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德化本地瓷商营销区域之变迁

林永峰陈丽华

明清德化本地瓷商营销区域之变迁

林永峰陈丽华

德化窑是中国民窑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久负盛名。宋代以来，陶瓷一直是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商品之一，贩瓷的高利润以及德化瓷器的价廉物美，吸引了各个阶层的商人加入其营销行列。德化瓷器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历代瓷商（包括外地瓷商、本地瓷商和海外瓷商）贡献巨大。

明清以来，德化本地瓷商逐渐增多，成为经销德化瓷器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经营多为产、供、销一条龙的家族模式，家族成员中农耕、制瓷、经商分工不同，互相倚赖。15世纪末，欧洲势力东渐，阻碍了华商进入印度洋的航路，泉州海商的航海贸易局限于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太平洋地区。尤其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和西方列强势力的介入，东西方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面临新的经济形势，德化本地瓷商不得不改变坐等外地瓷商上门的保守经营方式，主动寻求拓展周边省份和东南亚市场。

一、德化本地瓷商的主要营销区域

1、广东潮汕

明清时期，潮州港成为国内外贸易中转的枢纽，南北货物的集散地，而陶瓷一直是它的主要出口商品。据《潮州志》记载：“潮州与国内诸通都大邑皆有商业沟通，土产既相互贸易，洋货亦复相互转销。土产之销出，在华北以土糖、纸箔为大宗，在华南则以陶瓷等类为多数。”从潮州出口的陶瓷“为当时各口岸陶瓷器之最。”［1］受本省内出口环境的影响，加上历史上宗族的渊源关系以及相近的人文环境，越来越多的闽南人移居到潮汕，号称“走广”，泉州籍移民明显带有商业性质。［2］德化本地瓷商利用这些地缘、亲缘、商缘关系，把瓷器运到潮汕，再行外销，避免在本省港口的漫漫等待。虽然路途较远，运输多有不便，运费和损耗也相应增多，但是只要能出口到南洋，还是有利可图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正是德化瓷大量出现在潮州，对潮州制瓷业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清末民国时期德化窑塑造观音像的“吴带曹衣”手法为潮州枫溪窑所采用，故潮州民间有“枫溪观音德化做（法）”的俗语。［3］然而，从族谱资料看，德化瓷商在潮汕基本只是经营贸易，少有移居的倾向。这可能与潮州窑的兴起有关，外地制瓷业者难以插足。

《龙井苏氏族谱》有数则瓷商到广东潮汕经商的记载，其经商后所建置的家业，充分显示了他们在潮汕的营销是成功的。

（二房十世）苏日煌（万历庚辰～？1580～？），字顺仁，“公才长于贸鬻，以磁器游贩广东诸省，颇成家业”。

（四房十三世）苏天煜（康熙辛未～乾隆癸酉，1691～1753），字道耀，乡饮宾，“翁有胆力，壮岁经营于吕宋、广东诸省，满载而归，置田宅，丕振乃父之志，可谓克家之肖子者矣”。

（四房十六世）苏英汫（乾隆己酉～道光丙申，1789～1836），字荣地，“公陶于后井，而创置规模颇有可观”。

（四房十六世）苏荣中（嘉庆丁巳～同治甲子，1797～1864），字荣寓，乳讳英汑，例州司马授儒林郎，“公贩磁器于潮州、温陵以及榕城等处，殚心贸易，颇获盈余，与昆仲及贤阮抅置田屋，其才有足者。”

（四房十六世）苏德亲（嘉庆庚午～同治甲子，1810～1864），字荣择，乳讳英洵，捐授登仕郎，“公以陶业为生涯，亦可与诸兄称媲美焉”。

（四房十七世）苏华龙（道光丙戌～光绪丁未，1826～1907），字及金，乳讳大榜，号标堂，太学生，敕赠修职佐郎例赠儒林郎“公俭守逾常，故商贩潮汕而左券独操，克臻富有，营田建屋，燕翼贻谋，亲见三子成名，时人羡之。”

（四房十七世）苏捷春（道光庚子年～民国戊午年，1840～1918），字及梅，乳讳大圢，号少魁，太学生。“翁与诸弟经营贸易，鼎建华堂，斯可谓推重焉。”

这个家族从16世纪中期开始“游贩广东诸省”，以后族人又屡屡贩瓷于潮汕，显然龙井苏氏瓷商在外省的经营中更偏向广东潮汕地区。此外，德化颜氏、林氏、孙氏等家族的瓷商也有在广东经商贸易。［4］

2、台湾

台湾、澎湖地处大陆往东南亚的交通要冲和重要的中转站，经由泉州、澎湖到南洋的澎湖航线，是中国陶瓷外销航线中的一环。［5］早在宋元时期，德化瓷器就经过澎湖列岛运销东南亚一带。明清时期，台湾、澎湖作为外销瓷中转站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详细记载，荷兰占领澎湖及台湾后，这里变成了中国商船航运瓷器与公司贸易的中心，从中国大陆运销瓷器到巴达维亚各地以至荷兰，大都经澎湖至台湾转口，然后再从台湾运到巴达维亚等地，台湾成为包括德化外销瓷在内的中国陶瓷的重要集散地。

清代是闽台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遍及德化各角落的族谱，几乎都有族人前往台湾的记录，他们有的常常往返内地，把德化瓷器销往台湾转销海外，有的直接把制瓷技术带到那里建窑生产。如上涌《侯卿赖氏族谱》记载了康熙年间赖奎十到台湾彰化县经营瓷行，康乾时期又有十余人前往到台湾彰化县院务三佳春居住，开店专营家乡其他兄弟生产的德化青花瓷，生意兴隆，“家资充裕”。［6］上涌镇是德化有名的青花瓷产地之一，有大量的青花瓷销往台湾。其经营方式同样以家族的产供销一条龙为模式。《龙浔泗滨颜氏族谱》也记载族人往台湾贸易瓷器的情况，“颜中山，讳及文，字思隆，生道光己酉年，卒光绪戊申年（1894～1908）……商于台湾淡水县，远销瓷、鼎，获利颇厚，娶侧室郑氏春炽娘，台湾淡水县人。居台时，施棺衾以殡邻友之客商者，收骸骨以运于族家者，虽耗钷缗不惜也。”颜中山在台湾淡水开设瓷行，把德化瓷器销往台湾，获利甚丰，热心慈善。但跨越海峡并非坦途，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如“颜万骥，字永名，生嘉庆丙寅年（1806），往赤嵌，道光壬辰年（1832）返舟覆于风，卒年廿七岁”。［7］

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显示，泉州和台湾间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主要的出口货是南京布、烟叶和瓷器。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6月1日《台湾新报》第217号一篇题为《台湾厦门泉州戎克贸易》报道：时泉州设有六郊，除梧栖郊、淡水郊、福州郊、疋头郊（又名厦郊）外，还设有德化郊（又名纸郊），“从德化往泉州输入的货物是纸料、碗、笋，从泉州往德化输入的货物是米、干味、海味、布疋。”［8］可以肯定，大量的德化外销瓷器是从泉州沿海输入台湾，再经由台湾转销东南亚等地。

3、江浙一带

江浙一带是德化本地瓷商涉足较多的又一区域。据《龙浔山兜林氏族谱》记载，其族人“林世木普（1671～1726），字乔泽，泽承先人遗业，善于经营贩磁江南、江北，得利孔多，与诸弟择地南香坃，己亥兼丙壬，构大厦而聚族□，复置田产倍于前人，一家三百余指，耕者耕，陶者陶……”根据林氏家族的老人介绍，其祖辈有不少人是专门从事制瓷贩瓷的，奔走南北，他们赚得大利后，奖掖后学成就功名，然而族谱对贸易的地点大多省略未提，所谓“江南”指的是广东一带，“江北”则指浙江，非现在所指的以长江为分界的“江南江北”。笔者翻阅其他族谱，少见有超越浙江以北、广东以南区域经商的记载，这或许可以证明上述关于“江南”、“江北”之说。林世木普父辈或祖辈在17世纪前后就已经贩瓷于南北，他是“泽承先人遗业”，以营销德化瓷器而致富。

4、东南亚

明清时期，伴随着私商贸易的兴起，泉州沿海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数以百万计的泉州人移居海外。德化长期隶属泉州，受泉州沿海民众移民海外和私商贸易的影响，清代至民国有成千上万的德化人出洋谋生。他们有的继续从事营销瓷器行当、有的从事农业耕作、有的受雇于橡胶园等各行各业。据史料、族谱记载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数量上以城关浔中镇人数最多，其中丁溪村坪埔在1940年以前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人前往国外，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和欧洲一些国家。［9］在三班泗滨颜氏族谱中，记载了道光年间德化瓷商颜接凤前往安南经商贩瓷。据厦门海关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记载，在19世纪70年代闽南瓷器大量出口到暹罗、西贡和菲律宾，出口的原因是南洋地区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闽南移民，“他们对粗瓷器有着特殊的偏爱，需求持续上升”。［10］由于适合东南亚民众和华侨的消费水平，因此德化瓷器出口东南亚的一直没有中断过。

二、本地瓷商主动向外拓展营销的历史背景

明清以来，除本省泉州、福州、厦门等港口城市外，德化本地瓷商的活动区域主要以广东、浙江、台湾，以及东南亚居多。身处相对闭塞的内地山区，德化本地瓷商之所以向外寻求拓展经营，是由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1、泉州港日渐衰微，瓷器出口口岸呈现分化。

元末持续十年的战乱，给泉州港带来难以修复的创伤。明成祖八年（1472）设立在泉州三百多年的市舶司移置福州，标志着泉州港的地位从国际性港口沦为地方性港口。清初的禁海迁界，又严重地摧残了泉州自明中叶以来持续发展的私人海上交通贸易，泉州港再次陷入困境。

泉州港衰微的出现，使德化瓷器的出口口岸随之出现分化，从主要集中于泉州港，渐渐向北或向南挪移，撇开小港不论，北面有福州港，南边则有漳州月港和厦门港，再往南便是广东潮州港。当然，由于地理位置和行政隶属的关系，德化瓷器出口仍然是以本省口岸为主，明时大量从漳州月港出口，清时则主要从厦门港出口。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商人购买和订制了大量德化瓷器，大多从厦门港出口到欧洲，十分畅销。［11］当时，厦门十途郊中的“碗郊”业务之一就是营销德化瓷器。

2、瓷业攸关民生，寻找销售渠道至关重要。

瓷器是德化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商品，在清代最盛时期，全县瓷器“年产值一百数十万圆，从事瓷器工艺的工人，约两万五千余人，大小瓷窑有六十余座。”［12］萨嘉榘《建窑考》也提到“德化陶区经营瓷业者，在昔人口占全县人口十分之一，约一万余人”。百姓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仰赖制瓷业，乾嘉年间德化县邑解元郑兼才《窑工》诗，表现了窑工的艰辛，为了上缴官租，为了养活妻儿老小，他们“下岭如飞骑，上岭如行蚁。骈肩集市门，堆积群峰起”。可见，瓷器能否畅销海外，直接关系到每个从业者的利益。源源不断地将产品推向市场并从中赢得最大利润，是窑工、窑主以及瓷商所期盼的，所谓“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13］瓷器外销与当地百姓的生活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

3、福建港口受政局变化左右，瓷器出口受到影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宣布停止禁海，开放对外贸易，同时成立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此时的泉州只是闽海关的一个分口，厦门和福州才是法定的可以直接对外贸易的口岸，厦门成为福建与南洋各国贸易的主要通商港，“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指德化窑瓷器）”。［14］正当福建与南洋贸易日益兴旺之际，为消除所谓“因台湾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地方，盗米出洋、透漏消息、偷卖船料诸弊”，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下令禁止南洋贸易。［15］南洋禁海令实施10年，严重阻碍了福建同南洋之间的贸易往来，进出商船减少，影响了包括瓷器在内的各类商品的出口。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各口岸，实行一口通商，厦门与南洋各国的通商贸易虽并未因此断绝，但对以海谋生的福建沿海人民来说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加上正口盘剥日重，洋船不堪其税，多采用走私方式，将贩运外洋的货物运往广东各口岸，变成内贸商品，然后再从广东转输南洋诸国，回来亦然。厦门港在“嘉庆元年（1796），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后因蚶江、五虎门三口并开，奸商私用商船为洋驳（较洋船为小），载货挂往广东虎门等处，另换大船贩夷，或径自贩夷。回棹则以贵重之物由陆运回，粗货仍由洋驳载回。倚匿商行，关课仅纳日税，而避洋税，以致洋船失利，洋行消乏，关课渐绌。”“至嘉庆十八年，仅存和合成洋行一家”，“道光元年，洋行全行倒罢，详请以商行金源丰等十四家公司承办洋行之事。维时本地以商船作洋船者尚有十余号，而各省洋船及吕宋夷船不至。自后洋船、洋驳亦渐稀少，私往诏安等处各小口整发。商行亦渐凋罢。迨至道光十二、三年，厦门商行仅存五六家，关课亏缺。”［16］

受朝廷政策左右的本省港口，已经不能满足货物充足的瓷器等各类货物的顺利出口，迫使闽南商民将出口据点向周边省份移动。自明末以来，一些德化本地瓷商就开始有意识地向广东潮州、汕头靠拢。

4、主要输出物品出现转变，瓷器出口地位日渐边缘化。

17世纪中叶，中国茶叶和陶瓷在欧洲大受欢迎，贸易额节节攀升，18世纪出现了中国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顶峰。在五口通商之前和初期，瓷器仍是福州和厦门大宗出口的物品，其中有大量的德化窑瓷器，例如1822年从厦门港出港的“泰兴号”一次装载德化瓷器达数十万件。

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种贸易框架被打破，大量机制瓷器源源不断从日本和西方输入中国，中国陶瓷大量出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随着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其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基地态势的出现，国内进出口商品的结构随之转变，即进口物品以消费资料为主，出口物品以农副产品为主。

1854年茶市开辟以后，由于福州离红茶的产地武夷山近，水路交通较为方便，英美等国洋行纷纷“在福州抢购茶叶，竞争日剧”，“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17］“福州的唯一重要出口货是红茶”。［18］据文献记载，近代福州港输出的主要货物有：茶、杉、竹（竿、篾、叶）、纸、笋、樟脑、鸭毛、漆器、乌烟、桂圆、药材、香菇、茶油、鲜干橄榄、桔子、荔枝干、锡箔、干梅、卤梅、莲子、乱丝、轻木板、纸伞等，［19］瓷器却不见其中。厦门茶市的开辟虽比福州稍迟，输出量也不如福州，但它很快成为闽南和台湾乌龙茶出口的主要口岸。厦门港输出货物主要有：茶、麻袋类、纸、桂圆、木材（棺木料居多）、水仙花、蜜饯糖、果类、烟类、纸箔、铁器（锅类）、糖类、神香、砖瓦、瓷器、蒜头、细夏布、纸伞、粉丝，其中输出大宗货品为砂糖和烟草，［20］瓷器名列已然靠后。这种从以手工制品为主转为输出农副产品的状况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瓷器的出口量远远落后于其他物品。在厦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途郊中，虽然有专门“办理漳泉两府所属之石码、同安、德化出产的陶瓷器，向南洋各国及台湾等地输出”的“碗郊”，但已被列到第8位，且只有广茂隆、泰祥、益安3家经办业务。［21］在这种种背景之下，为生计而寻找适合出口的口岸，是德化本地瓷商向广东、台湾、江浙等外省拓展的又一原因。

三、小结

从德化的族谱资料看，当时各家族在对外营销的据点选择上多有相对定向的特点。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营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础的，从一个相对固定的商业据点建立之初，可能就意味着这个据点即为该家族后人的商业活动范围，并构建稳固的商业关系网络。本地瓷商首先在当地街市设号，开设瓷庄，瓷庄除集合自家产品，也收购其他窑场的产品，有的还加以彩绘。之后雇请挑夫运至永春县，他们有的在永春也开设瓷栈，或请代瓷商推销，再由永春顺水路、海路运至泉州、厦门，分销南洋、台湾、潮州、汕头、香港各地。［22］明清以来，德化本地瓷商突破保守的经营方式，努力拓展外地市场，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出现转型的必然结局。

注释：

［1］萧冠英：《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转引陈耿之：《潮州陶瓷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潮州文化研究》2005年10月创刊号。

［2］叶恩典等：《试析明清时期闽南人向粤东地区的移动》。《潮学研究》第3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

［3］李佳鸿：《潮州窑佛像工艺的传承》，《陶史学术》。

［4］《德化陶瓷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93~94页。

［5］陈信雄：《澎湖宋元陶瓷》，澎湖县立文化中心，1985年。

［6］见上涌镇桂林村《侯卿赖氏族谱》卷首《远祖开国公本传》，民国三十四年六修刻本。赖氏家族乃德化名门，早在五代时，其远祖开国公赖孝先就在王审知手下担任榷货务（后来的“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的主管，为闽国发展海外交通的先行者。参见《德化文史资料》第10辑。

［7］民国己巳年（1929）梅月第八次编修《龙浔泗滨颜氏族谱》。

［8］转引（日）松浦章撰、卞凤奎译：《日据时期台湾与福建的帆船航运》。《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参见《德化文史资料》第10辑。

［10］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

［11］《远东陶瓷概述》，英国牛津大学1924年。

［12］陈遵统等编：《福建编年史》，1985年11月油印本。转引徐本章、叶文程：《德化瓷史与德化瓷》，华星出版社1993年，第6页。

［13］（民国）《德化县志》卷十六《艺文》。

［14］（道光）《厦门志》卷五。按：永春窑即指德化窑，因自雍正十二年起，德化为永春州所辖。

［15］《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

［16］《厦门志》卷五《船政略》。

［17］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

［1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580、611页

［19］陈文涛：《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第1编第6章“沿海三大商埠之地方情形”。

［20］（日）《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第3篇“贸易”。

［21］据（日）《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第9编第2章，及陈文涛《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第1编第6章。转引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22］周心谈：《民国时期德化瓷业史料记载》（民国卅六年油印本）。

责编：蔡惠茹

作者简介：（林永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助理馆员；陈丽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