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信息下改善农民工公益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设计

□郑光永

非对称信息下改善农民工公益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设计

□郑光永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农民工教育面临逆向选择问题，可能导致政府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通过主动设计某种机制能够阻止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有效降低不对称信息带来的不利影响。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农民工；公益性教育

2011年5月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教育状况专题调查表明，在深新生代农民工中，明确未来要“返回家乡”的仅占16.1%，47.5%的农民工将“谋求发展”作为出来打工的首要原因，84.6%的农民工最担心“知识技能水平跟不上”社会发展和“没有提升和发展的机会”，充分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动机强烈，忧患意识浓厚。由于没有务农经历，返回家乡并不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同时，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而言，农民工作为工业化中重要的人力资源要素，长期留在城市并成为高技能产业技术工人，既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

然而，调查显示，85.5%在深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以下，83%的农民工从业岗位技术含量偏低，收入不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指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大和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是其人力资源积累最有效的途径。[1]但与城镇职工相比，明显偏低的收入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在教育、技能、健康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热情与力度，30.1%的农民工甚至不愿意自己花钱参与学习，51.8%的农民工通过“自学”、“企业内部培训”等投入较少时间和金钱的方式提升知识技能，因而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必定是缓慢的。结果是，在深工作6年以上者仅占19.1%，大多数人终将因为知识技能不够导致收入不高而选择离开，仅20%的农民工能逐渐成长为高技能产业工人。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开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由于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引起的“技工荒”问题，显示了我国工业化升级对劳动要素素质的新要求。[2]解决这样一个结构性不平衡问题，不能通过工业化的降级来平衡，只能依靠劳动要素的素质升级来解决。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所造成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许多社会性、公共产品诉求如教育培训等严重失灵，而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

一、政府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分析

贝克尔（1962）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不仅仅限于给投资者本人带来货币和心理收益，它常常会给投资者以外的其他人或组织带来某种利益和好处，这种情况被称作外部性。当组织或个人的行动为他人带来了收益或好处而自己又未能取得相应的报酬时，便产生了正的外部性。通常情况下，涉及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表现为正的外部性。[3]

由于人力资本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公共物品，如健康体质、知识、技能以及由此引起的文明、创造力、创新、发明等都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企业不愿，农民工个人也没有能力进行这方面的投资，市场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其动机就是要治理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第一，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第二，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中的机会均等；第三，弥补和调节个人、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足。[4]

近年来，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日益重视，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政府公益性的农民工教育投资主要集中于前劳动力市场，①如开展正规学校中的中等或高等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与劳动力市场相比，这种面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具有根本性，具有强烈的外部特征，能在更高程度上实现人力资本的外部效益、规模效益和连锁效应，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对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推进城市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调查表明，政府公益性教育受到极大欢迎，78.9%的农民工对政府部门提供的免费学习机会持积极态度。

然而，由于政府与农民工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却可能造成公益性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

二、逆向选择问题对公益性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搜集、获得以及处理信息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帕累托有效的均衡结果可能难以实现。对此，非对称信息研究的先驱阿克洛夫（1970）认为订立契约时或契约执行过程中有些“私人信息”是一方知道而另一方并不清楚的，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常被称为“代理人”，而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5]显然，在政府公益性农民工教育活动中，政府是委托人，农民工是代理人。私人信息的存在使农民工比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这种信息占有上的不同就称为“不对称信息”，由此引发的代理人（农民工）谎报真实情况的问题归结为“逆向选择”问题，这可能导致政府公益性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

调查表明，由于大专以上高等教育学历对工资提升作用明显，其现实重要性超过了职业资格证书，87.3%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得到大专以上学历。因此，政府部门面向工作优秀、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开展公益性的高等学历教育活动，必定会受到农民工的热烈欢迎。

然而，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告诉我们，政府部门由于很难鉴别到底谁是真正渴望学习而不是混文凭的农民工、谁能克服工学矛盾坚持学习而不会半途而废、谁能诚信考试不违反纪律，因而面临逆向选择问题，可能会造成非常尴尬的局面，即政府花的钱没有产生预期的人才培养效果甚至被浪费。

实际调查也显示，如果学习的路途时间超过1小时，则43.3%的农民工就不能坚持到校参加学习；路途时间超过2小时，几乎没有农民工能够坚持学习；68%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的第一选择是休息、上网、逛街、看电视或者加班挣钱等。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观念上并没有树立人力资本投资意识，虽有发展目标，却没有在当前切实地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克服困难，放弃一些机会成本，为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水平付出努力。

由于政府公益性的农民工高等教育学习机会意味着能够节省可观的学习费用，而政府给予农民工的学习机会是一次性的，双方合作关系不会长期维持，因此某些拥有私人信息的“低质量”农民工就可能通过“伪装”来隐瞒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路途很远根本不能参加学习或不能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的情况，从而获得公益性的免费学习机会，进而造成低质量的学习过程。在一些政府部门开展的公益性农民工教育活动中，少数农民工在面临工学矛盾、加班收入损失、机会成本、时间成本时，难以克服困难，不能坚持学习，甚至在考试中采取作弊行为。

同时，政府要获取农民工的私人信息，成本非常高，等到发现真实情况，已经难以处理，从而造成政府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

三、减轻逆向选择问题不利影响的机制设计

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机制或者契约来主动识别农民工的私人信息，防止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对公益性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不利影响。只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努力不会导致太高的成本，这个机制就是可行的。

信号发送与信息甄别是属于代理人和委托人各自主动采用的市场效率改善机制。信号发送指拥有私人信息的代理人通过采取某种可被观察的行动（即发送信号）来向委托人显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信息甄别则指委托人设计某种方案来主动识别代理人的私人信息。无论何种机制，均涉及到由代理人承担成本的“信号”，信号之所以起作用是由于不同类型的代理人发送信号的成本不同。[5]

（一）信号发送机制设计

以政府公益性农民工高等教育为例，谁更有激励通过信号发送的方式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其一是拥有高质量公益性教育资源的政府，这种资源最有可能因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而不为广泛周知，如果多数农民工不知道或者不相信，则政府的选择余地很小，资源利用效率受到损失。其二，由于资源有限，十分渴望学习也能坚持学习的农民工，他们不愿意看到市场失灵，希望自己能获得宝贵的机会。

因此，一是政府部门应通过各种覆盖面广、互动有效和成本较低的方式，如移动网络将公益性教育信息发布出去，广而告之，鼓励高学习质量的农民工积极响应。

二是文凭、工作经历、获奖情况、经济状况等都是有利于农民工获得政府资助的信号。农民工通过准备各种证明材料，主动承担“信号成本”来表明自己是最适合公益性教育的申请者。那些甚至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去进行信号发送的农民工必然是“低质量”的，不应占有政府有限的公益性教育资源。

三是通过实施严格的教学管理与考试纪律约束，释放对低质量申请者不利的信息。

但是仅仅依靠信号发送机制是有缺陷的，一是人类通常在利益的驱动下有可能主动发送对自己有利的信号或者隐藏自己的真实类型而伪装成其他类型；二是信号发送成本是变化的，例如政府公益性教育的资助对象一般是那些工作表现优秀且收入较低或经济困难的农民工。然而企业生产一线员工与办公室人员在获得企业的推荐证明方面显然成本完全不同，政府仅凭企业证明无法分辨农民工的质量高低。因此，政府采取主动的信息甄别机制十分必要。

（二）信息甄别机制设计

代理人之所以说假话，是因为在说假话机制下说真话不如说假话来得好。如果某种机制使说真话始终成为代理人的最优选择，代理人在这个机制下始终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那么该机制就一定是个说真话机制。[5]政府在农民工公益性高等教育中，在不能穷尽所有可能机制的前提下，如何找出一个全局最优的机制？显示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说假话机制都可以由一个说真话机制来取代并得到相同的均衡结果（Molho,1997）。因此，政府应将关注的范围集中在那些让农民工说真话的机制上，然后在这些说真话机制中寻找出对于政府而言最优的机制，如成本最小。

信息甄别就是委托人（政府部门）处于垄断地位时的一种最优机制设计。此时，我们假定每个农民工都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学习质量，只要说真话时获得的效用足够高于说假话时的效用，低质量类型就不会试图伪装成高质量类型。

以政府公益性农民工高等教育为例，一个可行的信息甄别方案是：

首先，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提供一组契约，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学习规则，要求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并将保证金与坚持到校学习、按时毕业和遵守考试纪律等因素联系起来，来识别公益性学习申请者的私人信息，甄别出真正能克服困难，渴望学习并最终能够学有所成的农民工，阻止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降低非对称信息的不利影响。此时，面对政府提供的契约，那些低学习质量的农民工，由于其不能保持高质量的学习过程，按时毕业几乎不可能，此时说假话就意味着可观的经济损失。

其次，政府可采用基础知识测试的方式主动将高中阶段学习过程不清晰的农民工甄别出来排除在外。

第三，虽然高等学历教育最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但相对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其受益者首先是本人，其次才是社会，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理应由农民工本人承担一部分费用。这样低学习质量的农民工就不得不在报名学习前认真思考，采取对于自己最正确的决策，从而将其真实的情况表现出来。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农民工教育可能面临逆向选择问题带来的政府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主动设计信号发送和信息甄别机制，能够有效阻止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降低不对称信息对公益性教育活动的负面影响。

注 释：

①前劳动力市场指劳动力就业前的阶段，对于前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具根本性。以往政府对农民工这个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是隐性歧视的，目前状况有所改变。

[1]简新华，黄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王德文，蔡昉，高文书.全球化与中国国内要素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J].开放导报，2005(4).

[3]翁杰.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及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08(1).

[4]郑英隆，黄振荣.工业化变革中的农民工劳动形态[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5]陈钊.信息与激励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郑光永（1968-），男，安徽祁门人，广东省深圳市职工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工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工和农民工教育、企业管理、电子商务。

2009-2011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深圳市农民工素质教育状况调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主持人：程立达。

G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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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518（2011）25－0041－03

责任编辑 肖称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