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有存在感的学术评传写作
——以《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为中心

龙其林

(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 999078)

一种有存在感的学术评传写作
——以《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为中心

龙其林

(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 999078)

囿于研究凡例、对象、范围及治学思路，一般的学术评传往往突出传主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学术、社会贡献。《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则追求大时代中的现代学者的思想特性，在学术评传中对于社会与思想、政治与文化的整体格局进行了精深的描绘，由此更能传达出传主在时代变迁和文化发展中的独特体验和学术价值。

学术评传;存在感;潘光旦;思想特性

一

中国现代学术史虽然不过短短三十年，却是学者辈出、思想熠熠，这些学者在坚守学术研究的工作岗位之外，还将其知识、学术积累运用到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变革之中。这种群体性的努力给当时及此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他们在夯实学科基础、培养学术新人和传播学术新知的同时，还作为一种学术精神、学养品质及学人典范，引起了当代学术界的探索兴趣和重新发现。但问题是，这批现代中国的学术精英在历史语境转换、文化氛围变迁的背景下，面容渐渐模糊，留给人们的多是或隐或现的侧影、抑或薄纱轻抚的轮廓，如何还原这些学者的本真面目、思想轨迹与学术心路，成为研究者勘探历史资源、续接学术传统的当务之急。

从这个意义上看，吕文浩《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以潘光旦的个人经历与学术生涯为经纬，在潘光旦的生活经历还原、学术思想渊源和演变、现代学术群体的勾勒和思想争鸣等方面用力颇深且有独到见解，是研究现代中国学者及现代学术群体的学术、思想、文化状态的新锐之作。吕文浩在该书中，以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思想、社会、文化影响的学者潘光旦为对象，在家族渊源、人生际遇、思想形成及发展的过程中考察其学术理念的建构，分析了他对优生学、社会学、性心理学等新兴学科的接受与认识，以及他在民族观、婚姻家庭、性文化与中西文化观等方面的独到见解，为我们重新走进、理解和思考这位颇富争议的学者提供了契机。

一般而言，以学者为中心的研究著作往往习惯于强调传主个人的生活经历与社会作用，这既是由研究对象和范围限定的，又与研究者的治学思路和旨归有着密切关联。与通常的学者人物评传不同，吕文浩在《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中追求的是大时代中的现代学者的思想特性，因而对社会与思想、政治与文化的整体格局倾注了更多的精力。正如作者所说，该书“虽以潘光旦的学术经历和社会思想为焦点，但并不希望写成一本‘潘光旦学术思想评传’之类，太突出个人作用，甚至完全为个人‘树碑立传’的书”，“我的立意，毋宁说是把个人的经历与思想，看作一种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同时探讨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1］(P282)。正是遵循了这种将个人置于历史环境格局中考察的思路，吕文浩在书中从清理不同文献中关于潘光旦学术经历和思想世界的矛盾叙述开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期的历史背景下凸显潘光旦的文化处境，勾勒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思潮、学术主流，并与他的学术主张和研究实践进行对照诠释，尽可能地还原出潘光旦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中的思想衍变和精神境遇。

“在人类发展的坐标图上如何判定主体地位、明晰主体角色、明确主体诉求就成为文化自觉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人对文化的‘自知之明’首先需要主体意识的觉醒。”［2］基于对现代文化品性的审视，吕文浩得以从宏观视野审视了现代学术体系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问题，并发现了学科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较长时期以来均处于断裂状态:“知识史或学科史的研究往往由接受过该学科规范训练、栖身于该学科领域的学者来做 (如法律学界的学者研究法律史，社会学界的学者研究社会学史等等)，这种学术上的惯常做法使得知识史或学科史失去了其更为宽泛的关怀，仅仅作为某一学科体系的比较边缘的部分而存在。而以往思想史的研究更多考虑到观念本身的演化，将思想史和将产生它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已属难能可贵，将思想观念所由产生的知识背景加以揭示，长期以来乏人问津。”［1］(P14)作为反拨，吕文浩特别注意从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双向互动、比照阐释中揭示潘光旦的思想历程，在社会文化的实际工作中考察他的学术主张和思想理论，这样就将潘光旦的学术研究与思想的社会内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更加系统、深入地揭示其思想观念之后的影响之源。

例如，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潘光旦与张君俊就中国南北民族品性的争论，学界似较少加以细致探究。吕文浩从潘光旦和张君俊的学科背景、思想源流、社会影响等方面入手，指出了二者在看待中国南北民族问题时所具有的微妙差异，即潘光旦的自然淘汰与人口移植原则和张君俊的气候决定论的区别。潘光旦坚持严格的生物角度看待民族品质，认为笼统地划分南北两类是不准确的，他主张依据充分的身心品性的调查而后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因此，潘光旦很不认同张君俊从世界民族位于北纬33°至20°之间者多呈不进步之趋势，忽视了中国南方民族的特质: “在潘光旦看来，南方民族之所以优异，首先是由于他们中相当有一部分是北方灾荒所驱赶来的移民;其次他们在南方的湿热气候下，寄生虫、病菌等势力的活动不过于剧烈，他们在其中从容应对，抵抗力较强大者，得因抵抗而不病不死，而病与死者悉为本质孱弱、抵抗力薄弱之人，则其结果不但不足以促民族之‘衰老’与‘衰退’，反而能提高民族的活力。”［1］(P139)在此基础上，吕文浩从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角度来审视潘光旦的南北民族品性观，在生物学科史的知识之外还发现了其中含蕴的思想文化的性质:“潘光旦民国时期所探讨的民族问题有点异数的味道。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既不是偏于政治性的民族国家创建的问题，也不是民族关系的历史或社会学研究。他主要关注的是民族生物品质的提高和社会制度、观念的改造，通过内部改造来为民族或国族的独立自主贡献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与现代的民族国家问题无关。因为对于民族国家创建问题的思考是一种思想或学科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潘光旦的民族观显然是汇入了这一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流的，只不过他在关注面上与他人有所不同而已。”［1］(P144)正是从这个方面，人们不难发现潘光旦观察民族问题的基本方式，即在生物基础的平台上，综合考虑思想、文化、社会等因素在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提高民族的总和素质。离开了学科史和思想史相互融合这一点，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潘光旦的思想路数和他所经历的众多争论的实质。

在潘光旦的研究中，他格外注重批评的精神。“批评最重要的职能功用是评价，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公正性、公平性是批评之所以存在的根据，也是批评权威性之所在，而提供保证的正是批评原则的科学性。批评不仅要有规则，而且要讲原则，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活动和行为，而且是一种对活动和行为的裁判和评价。”［3］该书分析潘光旦对于中国性文化史的选择性阐释时，作者列出了社会舆论对于当时涉性事件、言论的评论以资参考，以便人们从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理解社会文化状态及潘光旦的学术观念。在对张竞生性学观念的评价中，作者对其性学观念的激进、研究的草率和商业操作色彩进行了论述，并从学理角度分析了张竞生“性学”的致命缺陷:“在一个现代学术史已经有所发展的时代，提出一些缺乏学理依据的思想见解，无论这些见解多么高明，大约是不能被冠以‘某某学家’的头衔的。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张竞生思想见解的进步意义，只是认为从学理上应作此区分。”［1］(P229)这样，作者在宏观地展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性学观念、社会开放状态的同时，也对张竞生与潘光旦的学术思想有了更具体的对照。

二

毋须讳言，当前的学术研究日益陷入体制化、抽象化，即便是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地剥离了思想的生命气息和人们的情感体验，从而显露出冰冷、苍老的面影。于是，我们在许多的学术研究中 (包括对于中国现代学者、作家的研究)，研究论著已与研究对象的生命体验、人间情怀完全无关，人们进入僵硬的材料、理性的分析及术语的堆砌之中，却无法获得与学者、作家的血肉关联。在这样的学术文字后面，人的意义和价值彻底地隐遁了，研究者们只能从枯燥的材料中演绎同样没有精神血色的文字，通过一个毫无生气的逻辑推理和分析综合过程来展现一个没有多少价值的命题。我们应该看到，学术研究在讲究理论深度和材料考辨的同时，也承载着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作家们的精神意义和内在生命，只有将学术文章建立在与对象的血肉连接时，具有永恒生命价值的学术文章才能够真正得以完成。

让人欣慰的是，在《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中，吕文浩为我们展现了学术著作的叙述魅力，他的研究与时下抽象的文字演绎不同，而是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发觉他 (它)们的情感、状态，从而寻找到了理论文章可能实现的空间突破。作者虽然长期从事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却擅长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视为一个具体的、有生命体温的人，其研究旨归也在于探究学者的心灵世界和思想运行轨迹。例如，在分析潘光旦的婚姻家庭观念时，吕文浩从增进生活的安乐、儿女的养育、人格的完满及社会的责成几个角度进行讨论，揭示了潘光旦将婚姻视为一个正常人自然欲望的合理追求。为了让学术文章显得更具有人间气息和情感力量，作者如此勾勒潘光旦对于婚姻增进生活安乐的观点:“他说，在西方个人主义发达的国家，一个成年男子无家可归，住的是鹁鸽箱似的公共宿舍，吃的是饭馆里的包饭。他历久难免感觉到厌倦，就想把他的生活从流浪性的改为固定的，在这个转念的时候，最可以引他入胜的自然是‘成家’的一念。”［1］(P162)不仅如此，作者还专门从潘光旦文集中挑选了一段活色生香的性情文字，以说明男子在婚姻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然诉求及婚姻的效用:

所以一个独身男子，住了几年亭子间，吃了几年饱饭之后，忽然有私人家里请他的，吃一两次富有家庭风味的饭，吃的时候，那位主妇又再三殷勤地告诉他说:“这个菜市大姑娘煮的，这块糕也是大姑娘蒸的……”，这个男子就快要上钩，做东床坦腹了。［4］(P476)

吕文浩在提炼文字、辛苦耕耘学术著作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探求潘光旦的心理历程、情感状态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他的研究以人心、思想为维度，因而能够从那些僵死的学术中全身而出，反而能依凭心灵的探询和理论的观照而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核。

在将潘光旦的恋爱观、生物学和性心理学串联起来后，吕文浩对潘光旦反对浪漫恋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以严格的生物学的眼光来看，浪漫式的恋爱或游戏式的恋爱，‘原是性的结合的准备，一度性结合之后，这种恋爱暂时就变做没有多大精彩’，一旦性结合失去了其远大的富有吸引力的目的，无须多量的准备，浪漫的意义自然日就减少”，“在潘光旦的眼里，作为性爱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状态，真正的恋爱是有其生物基础的，虽然它表现为主观上的情绪，但其唤起并不单纯依赖于这种情绪自身，它是品貌、才干、金钱、服饰等或实或虚的客观条件引起的;与其相信婚姻必须有恋爱作为基础、盲目的恋爱无须条件，不如多多相信恋爱背后的客观因素，唯有建立在客观条件基础上的婚姻才是稳固的”［1］(P150)。这样的论述不仅贴近生活本身，散发着浓浓的人间气息，而且极为有力地反映了潘光旦的学术思想汲根于日常生活、普通人伦的性质。在吕文浩的行文中，他所呼吁的是研究者对于理论素养和生命体验的并重，这正是他的学术文章充满温度、力度的原因所在。

三

《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不但是一本阐述深入、讲究表述、充满人间情怀的学术著作，而且也是一本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图书。事实上，吕文浩在该书中实践了图文互文的研究方法，力图通过“图”与“文”、“史”与“论”的结合，尽可能地还原潘光旦生活的历史阶段的文化氛围和时代风貌，为人们理解一代学者的思想、经历创造一种真切的环境。作者发现了图像与文字存在着的这种亲缘关系，巧妙地利用二者的互文性进行思想史中的现代学者研究，为著作增色不少。

在书中，吕文浩选择了书影、信笺、独照、合影、报刊等照片，多以实物图片来再现历史语境，其中既有梁启超给潘光旦《冯小青考》的批语的信函、潘光旦致胡适函，也有潘光旦于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的合影，以及其编译的《优胜原理》、《性心理学》等书的原版封面。与许多学者合作的学术著作不同，《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一书则实现了研究过程中的文字撰写者与图像编辑者的一体化，确保了图文从意义到趣味上的一致性，因而能够较为有效地传达出学术文章的意思或图像的意境。

相对于图文制作者的分离，文字撰写与图像编辑的合一更能体现出研究者的学术个性、治学理念，同时也更能保持图文互文的生成语境。事实上，对文字的熟稔和对图像的了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一起构成了作者摘选图像、撰写文字的基本理念:图文的互渗、说明;图像与文字在内容与形式上和谐统一;透过图像与史料还原学者的在场性与精神性。也只有在图文制作者合一的氛围中，“图”“文”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思想史的途径才有可能真正地融会贯通。吕文浩在《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中实践着这样一种“图”“文”一体化的理念。该书在具体的行文之中注重鲜活的心灵感悟、生命体验，使之成为一种精神现象的象征;同时，作者力图摆脱过去一般思想史著作中较多选择书影、报刊文章等客观物件照片的做法，而代之以富于生命内蕴和精神气质的图片，以便让传主的学术观念活跃在具体的个人经历与生活细节中，营造出一种学者的现场感。

为了营造这种在场感，吕文浩为自己的学术文字配上了精心选择的资料图片。例如，在《潘光旦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见解》一章中，为了凸显潘光旦的关于婚姻的可取性论述，作者选择了一张《潘光旦夫妇与女儿们》的图片。照片中的潘光旦夫妇面带笑容，安详地望着摄影者，尤其是潘光旦脸庞微胖、体态丰腴，足可见出婚姻给这对夫妻带来的宁静心态和生活的安乐;四个女儿依次站立在潘氏夫妇的面前，神态各异，或微笑、或斜视身旁、或似想着心事，显得秀气、可爱，预示着家庭的温暖;背景中的木柱、墙壁映现身后，显示着“家”的空间存在。正是这样一幅图像的选择，与文字所要传达的“在生活上，他比独身的人大概要规则一些，小心谨慎一些，有节制一些;他的营养也比较充分，比较不容易遇到危险，并且志气也比较远大”［1］(P162)的旨趣绝妙融通，令人顿生对于婚姻与家庭的向往之感。又如《从优生学向社会学的扩展》一章中，作者引述了潘光旦对于“遗传的天才”的观点:“凡是这一代在文化社会里做过诗人、文士、循吏、法家、或大将的人，在脑力上、智力上、性情上自有其与众不同的先天根据;而此种根据，既属先天，自有遗传与下一世的倾向;而受此遗传的下一世，在与上一代大致相同的文化环境里，也便有做诗人、文士、循吏、法家、或大将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并且要比在同一环境之内的一般人要大些”［5］(P388)。为此，作者选择了潘光旦1924年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获学士学位的照片，使读者在综合了潘光旦的士绅家庭、求学经历及家族背景后，加深了对于上述观点的感同身受和更加深入的理解。

吕文浩的这部学术评传，既重视学术思想的传承与资料的全面搜罗，又十分讲究文字的表述和生命情怀的浸润，在图文并茂、充满知趣的讲述中生动地再现了潘光旦这位现代思想史上的大家风采。更重要的是，该书处处表现着一种有存在感的写作努力，一种体察人心、阅览人生的智慧，这样的著述后面站立的是一位当代学者的睿智与通达，值得读者与学界认真地咀嚼、品味。

［1］吕文浩.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2］李金齐，童萍.论文化自觉的实践品质［J］.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4).

［3］张利群.文学批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学理依据［J］.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1).

［4］潘光旦.谈婚姻的动机——现代婚姻问题讨论之一［A］.//潘光旦文集:第9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潘光旦.人文史观［A］.//潘光旦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A Kind of Writing with Presence Sense of Academic Critical Biography——As the center of“Pan Guangdan in the modern thought history”

LONG Qi－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University of Macau，Macao 999078，China)

As the confined research stand，scope and scholarship ideas，general academic critical biography is often to stress the main outstanding of the hero’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academic and social contributions."Pan Guangdan in the modern thought history"is the pursuit of great times in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holars and the depth of the overall picture in the academic critical biography of the social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and cultural pattern of，which can better convey the special master of the times chang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que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value.

academic critical biography;presence;Pan Guangdan;thinking characteristic

G236

A

2095－0292(2011)05－0125－04

2011－11－10

龙其林，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