.定都与迁都-中国七大古都比较研究之一[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1)：69-76.

[3]陈桥驿.中国的古都研究[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 (1)：1-4.

[4]邵凤芝.试论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的诞生[D].保定：河北大学,2001.

[5]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J].文物,1996 (12).40-52.

[6]张国硕,程全.试论我国早期城市的选址问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2)：28-31.

[7]赵立瀛,赵安启.简述先秦城市选址及规划思想[J].城市规划,1997(5)：53-55.

[8]程骏,马正林.中国城市的选址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2)：61-70.

[9]曹润敏,曹峰.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中的生态安全意识[J].规划师,2004(10)：86-89.

[10]叶骁军.关于古都研究若干问题之初探[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5(1)：41-56.

[11]王逸川.地理区位因素对于中国古都的影响-以洛阳、西安、开封为例分析[J].文教资料,2009(5)：72-75.

[12]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9(2)：1-13.

[13]石嵩瑜,杨青云.古代关中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的启示[J].殷都学刊,1998(2)：27-28.

[14]朱士光.长安与北京-中国两座最重要的古都的比较研究[J].中国古都研究,1993(7)：212-224.

[15]于敏中.日下旧闻考(5)[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16]朱士光.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对都城建设的影响[A].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第五、六合辑[C].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52-67.

[17]王社教.隋唐长安城的选址及其内部结构的形成与原因[A].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235-244.

[18]刘宁.首都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6.

[19]朱士光.汉唐长安地区的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特征[A].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8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