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赖昌星时代政商灰网

文/宗禾

商人与官员本不对立，但在社会剧烈变迁和缺少监督之时，二者逾越红线靠得太近只有两个结果，一是迅速暴富，二是面临灭顶之灾。很少有人能逃离这个法则，无论是一年还是多少年！

赖昌星一走12年。2011年7月22日，当确切得知他从加拿大被引渡回来的消息以后，微博上有人戏谑道：“一个商人回来了，一批官员要走了。”

时光变化真快，这个当年能和部级领导称兄道弟的商人经过12年的拘押，似乎像泄了气的皮球。不过，对于梳理当代官商勾结史，这始终是道绕不开的槛。更重要的是，他逃离之后，高压之下中国官商勾结暗暗形成诸多新特征……

“赖氏交友术”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上世纪末赖昌星和他的远华集团在短短五年内，走私金额高达50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一下子成为建国以来最大、最轰动的走私案件。与他一起创造“奇迹”的包括3名省部级、26名厅局级、86名县处级等总计600多位达官贵人，宛若巨网一张。其中官位最高者之一要数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

“你借给我老婆100万人民币，她不会做生意，赔了怎么办？”1995年春节前，赖昌星来北京，李纪周问他。上年底的一个聚会上，李纪周的妻子程辛联向赖提出借款。

“这钱是我帮你夫人做生意的，不用还了！”赖昌星回答说。

90年代初，第一波下海潮汹涌拍来，不到50岁的程辛联即从事业单位内退，跃身入海。此时李纪周刚升任部长助理，这个在公安部大院长大、父亲是老红军的政治新星，曾以加入“四人帮”专案组而引人关注。

来自晋江农村的赖昌星，依然保留着闽南人常见的一撇小胡子，加上身躯肥胖，人称“阿肥星”，他的身份是港商。1994年初“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这个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走私，赖昌星当然知晓，不走“官商结合”之路，根本无法开展“业务”。

“不怕你铁面无私，就怕你没有爱好。每个人均有弱点，只是你是否用心去发掘！”赖氏创造了一套交友术，从厦门到福州，从福建到北京，一路畅通。

李纪周与赖昌星的第二次金钱往来有关孩子。赖昌星通过香港，一次性汇给李纪周在美国的女儿50万美元。李纪周日后说：“我就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了。”

“赖氏交友术”还包括“借钱付息”、“高薪养‘亲’”和“红楼淫影”等。他曾向一位“有潜力的小官”借5万块钱，却付给20%高息，通过这饱含“人情味”的一借一还，委婉地把钱塞到了对方手里；他出手大方，频频邀请各界人士到厦门，并在办公室悬挂起他与某高层的大幅合影，笼络省市级官员。时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庄如顺说，自己虽与赖昌星没有共同语言，但实在受不了他“润物细无声”的“关怀”。在这样的“关怀”下，厦门口岸，上至关长、局长，下至关键岗位共160多人为远华集团服务，私货横流，国门虚设。

赖昌星人脉极广，远华案发后，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牟新生回忆起自己到海关总署工作前，公安部一位领导跟他说，到总署后，很有可能会与一个叫赖昌星的人打交道。

“赖昌星何许人，我不知道。当时，我只听人说过，赖昌星人称‘赖胖子’，了不得，区区一个港商，竟然与我们部级领导称兄道弟。”牟新生如是说。与赖昌星称兄道弟的就是李纪周，那份著名的长达74页的举报信里就有关于李纪周的内容。

投资绝对超值，走私利润不断翻番。一次，海南公安边防部门查处了某进口柴油的外籍油轮，李纪周帮赖昌星搞定了。

在“特种兵团”保护下，赖昌星的“经营范围”涵盖“两油”（成品油、食用油）、“两车”（汽车、摩托车）、“两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以及香烟等，最令人发指的就是成品油走私。中央调查组最初的调查即显示，1996年1月至1998年12月底，厦门口岸未报关进口的成品油居然有147船次，400万吨，价值高达100多亿元！

赖昌星，这个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农民，之所以能麻雀变凤凰，攀上高枝并猖狂走私，也离不开时代的画布。

相对于80年代沿海个人、单位多以黄金白银从港台走私买入手表、彩电、电冰箱，90年代中后期的湛江和厦门走私大案则呈现大额化、与要案相连、集团化、“一条龙”态势，“三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卷入其中；另外，石化体制改革迟缓，成本高，国际油价大跌后走私“倒灌”国内也是重要背景。

此前的腐败案多集中于流通领域，在“双轨制”下将计划经济中的资源转移倒卖到市场中攫利。而此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关税降低，走私整体式微而经济展现新热点，政商勾结方式迅速演变，重点向国企改制、房地产、金融、司法延伸，方式也急速升级，这些恐怕是当年赖昌星没想到的。

赖昌星和保护伞们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巨变中官商勾结的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端。

周正毅的“公共饭堂”喂饱了高官

周正毅

如果说流通业腐败获利还只是加价，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房地产交易中的黑洞利润则几乎翻番了。周正毅就是“一把好手”。这个曾在上海滩长袖善舞的富豪，一手搞定银行，源源不断地获得低价资金，一手搞定个别官员，甚至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拉上关系。

他身上有着那一代富豪最典型的人生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最早的个体户，第一批出国的淘金者，随后进入开始蹿红的房地产市场。

1994年，周正毅与妻子毛玉萍在黄浦区开办“阿毛炖品”。据说这家饭店每年可带来1000万元利润，成为周的“第一桶金”。而更大的伏笔是，这里一度被称为上海银行界的“公共饭堂”，这些人脉让日后的周可以得意地玩转资本魔方。

民营资金在上海房地产业躁动起来，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市政府大力招商引资，低价即可购得土地。两三年后，这些土地价值已让人不得不仰视了。当时，土地一级市场没有统一规则，拿地主要是协议出让，看谈判的。周正毅正是那几年杀入房地产业的。

2002年5月，周正毅与静安区政府有关部门签约，拿到该区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被称为“东八块”的17.64万平方米地块，并计划将此处改造成大型高档居住区。该地块毗邻南京西路高档商圈，为上海老城区稀有的黄金地段。

据多家媒体公开报道，获得“东八块”，周正毅付出的出让金是零！而和他开发这块地的合作者，则是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

有媒体称，陈良军视“阿毛炖品”如自己家，经常光顾。2003年，周正毅被捕入狱，三年后刑满释放。在押期间曾被曝享受特殊待遇，“照样吃香喝辣，还有‘大哥大’”，甚至可以在狱中主持公司董事会，这都与陈良军帮忙打点有关，陈甚至还经常开着车进入监狱探望周。

2006年9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陈良宇因腐败而被免职的消息，举世哗然。这是1949年之后，上海市第一个在反腐中倒下的在任市委书记。据《廉政望》报道，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亲赴上海，宣布周正毅案重新调查。当年查处周正毅案，正是陈良宇出面阻拦，被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这是个大人物！”一位第一面见到周正毅的商人回忆说，“我在人群中首先就看到了他，因为很少有中国的企业家打扮得那么精致。”有香港媒体评论，周的衣着、住地、消费方式都以香港最昂贵价位为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工作报告中提到，2009年查办发生在土地出让、规划审批等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达6451件。房地产领域日益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是涉案者的受贿方式从当初收土特产和礼金演变成收受巨额资金；二是近年来涉案多是用地规模大、价值高，腐败发案额度也高，造成经济损失十分惊人。官员与地产商成为其中主角。

2010年三四月间，新华社一连6天发表“新华时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痛批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其中3月30日那篇的题目是《坚决清除房价中的“腐败成本”》，表示房地产业需要公开的不仅是开发成本，还有开发过程涉及的所有审批环节，以全面挤压腐败空间。2000年后，在本轮经济周期中，房地产一枝独秀，屡调屡涨，制度漏洞频现之下，每个图章背后都有可能引发政商火热“勾兑”。

土地财政也是地方政府维护与房地产商良好“关系”的潜在动因。

事实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力明显偏向中央，地方缺少稳定持久税源，“土地爷”成为扩大财源的主渠道，要从根本遏制地方政府与地产商的不合法“联动”，财税体制改革无法回避。

2007年1月21日，周正毅再次被逮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判处周有期徒刑十六年。

如今，周正毅与陈良宇都在狱中。

王益“曲高和众”的“规则暧昧”生涯

王益

时光转换，外贸流通走私及腐败后，国企改制资产流失与地产兴起政商结合等腐败方式一一登场，不久后，中国金融业在大开放与大改革之中，一些漏洞也显露出来，穿越其间的各色人等勾结手法升级，也更为隐蔽。

2008年6月8日，是传统的端午节。在无任何先兆的情况下，时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王益刚参加完一个论坛，就在由宁波返京的飞机上被中纪委专案组控制，宣布“双规”。当时头等舱共8个座位，王益占一个中排靠窗位置，另7个都是调查组人员。

一个月前，5月6日，41岁的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摆满了花圈，前来悼念的不仅有各大金融机构、企业，还有政府机关官员。

报道称，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对“涌金系”展开调查，主要问题集中于在九芝堂重组、收购国金证券过程中涉嫌国有资产流失，魏东已被约谈。

2008年4月29日下午，魏东接听了两个重要电话，其中一个是老友王益打来的，随后他当着父母、妻子的面坠楼而亡。此刻，专案组正赶往其家。

坊间传闻，“扶植涌金系”正是王益的罪责之一。魏东的死亡，使有关部门对王益的调查一度陷入僵局。至此，媒体可以捕捉到的消息，只有涌金系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任副主席时的秘书，魏东的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人之一。

魏东曾以穿梭于高收益、高风险的政商之间而声名远扬。而王益，在中顾委办公厅工作了多年，积累下大量人脉资源。

1995年，王益就任证监会副主席。那时的中国股市还太年轻，从1995到1997年，股市一直处于暴涨暴跌之中，而市场越动荡，监管者的裁量权就越大。

“任何一个公司的上市，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工作’就是与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打交道。”一名投行人士曾对媒体这样描述“那个规则暧昧的岁月”，“即使发行部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思议，更不用说是身处权力中心的王益了。”

魏东初识王益，可追溯至王益任职证监会期间。王益能歌善舞，对于音乐界、娱乐界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而魏东在演艺圈中人脉极广，双方一拍即合。

1999年后，转任国开行副行长的王益在仕途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频繁换秘书，并大力提拔他们；二是职位离开了证监会，但人却始终不离市场，并且着力培养自己的势力，有意搭建其在市场与证监会之间的桥梁。

太平洋证券的上市也是一例。这家公司不符合IPO基本条件，也未采取沿用壳公司原上市代码等借壳方式，只凭借着两个与上市无关的部门——证监会机构部和证监会办公厅的相关批复，便在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顺利上市。媒体认为，太平洋证券能够上市，与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不无关系。上市使股东斩获约40倍的暴利，而这些股东中不乏王益亲属，还包括魏东的哥哥魏锋参与的“明天系”。

而王益被查处的导火索，则是其前任秘书孟涛非法收受一笔“融资奖励”。以此为引线，中纪委专案组开始了调查。其间经历了“涌金系”掌门人魏东的意外自杀，此后国金证券原董事长雷波、银河证券原总裁肖时庆等相继“落马”。

王益有作曲的爱好，2006年上演王益的交响乐《神州颂》，其场次之多、耗资之巨，均创出中国交响乐史纪录。其庞大的赞助商队伍包括全国众多金融机构、开发商以及一些知名企业，还有太平洋证券的两名股东，而魏锋正是音乐会策划者之一。

《中国金融腐败指数》课题组于2003年5月编制出中国第一支“金融腐败指数”，它显示中国金融业的腐败指数为5.42（越接近10，腐败程度越高），其中证券业的腐败指数最高，为7.26。

资金资源是企业的生命，而在计划与市场艰难的转轨之中，把持资金的垄断金融机构屡屡拒绝私企，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后者不得不开发关系，“场外”融通。这些好处费就是金融机构的收租，它们中的一些还与监管机构官员合谋盘剥获利。金融改革尚在途中，民间资金如何融通，私企嗷嗷待哺的需求怎样满足，亟待破题。

黄光裕，资本与司法的力量

黄光裕的暴富，使他一度成为中国梦的完美诠释者。他从一个连初中都没有读完的跑单帮“个体户”转型为中国首富，正好应对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二十年。

黄光裕

1969年5月，黄光裕出生于广东汕头的后歧村，自小家境贫寒。1986年，17岁的黄光裕北上经营电器销售。彼时，全国正在执行邓小平的用市场手段解决资源配置的方针，黄光裕和他的同道们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代。

仅十余年时间，“国美”就从一家门面店走向全国。与周正毅类似，1996年起，黄光裕开始涉足房地产业。2000年间，黄光裕结识了汕头老乡、有香港“壳王”之称的詹培忠，开始了资本游戏。最终，通过2004年国美电器在香港借壳上市，黄光裕一跃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

熟悉黄光裕的人多称许其精明、大胆、顽强，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但同时也对其“路子野、下手黑”的作风存有疑忌。

2006年，黄光裕兄弟因涉嫌违规贷款13亿被查之后，两人深感缺乏上层背景，一度将更多精力投入关系网的铺设。

黄光裕的核心人际圈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他非常喜欢结交有潮汕背景的人士，如娱乐圈名人京文唱片总经理许钟民、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等。在中国各地商帮里，潮汕商人和温州商人以善于抱团著称。在北京经商的潮汕商人会定期举行活动，通过各种活动，黄光裕与潮汕同乡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

当2008年11月，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再度被调查时，外界对于他昔日首富的光环和特殊身份，倾注了太多想象和演绎，似乎只有“史上最大官商勾结黑幕”的说法才配得上黄光裕首富的称号。

2008年10月中旬，黄松有被中纪委人员带走。黄松有涉案，被疑与其潮汕同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杨贤才的贪污舞弊案相关，当时杨的涉案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

“黄光裕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扩张一直被怀疑是得到了法院执行系统的助益，比如黄光裕很可能会从烂尾楼拍卖中获益。”某知情人士分析。

黄光裕与郑少东的“勾结”关系，虽未经证实，但两人过从甚密，尤其郑少东被查处的原因之一即为涉嫌违规处置走私、罚没物品，这与黄光裕的早年发迹似有暗合，让人浮想联翩。

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案一审的判决书显示，在接受黄光裕贿赂的官员名单中，最大的官也就是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队长相怀珠。对郑少东、陈绍基、许宗衡、黄松有、王华元、郭京毅等坊间传闻与黄光裕案有关的人，判决书没有提及。

围绕着这个急速兴旺的黄氏家族，司法、公安、税务、商务等机构官员卷入其中，“官商大网”时不时能帮上这位首富财富翻番。

当天，黄光裕被判了14年有期徒刑，他一脸平静。

刘志军与晋城女商

刘志军

2011年春节前，刘志军没有出现在一年一度的春运内部动员会上，这对他来说实属罕见。此时，铁路业内人士已嗅到了些许“凶兆”，但多数人仍认为刘根基深厚，很可能像2008年胶济铁路事故及其弟刘志祥买凶杀人案一样，逢凶化吉。

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刘志军铁道部部长职务。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今年1月上旬，山西晋城女商人丁书苗被查之后，有关部门即找到刘志军谈话。丁书苗案牵扯出多位铁路系统中高层人士。

1955年，丁书苗出生于山西晋城市一个偏僻山村。“她身高近一米八，体重也得一百七八十斤。”一位熟悉丁书苗的山西商人称。

上世纪70年代，丁书苗冒着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走村串户卖鸡蛋；80年代，她开始触及煤炭运输。

绰号“傻娘”的丁书苗，发家之初，没有资本，做生意全凭善处关系。2003年以后，煤价大幅上扬，煤炭运输成为瓶颈。此时，丁书苗逆势而上，她能从铁路上拿到车皮，是因为搞定了山西铁路的大人物罗金宝。

罗堪称刘志军的嫡系。随着他的一路升迁，丁书苗在铁路系统的人脉也由山西直达京城。

2000年，在罗金保的引见下，丁书苗接触到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志军。同年，丁书苗成立博宥集团，涉及高铁设备、影视广告、酒店投资等领域。此后，这个集团几乎垄断中国高铁声屏障项目。2006年，博宥集团参与组建的智奇公司，成为中国动车“组轮对”生产和维修基地。

丁书苗“做关系”很有一套。她通常是从领导家人入手，帮助安排保姆照顾家事。她还深谙秘书之重要，曾在北京组织全国秘书界联谊会。丁一步步夯实了这张政商关系网。

2003年，刘志军上马铁道部部长。他立即搁置了铁道部原本正在推进的网运分离改革，拒绝打破铁路垄断，转而大谈铁路要跨越式发展，并得名“刘跨越”。

之后，中国开始进入高铁“大跃进”时期，铁路建设投资逐年加码。2006年2088亿元，2008年3000多亿元，到2010年已增至7000亿元。

新项目几乎每个月都在上马，各地项目引来了众多分食者。在铁道部这个中国经济运行中管理最为封闭的体系内，“内部人”作用巨大。

中央纪检部门查实刘志军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系集中在高铁工程招标领域。丁书苗作为中间人，也在一轮轮招标中赚得盆满钵满。

铁道部原意是将项目都交给原属铁路系统的中铁集团和中铁建集团总承包。最终形成的格局是，中铁、中铁建大约拿走了高铁项目的70%到80%，而中交、中建及其他地方建设公司拿走了20%到30%。

“这个潜规则很巧妙，国企是不能直接给回扣的，他们拿到总包后要分包，有些就分包给私营公司，通过私营公司给中间人回扣，有的是个人对个人走账。也有私营分包商自己有关系，能分段或在子项目下拿到订单，再找国企合作。”消息人士称。

丁书苗所开的中介费为合同的3%左右，据统计，由她参与介绍的项目总金额达数百亿元之巨。

2008年奥运会前，丁书苗已脱胎换骨。她不仅出资5000万元，参与拍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还欲打造一家世界顶级俱乐部。

2008年中国政府为拉动内需与改善民生推出4万亿元刺激配套计划。刘志军主推的高铁项目在1.5万亿元基建投资中成为最大受益者。仅2009年，高铁的投资规模就高达1.5万亿元，也为未来的高负债埋下伏笔。

在刘志军看来，2010年中国高铁建设“成绩斐然”，“无论是路网规模还是速度等级，都跃居世界第一”。再往前追溯，在他掌握铁路系统生杀大权近十年内，共实现了七次中国铁路运输大提速。但这一年，从罗金宝、丁书苗到铁路审计，多条线索都开始指向这位之前少人监督的铁路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