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教学

2011-11-13 10:31陈梅青
中国教育科研论坛 2011年10期
关键词:新石器黄土小米

陈梅青

我国文化之起源,以往的说法不是推到盘古开天辟地,即是溯自黄帝之制作百器文物。这些传说连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感到为难,故近代学者改用考古学上发现之材料,印证古籍,来推测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自从北京人于1926年发现以后,学者虽热衷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之研究,但因为年代太久远及资料之限制,究竟各处陆续发现之旧石器时代人类是否是我们的祖先?当时的文化与今日中国文化问传承的关系义如何?委实难以论断。故谈论早期的中国历史文化,应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因为只有从这时期开始,才有足以征信的资料。新石器时代华北出现的蒙古人种,据步达生研究,与今日华北中国人体质上足同源的,而出土遗物与历史时期的文化也能表现出传承关系。新石器时代,如为人熟知的仰韶、龙山文化,山东、苏北之大汝口文化,江浙之河姆渡、马家滨文化,湖北之屈家岭文化,而东南沿海闽、粤、台湾也有史前文化分布。这些考古上的新发现,使学者渐渐相信,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

新石器时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开始了农业活动,使人类脱离了浪费时间精力去采集追逐食物的渔猎经济阶段,开始生产粮食,免于饥饿匮乏,有余裕来创造较高的文明。中国早期的农业生产,充分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在仰韶文化区的西安半坡村窖穴中,发现成堆的小米,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小米栽培纪录,其他遗址如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华县柳子镇泉护村,山西万荣县荆村,也陆续发现小米痕迹,由其囤积之数量可以判断这是当时的主食。在北方一般粮作中,小米蒸散的水分少,水分利用的效率高,也就是说,小米是最耐干旱的农作物。仰韶文化分布区主要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乃数十万年来,由戈壁吹采的黄沙覆盖而成。这些黄土叫风成黄土或初生黄土,组织很特别,内多孔隙,地质学上称为“柱状节理发育”,意思是它有许多脱胎于草根及树根的圆形细管,圆径自0.2厘米以上不等。根有多枝,和主根每成尖角形,成一律朝下的细管,管的四周富具石灰质(CaCO3)。由于其松软,有高度渗水性,吸起水来如海绵一般,因此一遇到水,全部变成泥浆。黄土另一特性为风化程度微弱,颗粒中所含矿物质,大都尚未溶解流失,呈碱性,故肥分相当高。仰韶文化所在之黄土高原,年雨量为250~500厘米,相当稀少,且雨季集中于七、八月,在这种干旱环境下,当时的人就以小米为主要作物,因为它耐旱、产量多、成熟期短,且能久藏不坏,故当夏季短暂的雨期来临时,立即用简单农具松土下种。黄土吸收的水分渗人深处,蒸发十分缓慢,能长期保存,在雨过的干季中,再由地下经毛细管作用渐渐上升,不但补给了作物根部的水分,而且溶解的矿物质等肥分也随水分的上升带到地上来,为根部提供养料,故到秋后,小米即可收成。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是如何的巧妙利用。仰韶的小米文化并非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唯一代表。华东沿海之河姆渡文化,也发现人工栽培之籼稻,距今约有七千年,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早水稻栽培纪录。较河姆渡晚的江汉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如安徽肥东大陈墩、江苏南京庙山、无锡仙蠡墩、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湖北京山屈家岭、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均有史前稻谷出现,可见较黄土地区湿热的江汉流域,早已孕育出不同于仰韶小米文化的稻米文化。当时尚无灌溉技术,稻米即粗放式的点种在沼泽区边的低湿地,不耕、不锄、不耨,更没有育秧移植。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稻作并不仅限于南方江汉流域。仰韶村出土的陶罐残片,其上有明显的稻壳印痕,已断定为人工栽培的稻谷。但黄土区域的气候,若在灌溉未发明之时,应不大适合水稻之发育,故仰韶村所发现的大概不是原生稻,或是由江汉地区传来,再在黄土区域扫排水较差的低湿地种植。除稻米的传播外,屈家岭出土的陶器也带有彩陶的风格。这些都说明黄土地区与江汉流域有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新石器时代人们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也十足表现了对环境之适应性。从小地理环境讲,他们的居址,多位于地势较高的地方。如仰韶文化遗址,多在河流两岸的土丘上,或河流切割黄土所留下高出河面数十公尺的河阶上,或离河较远的源泉边。龙山文化众遗址不在小河边台地,即是小冈丘,或二小河交汇间之三角台地。即淮水及长江流域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也都如此。这种选择是趋吉避凶,只要近水而无水患,又有沃土可种植,使生活便利即可。就大地理环境而言,华北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分布,除甘肃、山西沿着黄河中上游有数处外,其余大多数遗址都位在黄河的支流,或支流的更小支流边。故中国古代早期文化,在华北是小河流域的旱地农业,南方稻米农业也仅利用低湿地区。

欲了解中国早期农业之性质,尚不能不注意其与气候之关系。远古之气候是否一如今日?何炳棣氏以《诗经》及其他古籍中所述及之植物,与近代所作古代地层中遣存孢粉分析比较,认为由史前至今天,黄土区域的树木种型没有显著不同,森林分布也只限于山岭、孤、麓、及平原上较低湿的地方,一般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而成的黄淮平原,植被主要是草甸,一种耐早耐碱的蒿属草莱分布,这反映了当时也是干凉的气候。何氏并列举了历代对砍伐森林之禁令。黄土地区气候虽大体干旱,但“禹贡”、“职方”均载当时黄河下游南北岸有很多湖泊,一如今日江汉流域,而且关中(渭河盆地)今日仍有不少湿地。至于古代江汉地区之暖湿多林,即在今日仍然如此。

中国农业文明之起源,是适应着黄土区域与江汉流域二种各异的气候地理状况。但中国农业文化之起源也有与其他古文明相通之处,即同样的从事于粮食谷物的生产,不似热带地区之农业,最初皆建立在芋、薯等根块植物及香蕉、面包果之类富淀粉的果实上。人类史上没有例外,惟有建立在谷物粮作基础上的农业才会产生高等文化,因为谷物提供之营养远较根块植物及热带果实完整,并且前者之播种、耕耘、收获,不像后者在热带、亚热带之随时可种植收获,而须遵守一定的气节。故原始时代耕作者不得不留心生活规律,观察四季、气候、日、月、星晨之自然现象,使得天文、历法、算术、符号、文字能够发明进步,而产生高等的文化。

自从甲骨文大量出土后,学界多认为商代是信史的开端。一九五九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挖掘后,其底层文化可能属于夏代,相信传说中的夏王朝,不久也能确切证明。上古史中的夏、商、周三代,以往认为是三个前仆后继的朝代,像被野蛮包围的文明孤岛一样发展起来。但近代的考古证明愈来愈使人相信,三代文明是平行而并进的,即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北与华中有许多国家形成,其发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是互相冲击、互相刺激而彼此助长的。夏、商、周在历史上固然是相继的时代,同时也是三个政治集团,即在三代时夏、商、周可能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其间势力之消长各代不同:夏的王室在夏代为华北诸国之长;商的王室在商代为华北诸国之长;而周的王室在周代也为华北诸国之长。

夏、商、周三代的疆域倒底如何?今日仍难断言。但依其都邑位置知各代统治中心之范围,大致是周人处于广西,夏人在中,商人在东。夏人大概起于山西西南隅汾河下游之地,再渡河南下,由豫西迁豫东、鲁西、北及冀南,西至陕东,在黄河两岸活动。商人叮能起于东方,由始相祖至成汤间的先公先王时代,曾八次迁都,其地域不外今豫中迤东,以及鲁西河济二水南北之地,汤之后至盘庚凡六迁,也不外在晋南、鲁西、豫境及苏北、皖北,即黄河下游两岸之地。周人则起于陕西之泾水、渭水流域,以后东向扩展,灭殷、奄之后,才发展及整个黄淮平原。当然,上述三代活动范围只是依其都邑位置的推论,实际上其文化圈可能要大得多。

新石器时代虽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渔猎采集也扮演重要经济角色,来补充食粮之不足。商周时代当然是农业社会,过去一些学者鉴于商代多次迁都,及甲骨文中关于畋猎的记载

特多,以为商代还停留在渔猎或游牧社会。但是商代的迁都所在,都在黄淮平原洪水徙移不定的老黄河道上,可能与避洪有关,并不是逐水草而居;爱好田猎可能是王者的娱乐;也是以野兽为对象来训练武力,因为卜辞记载农事之多,在此可以肯定殷代确是农业社会。周的始祖后稷虽善植五谷,但后世久处陕甘高原与戎、狄为伍,可能农业仍相当幼稚,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涯。翦商及东征以后,出了黄淮平原,在广袤的土地上建立许许多多的殖民城邦,这种地理环境的改变才使农业易于发展。

从三代文化的发展看来,黄土高原与黄淮平原是当时的历史舞台。此二地区一西一东,地形上有很大的区别。黄淮平原乃由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水系冲积而成,相当平坦,由偏西的郑州至海岸,落差也不过150厘米。经黄土高原、豫西山地,挟大量黄沙奔腾东下的黄河,到了平原之后,即流无定状,成为历史上由海河口至淮河口间,南北不断摆动的水道。

不过远古时黄河下游两岸,冀、豫、鲁之交,尚多泽渚为调节水量之用,故能避洪患的水边高地——丘,就成农业聚落据点。黄河冲积的黄土,叫次生黄土,沃度高,原始植被是繁茂的草原。焚草后以简单农具松土即可耕作,此区雨量在500~750厘米左右,虽不丰裕,却正好集中于生长季节的夏天,故不必灌溉也可靠天雨发展农业。至于黄土高原,雨量更少,在500厘米以下,但泾、渭、汾,洛河谷,由于黄土之肥沃,也可利用夏秋之间的雨期耕作,且其地不易受水患,更具生产潜力。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既是多元的,为什么中国早期的文明容易在黄土区域发展?这里必须略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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