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

姜运仓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

姜运仓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

新功能主义认为，经济领域内的有效合作可以外溢至政治、安全等领域。借助外溢这一概念，并扩充其内涵：一方面基于新功能主义的本义，即指由经济合作向其他领域合作的扩展，经济领域合作的加深，导致理解和信任的增强，最终在政治、安全等领域也建立起有效合作，并走向地区共同体；与新功能主义相异的外溢的路径，后者强调从技术部门和技术精英的合作入手，而本文则指从整个经济领域的合作入手，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再者，新功能主义所倡导的外溢概念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的意思，而本文只涉及国家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本文的外溢还包括地理层面的扩大，即从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到更多国家的参与，无论是区内还是区外的。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外溢

外溢这一概念来源于早期学术界中的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在功能主义代表人物戴维·米特朗尼最早提出了扩展这一概念，他认为，由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而在某一功能领域进行的经济合作，将会推动合作态度的改变，或者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1][p551]后来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厄恩斯特·哈斯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外溢的概念，主张专业领域的合作会促成其他领域的合作，最后会渗入政治事务范围，经济整合将会建立政治协商的基础。换言之，就是先把注意力的焦点从分裂性的政治问题转移到较少争议性的技术性问题，藉由高层次的磋商促进共同价值的实现或解决彼此间的共同问题。[2]

本文借用了外溢这一概念，但扩充了其内涵和外延。本文中的外溢一方面类似于新功能主义，即指由经济合作向其他领域合作的扩展，经济领域合作的加深，导致理解和信任的增强，最终在政治、安全等领域也建立起有效合作，并走向地区共同体。但又与新功能主义不同，新功能主义强调从技术部门和技术精英的合作入手，而本文则指从整个经济领域的合作入手，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再者，新功能主义所倡导的外溢概念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的意思，也就是说涉及主权的委托，而本文只涉及合作，即主权的共享。①超国家行为体被允许采取某种程度的自主决策，没有干预性的政府间投票或单边否决情况是主权委托；各国政府同意通过投票程序而非一般一致同意来决定未来的事务是主权的共享。另一方面，本文的外溢还包括地理层面的扩大，即从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到更多国家的参与，无论是区内还是区外的。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只是其长远进程中的一个中间站，全球经济一体化才是其最终目标。所以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并不是区域国家的终极追求，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扩展，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不会只限于相邻国家的范围，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会不断地加入，这就是本文所言及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在地缘层面的外溢；另一方面，区域国家之间的合作也不可能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们之间的交往是全方位的，因此它们之间政治、文化、安全等的深入交往也日益呼唤规范的机制。海伦·米勒认为，如果某个领域的既有机制能够为另一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建立机制方面的合作）提供借鉴和支持，那么，国际机制也就有着更大的积极意义。[3]所以，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还有另一方面的外溢效应，即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的外溢。下面分述之：

一、地缘层面的外溢

首先要说明的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地缘外溢过程其实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一方面不断取得进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有其逐渐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周边国家由于受到利益的趋动有主动加入的意向。

就目前来看，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欧盟的地缘外溢的效应比较明显。众所周知，从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到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正式组建，一直持续到1967年7月1日《布鲁塞尔条约》生效，欧共体的正式诞生，其成员国仅有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个国家。随着合作的深入发展，周边国家不断被其外溢效应所吸引而谋求加入，其成员国在地缘层面不断扩展: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欧共体，成为欧共体第十个成员国；1986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欧共体，使欧共体成员国增至12个；1993年11月1日，根据内外发展的需要，欧共体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欧盟；2002年11月18日，欧盟15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决定邀请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十个国家加入欧盟，2004年5月1日，十个新成员国正式加入欧盟；2007年1月1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欧盟。至此，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5亿人口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式形成。从欧盟发展壮大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区域合作的地缘外溢的痕迹。笔者认为，欧盟的地缘外溢的进程未必已经结束，乌克兰等前苏联的另外一些加盟国家是其下一步外溢的目标。

关于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目前正多层次、全方位展开。就其合作的前景，许多学者都进行了预测，其中无不包含地缘外溢预期。

李罗力先生的“泛东亚经济共同体”主张，首先应当纳入泛东亚经济共同体视野的应当是其他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和南亚地区国家，俄罗斯（因其地跨欧亚大陆，因此也可视为是亚洲国家）和中亚地区国家。因为相比于澳、新两国，它们与东亚地区国家有着更加紧密和更加渊远的各种地缘、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因此他们会比澳、新两国更加关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会比澳、新两国更早、更快和更容易加入到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来。此外，印度作为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其行动将会对俄罗斯和其他南亚及中亚国家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随着印度的加盟，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会加速到来。而澳、新甚至美国的加盟，可能会使APEC组织成为泛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最大载体。[4]这一主张有其合理之处，印度现在已经走在前头，俄罗斯也已经表现出要加盟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意向。另外中亚地区国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正在与东亚地区联系起来，而且目前这个合作组织也出现了从地区安全组织开始向区域经济组织过渡的趋势。至于APEC，本来就是一个大范围和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对话协商机制，这种环太平洋的亚太经合组织，存在着向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发展的天然合理性，尤其是当美国感到它不能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置身事外时，它就可能成为APEC向泛东亚经济共同体转变的最大推动力。另外还有几个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这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现在已经分别在同日本、新加坡及中国讨论实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事宜，它们很可能成为亚洲之外最早进入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

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需要具有正式规则的自由贸易区，而在亚洲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分“五步走”：第一步，中国积极参加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二步，建立中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自由贸易区；第三步，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第四步，吸收南亚各国，建立东亚与南亚自由贸易区；第五步，参与和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5]

笔者认为，东亚经济合作组织①指东盟与中日韩。（或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以其为中心，第一批迎入的国家应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后是印度等南亚国家；第二批应是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为中心的中亚国家，然后是亚洲的其他成员；第三步应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化，建立起具有约束机制的经济合作组织，然后是亚欧合作；最后当然是经济全球化，世界贸易自由化。如下图所示：

东亚经济合作地缘外溢示意图

二、合作领域的外溢

（一）经济领域内部的外溢。

这种外溢指的是地区间某个经济部门的合作导致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也日益加深，最后也建立合作机制的过程。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80年代以前旨在消除相互间商品贸易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已将原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触角延伸至服务业、投资、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乃至劳工及移民等问题，欧盟甚至于租税、货币、边境等各项问题的一体化。目前，世界上已建立起来的许多自由贸易区，名为“贸易区”，实际上已经扩展到包括扩大投资、知识产权保护、通讯经济合作、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海洋利用等领域的经济合作，即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内容已经不是“自由贸易区”这个外表所包容得了的，这也是新旧地区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6][p104]应该说，这是九十年代以来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下面以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为例来说明：目前在东亚地区所缔结的自由贸易协议中，有很多传统自由贸易区所不具有的条款。比如像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大陆与香港的CEPA中所规定的有关服务贸易的条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贸区有关旅游业的规定等。下以旅游业为例。

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最初是从优惠关税开始的，虽然它们从上世纪70年代在旅游方面就有合作，却没有制度方面的保障。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在旅游业方面不但加深了与本区国家的合作，而且还逐步把这种合作扩展至区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至上世纪末，旅游业已成为东南亚多数国家出口创汇、解决人口问题的重点产业之一。但由于缺乏地区有效的合作机制，东南亚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起伏很大，特别是在受到突发事件冲击时。例如，2003年非典（SARS）流行，上半年东亚国家旅游业下滑严重,当年5月到访东盟的旅客比上年同期下降53%。[7]面对上述情况，东盟国家感到必需与东亚国家携手应对,才能重振旅游行业。随之，东盟与中、日、韩“10+3”旅游部长特别会议于当年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10+3”振兴旅游业北京宣言》，就未来共同行动达成了如下共识：第一，旅游对促进各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为了有效应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通过“10+3”旅游联络小组，建立一个协调顺畅的、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及时通报信息，协作共事；第三，本地区各国政府在其他地区合作开展旅游联合促销，以推动本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回升与发展。鼓励解除所有的旅行障碍，尤其是简化签证手续，为旅游提供最大方便；第四，本地区各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障旅游者的健康与安全，提高每个旅游者对公众卫生和安全的意识和责任感。[8]

这只是合作在经济领域内部外溢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世界各国之间已经进行的合作已外溢至经济的各个方面。

（二）由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的外溢。

大多数经济组织建立的原因是出于实现成员国的经济目标，即通过相互的合作，成员国可以取得通过单边政策所不能得到的共同经济优势。而通过功能领域的合作逐步外溢到政治范围，希望实现国家间政治障碍的最终消除则是经济合作的长远目标。正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序言所示:欧洲煤钢共同体决心用基本利益的融合代替长期的对立竞争，通过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以建立一个广泛的、深刻的、长久以来被流血冲突所分裂的人们的共同体。[9][p17]很多学者也对经济合作对政治、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影响持乐观的看法：保罗·霍夫曼认为，好的统一精神可以分枝，一旦在经济领域培养了统一的习惯，在需要的时候自然可以扩展到政治领域，甚至是军事领域。[10][p47-48]美国负责经济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对贸易协定高度评价说：“冷战后时代的贸易协定相当于冷战时的安全协定。”[11]其实早在1840年，理查德·科布登就提出一个经典的观点，他认为贸易为国家提供了一条通过发展经济而非军事征服来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途径，他说：“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12][p104]Mathias Jopp,Reinhardt Rummel and Peter Schmidt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增强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后波及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从而带动它们之间政治和安全经济合作，经济区域主义将扩展为政治与安全的区域主义。[13][p54-58]中国学者梅然在谈到经济关系对安全的影响时说：“如果相互依赖程度是较高的，有关国家需要对其间复杂的经济交往过程加以合作式管理，以尽量避免这一局面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风险。这就可能意味着国家间更强的合作氛围和理解精神，贸易、金融领域的双边、地区性和全球性安全的建立和完善也可能提高各国对国际经济前景的预期，从而降低战争的吸引力。”[14][p42]“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欧洲曾一直是大规模战争的策源地，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走了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里便成为政治上相当稳定的地区，可以说，战争再没有发生，这是经济对政治巨大影响的事实。”[15][p10]

这使我们想起了二战时的另一个战争策源地——日本。如果是欧洲的一体化解决了其动荡的话，那么这一经验也应该适用于东亚，目前东亚地区还存有许多政治磨擦和安全隐患，冷战遗留下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用经济合作的方式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其实，中日两国与东盟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已经超越了贸易，而且扩大到整个经济合作，并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安全意义。[16]

中国——东盟自由贸区（CAFTA）在筹建之初，一位中国学者在论及其意义时说，如果“上海五国”是一个主要着眼于遏制中国周边消极因素的合作机制，那么，CAFTA可以说是一个着眼于促进中国周边积极因素的合作机制，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就是努力争取在中国周边打造一个能与这共享繁荣和稳定的国家集体，也就是说这一组织的目的是共同获益。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共同利益的扩展，必将进一步促使双方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更多、更持久的相互信任，最终为双边、多边合作创设一个更好的发展氛围。正如东南亚媒体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大胆的政治承诺”，其意义“绝不只限于经济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和东盟在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CAFTAA协议)的同时也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如果说双边自贸区的直接影响表现在经济方面，那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就是中国和东盟在安全方面信任加深的重要征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又将这一互信外溢到双边在国际反恐领域(巴厘爆炸案以来，东盟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更是空前提高)的相互支持。可以说，这些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南部地缘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善。[17][p39]

总之，正如“多米诺”理论所阐释的那样，国际区域合作一旦开始，就有一种自然向前发展的趋势。就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来说，其功能领域外溢的结果则是地区共同体，地缘外溢的结果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M].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朱景鹏.区域主义理论基础与相关学说[EB/OL].http://goglobal.myrice.com.

[3]See Helen Milner.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J].World Politics 44,April 1992.

[4]李罗力.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十大判断（下）[J].脑库快参，2003,（32）.

[5]孙自法.胡鞍钢：“五步走”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EB/OL].http://finance.sina.com.cn,2002—07—25.

[6]马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互动关系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1,11.

[7]2004年2月东盟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声明。

[8]东盟十国、中日韩振兴旅游业北京宣言[EB/OL].东盟秘书处网站，2003.

[9]Pascal Fotaine.A New Idea for Europe，The schuman declaration 1950-2000[D].Office for 0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0.

[10]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11]罗伯特·鲁塞尔.以南方的目光审视21世纪的美国西半球政策[J].国际研究，2001，（132）.

[12]Quoted in 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13]Mathias Jopp,Reinhardt Rummel and Peter Schmidt,eds.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in Western Europe inside the European Pillar[M].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

[14]陈峰君.亚太安全析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15]楚树龙，耿秦.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6]Termsak Chalermpalanupap.Towarwds an East Asia Community: The Journey Has Begun[EB/OL]. http://www.aseansec.org/termsak/table.htm.

[17]尚前宏.中国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J].东南亚研究，2003，（5）.

F061.5

A

1003-8477（2011）10-0067-04

姜运仓（1970—），男，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河南省软科学项目“中原经济区构建中的产业转移问题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02400430082

责任编辑 姜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