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之“根” 究竟在哪儿

左 犀

北京胡同之“根” 究竟在哪儿

左 犀

前些年有人提出，北京把巷子、里弄称为“胡同”，可能是源于蒙语“水井”说。于是乎，有人就把北京胡同的出现归于元代，又把西四南的砖塔胡同称之为北京胡同之“根”。这种说法其实仍有待商榷。

胡同的源起

根据《管子》和《墨子》所载，春秋至战国间，各国都城就已有以闾里为单位的居住方式。另又据文献所载，西汉长安城内闾里有160个，每一闾设有“弹室”，以控制并管理居民。（见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

另据北京地理名家王越先生研究，依照《周礼·考工记》所载的“营国制度”规定，都邑街道为“棋盘式”。主干道以相对的城门为始、终点，被其所分隔出来的“小区”，便成了都邑居民居住的基本单位。换而言之，我国早在周代就已对都邑内居住区实行闾里制。居民以五家为“一比”，五“比”为一闾（25家为一闾），闾的四周围以高墙。墙的四面或两面开有供居民出入的门，称“闾”，并设“里正”管理，早晚定时启闭。

“闾里”又分“国宅”和“廛”。王公贵戚和朝廷重臣居住的地方称“国宅”，一般都围绕在宫城左右或前后；平民居住的地方称“廛”，按职业的不同分区居住，工商业者住处近市，一般居民则分处城的四隅。一闾之内甚至还有“闾左”“闾右”之分，即平民和穷苦百姓住在闾门的左面，富豪之家则在闾门的右面。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曾在楚怀王手下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这是因为楚国王族支脉中有“昭”“屈”“景”三族，他们在郢都内各有特定的居住区，分别称之为“昭闾”“屈闾”“景闾”，号称“三闾”。“三闾大夫”即为管理这三个闾的官员。不仅如此，《史记·陈涉世家》还详细地记述道：“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今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戌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二世胡亥下令“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让住在闾左的穷人和囚徒去戍边服役，从而成为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导火线，爆发了农民起义。

由上可见，闾里制不仅是我国最早的管理城市居民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还产生了“闾巷”。即闾里中供居民间互相往来的通道。

到了北魏年间，闾里制开始向规整的里坊制过渡。虽然如此，但“坊者防也”，仍采取防、市分离的模式。坊的四周筑有高大的坊墙，坊门悬挂着刻有教化之意的坊名匾额，并设“里正”专来管理，日出时开坊门，日落时关闭。

我国封闭式的闾里、里坊制度，从周代开始，一直到宋代实行开放式的里坊制，先后延续了近两千年。闾巷，也从坊巷变成了后来的胡同。

胡同的演变

“胡”字原来是我国古代对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即“胡人”。对那里出产的东西也都加以前缀，如“胡琴”“胡豆”“胡椒”“胡瓜”“胡桃”等等。但是，把居住区内供居民往来通行，且较为窄小的巷子称之为“胡同”，却有着几千年的演变过程。

“巷”，在汉代许慎所撰的《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巷，里中道。”又说：“闳，巷门也。”但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巷也称闳。

《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一节记述了我国奴隶社会周王朝建都邑的制度，也就是“周法”。其间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其大意是说，匠人营建王城（国都），应该是九里见方的，且每边设三座门。城中主要的道路南北三条，每条三涂；东西三条，每条三涂，形成经纬道路网。王宫居中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的所在。

尽管在我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完全符合这种理想营国制度的都城几乎没有，但其对都城规划建设的影响却是毋容置疑的。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如汉代的长安城、隋唐的长安城、宋东京汴梁及临安、元大都城和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城中门门相对的“棋盘式”道路和街道分隔而成闾里、里坊。闾里、里坊之中供居民往来，较为狭窄的通道即是闾巷、坊巷或里弄。但如前所述，在北方地区，把巷也称之为“闳”。其后出现的“胡洞”，即是由“闳”音转来的。

但是，近年发现辽代幽州僧人行均编撰的《龙龛手镜》，后人称《龙龛手鉴》，共四卷。这是一部根据写本《佛藏音义》编纂而成的字书，共收字26430个。书里所载的文字与敦煌写本相同。其间收录了大量俗体字，是唐代前后俗体字的总汇。就在这部书里，不仅收录了巷的专有名词“”，还收录了与“胡同”有关的“闳”字。书中说：“闳，巷也。”而“闳”与“虹”又是同源词。汉《毛苌诗传》就说：“虹，胡同切。”所以，在北方地区自汉至唐宋，一直延续着“巷”音“虹”，念“胡洞”古音，且成为华北，乃至东北地区用于城市中对巷的俗称。到了明朝在“胡同”二字的外面又增加了“行”字，变成了“”，表示可供居民往来通行的小巷，并正式列为街巷名。之后，又省略成了“胡同”。明张爵编写的《京师五城坊巷集》里说：“庶五城浩繁几千条之间，一举目而毕见……”直到清末又省略成了“胡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述辽、金故城元之大都新城，类似于地方志一类的书籍《析津志辑佚》中，有这样一条资料：“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

既然有人认为“北京的胡同源于元代的大都城”，其街巷本应以“胡同”名之。可恰恰相反，却是以“火巷”命名的。而且，火巷的数量在元大都城中独占鳌头。其中的“”是“弄”的古字，“通”的南音为“弄堂”。这些火巷宽6至7米，东西走向、南北排列，多数为22条。至今东直门（元崇仁门）至朝阳门（元齐化门）之间，仍保留的呈东西走向、南北排列的22条胡同，正与此相吻合。而且两条火巷之间所占的面积也正好是80亩，即每户平均8亩，与建元大都新城时规定“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相当，也足以说明元大都城独尊火巷的史实。

北京胡同的发生地

原先位于今西城区广安门内外的金中都城，是以宋汴梁城（开封）为模本进行规划建设的。城中设62坊，但其坊巷的规制诚如“清明上河图”所绘，完全是一种开放式的里坊。

13世纪，忽必烈继承汗位，从蒙古高原的都城——哈刺和林（今蒙古国境内）来到了燕京，并驻跸在了金中都东北郊的离宫——大宁宫（今北海公园）。之后，又决定放弃金中都城，并以琼华岛为中心建设大都城。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宫阙告成，并于“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戌，诏旧城（指金中都旧城）居民之迁京城（指大都新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元史·世祖本纪》）。这就是说，在大都城建成之后，便不断有贵族、官僚、军户、匠役，以及富商巨贾迁居新城。尽管如此，旧城除宫城被焚毁外，市场、坊巷等仍如往常。但大都新城的人口规模迅速增加。据推算，从至元元年（1264年）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的18年间，迁入大都新城的各类人口大约在16万户左右，若以每户5口人计，总人数应在80万人左右。

当时南北两城的官员、居民等往来非常密切。而且，每年农历二月，“北城官员、土庶、妇人女子，多游南城，爱其风日清美而往之，名踏青斗草”。（《析津志》）出大都城正南门（丽正门）、西南门（顺承门）奔金中都东北——施仁门，应是其间最便捷的通衢。施仁门的位置恰在当今虎坊桥之西，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的南口处。今日所见的杨梅竹斜街、铁树斜街、樱桃斜街便是当年几条通衢的遗迹。

另据1965年的考古证明，金中都在原辽南京城基础上向东、南、西三面扩展部分街巷，完全是按北宋汴梁城的形制修筑的。今宣武门大街以东的北柳巷、南柳巷、魏染胡同、果子巷、米市胡同、丞相胡同等均为金中都城遗留下来的坊巷（胡同）。不仅如此，考古发掘还证明今牛肉胡同、教子胡同、干面胡同、羊肉胡同、纸房胡同、烂缦胡同、轿子胡同等还是隋唐幽州城时期的街巷（胡同）。

所以，宣南不仅是北京城的起源之地，也是北京胡同的发生之地。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