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来自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潘登

（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会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7）

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来自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潘登

（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会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7）

本文从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选取部分公司作为样本，对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准则实施后影响资产减值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明显。这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高了资产的质量，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资产减值盈余管理资产减值准则上市公司

一、引言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还有企业内部的各种原因，资产常常发生减值，也就是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为了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将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提供给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就有必要确认资产减值，对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调减。盈余管理是近年来在各国兴起的重要会计研究领域之一，只要是企业管理人员在财务报告中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运用个人主观判断选择各种会计方法与程序，误导企业利益相关者或者依赖会计报告的数字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都属于盈余管理行为。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证券市场成了上市公司进行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确保融资渠道的顺畅，那么企业形象的良好、利润的稳定是必需的，可是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稳定的利润不是总能够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选择利用资产减值实现盈余管理是在所难免的。因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灵活性，使得它成为上市公司调节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我国为了尽量减少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陆续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并加以完善。近几年，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的情况愈演愈烈。在这种状况下，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这项准则主要是在原来的规定上，对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计量、披露方面作了很多改进，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该准则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开始执行。2008年我国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表现出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症候群”。截至2009年4月28日，根据2008年沪深两市已披露的1503家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8年共实现净利润7880亿元，较上年合计数9362亿元下降16%；共确认资产减值损失3676亿元，较上年合计数1466亿元增加151%。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与净利润之比高达47%，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对业绩的影响之大。那么，我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上市公司出现了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并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是上市公司对经济环境的一种应对反映，还是上市公司借此机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值得研究的。我国很多研究表明，在现行资产减值准则颁布之前，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很明显。我国颁布资产减值准则就是为了抑制上市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准则的颁布和实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造成资产大量减值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资产减值准则又刚开始实施不久，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对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不仅可以为我国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依据，又可以为我国现行准则下的会计监管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出现下列状况：财务状况出现异常，每股净资产比面值低，净利润出现负数，就要对其上市公开发行的股票进行特别处理（即ST）。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就会暂时停止该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即摘牌）。上市公司为了在以后年度连续出现亏损时，避免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理，往往将存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模糊性加以利用，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以前年度累积下来的费用和损失，并提前确认以后年度的费用和损失，一次亏到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亏损公司存在“大洗澡”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亏损上市公司如果想要不被摘牌或摘掉ST的帽子，就要避免连续两年或者连续三年出现亏损的局面。因为这类公司的主营业务不景气，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靠主营业务来扭转亏损的局面，所以他们就采取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的方式造成扭亏年度盈利的假象，来逃避市场的监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扭亏公司存在避亏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小

配股再融资是一种成本相对比较低的融资方式，因此受到上市公司的欢迎，但是要具有配股资格，就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我国证监会规定：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且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这时候资产减值准备就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当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6%时，就通过转回以前年度的资产减值准备来达到配股的要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存在配股动机的上市公司，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小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利润平滑动机，上市公司对外报告经营业绩时一般倾向于反映其利润持续增长的趋势，进而将此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来达到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的目的。同时，公司稳定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向投资者传递公司正常发展的信号，这样投资者认为公司形象良好，对公司就有足够的信心。当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某年有较高的增长时，公司管理层一般不会将这样的业绩报告给投资者，而是通过利润平滑将该年的一部分盈余在以后各期进行分摊，造成该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的表象。因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4：盈利公司存在利润平滑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通常是由于出现了准则规定的资产减值情况，如主营业务下降、行业竞争加剧、经营转型等情况，进行资产减值反映了公司对自身经营环境不利变化的职业判断。通过适当的减值，可以反映公司资产质量的实际状况，向市场传递企业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资产减值是资产质量或经济因素的真实反映，因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5：公司资产质量下降与经营环境恶化，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证监会将所有上市公司分为13个行业。各行业间差别很大，本文选择某一个行业进行研究。鉴于制造业资产规模庞大、种类较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具有代表性，在上市公司中占有绝大多数，因此本文将研究样本确定为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公司。本文随机选取了沪深A股制造业9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样本公司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分析。本文研究样本的数据来源于证券之星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交易所数据库，包括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及其他相关报表资料。处理软件为EXCEL数据分析工具。

（三）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为了研究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参考了戴德明等（2005）、王建新（2007）的实证模型，王建新的实证模型主要是考察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情况，以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率为因变量，鉴于本文考察的是所有资产减值计提的情况，所以因变量选择的是资产减值计提率，与戴德明模型中因变量的选择是一致的，本文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大部分与王建新模型中的自变量一致，综上考虑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来验证假设：

模型中变量主要包括：（1）因变量。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按以下方式定义因变量：研究中设计了衡量资产减值幅度的因变量TPAIR，表示当期的资产减值计提率，即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净额占计提减值前资产总额的比例。（2）自变量。本文选取会对资产减值会计行为产生影响的自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因素、盈余管理动机。经济因素直接影响资产的价值，是确认资产减值的合理依据；盈余管理动机是管理层为了达到特殊目的而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收益的理解，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第一，反映盈余管理动机的解释变量。由于我国特殊的监管政策，使得盈余管理的动机体现着我国特有的国情，本文纳入模型考察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包括大清洗、扭亏、配股和利润平滑。本文采用哑变量的形式设计了四个解释变量：亏损（检验假设1）、扭亏（检验假设2）、配股（检验假设3）和盈利（检验假设4）。LOSS：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亏损，当公司在t年的净利润小于0时，取1，否则为0。我国的证券监管政策规定上市公司只有连续亏损三年才被暂停上市，如果连续亏损一年或两年不会受到什么处罚，对上市公司亏损的程度和亏损金额也没有什么限制，就算发生巨亏也不受什么制度约束。因此，如果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方面无法避免亏损，他们就会采取“大清洗”的方式多提资产减值准备，人为扩大亏损，使企业一次亏个够，以后轻装上阵，增加未来收益，为来年的扭亏为盈做准备，即预期α1的系数为正。NK：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扭亏，当公司t-1年净利润小于0且t年净利润大于0时，取1，否则为0。预期本年度实现扭亏的公司具有调增盈余、以避免被ST或摘牌的动机，这类公司很可能少计提减值准备以降低成本费用，增加盈余，即α2系数为负。PG：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处于配股达线区，当公司t-2年、t-1年、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处于[18%，20%]时，取1，否则为0。在我国，股票融资的成本较低，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要具备一定条件，才有配股资格。申请配股的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且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因此预期处于配股达线区的上市公司有利用少提资产减值准备调增盈余、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动机，即α3的系数为负。SMOOTH：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当公司t-2年、t-1年、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大于20%时，取1，否则为0。预期盈利公司有利润平滑的动机，有较好盈利能力的公司在业绩良好的年度会高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减当期利润，以便在业绩差的年度调高利润，始终保持业绩增长态势，即α4的系数为正。第二，反映经济因素的解释变量。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公司t年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率，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不管是由于资产质量的下降，还是因为经济环境的恶化，这些因素对公司的影响最终都会表现在公司的盈利能力上。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下降与经营环境的恶化。否则这意味着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并非由于公司盈利能力下降与经济环境恶化，而是出于非经济因素动机。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总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趋势，α5的系数为负。（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和年度。SIZE：等于上市公司年末总资产的对数。本文选取SIZE来控制公司规模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资产规模不同的各组公司之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率存在显著差异，可能有以下三方面原因：资产规模小的公司资产质量可能较差，因此提取准备的比例较高；资产规模小的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公司管理层比较谨慎，从而提取的准备比例较高；我国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在经营上缺乏谨慎性。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资产规模呈负相关趋势，α6的系数为负。YR：表示年度哑变量，在回归分析中，2008年取YR08=1；2007年取YR08=0，对年度影响加以控制，用以控制外部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公司2007年、2008年计提减值的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1）。资产减值额和资产减值率指标的偏度都显著不为0，峰度都显著不为3，说明不太符合正态分布。2007年和2008年资产减值额的标准差都比较大，说明样本公司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资产减值率指标的标准差比较小，所以资产减值率更适合作为资产减值情况的评价指标。2008年资产减值计提额的均值为11438.21万元，远远高于2007年资产减值计提额的均值2249.85万元，同时，2008年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为3.17%，也显著高于2007年计提率的均值1.31%。从资产减值计提额和计提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2008年的也比2007年的大，可以看出，整体上2008年计提减值的金额和幅度比2007年都增大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情况不好，造成资产大幅减值，还是上市公司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人为故意加大了计提减值的力度？这还需要证实。为了考察盈余管理动机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确认行为产生影响，（表2）分别给出了亏损公司、扭亏公司、配股公司、盈利公司和非上述四类公司在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比较。上述四类公司与非四类公司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面存在差异，差异不是特别大，其中亏损公司与非亏损公司差异最大，亏损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是7.3%，与非亏损公司相差了7.07%，初步表明亏损上市公司如果无法避免亏损，就倾向于多确认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大洗澡，为以后年度利润创造条件，同时也不排除公司盈余能力下降而多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的解释；扭亏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比非扭亏公司低2.3%，扭亏公司少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相对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当期利润，可能是出于避免“摘帽”、退市的动机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是公司自身盈余能力上升所致；配股公司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也比非配股公司低1.74%，配股公司可能是为了达到配股要求，利用少提资产减值准备来提高账面利润，也有可能是自身盈余能力上升了；盈利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低于非盈利公司，没有为了平滑利润而多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迹象。上面四个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表1 样本公司2007年至2008年资产减值状况统计表

表2 四类公司与非四类公司资产减值计提情况比较

表3 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表4 回归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将资产减值计提率与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3）。从相关性来看，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相关程度高的动机因素是亏损动机，相关性达到了35.52%；其次是利润平滑动机，相关性达到了11.87%，另外两种动机因素与其的相关程度较低。代表经济因素对资产减值影响程度的总资产收益率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性达到了77.75%。控制变量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程度不高，公司规模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性是22.78%，年度变量与资产减值计提率不太相关，也就是说资产减值的计提受年度变化影响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纳入这些变量的意义。单变量相关分析没有考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了进一步揭示变量之间的系统关系，检验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设。

（三）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根据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回归统计表中，Rsquare为61.67%，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较好的解释了上市公司确认资产减值的行为。方差分析表中，F值为39.5416，sig.即P值为9.982E-33，P值远远小于α=0.05，回归方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自变量整体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但是还不能说明这个回归方程中每个自变量都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要验证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影响，需要结合回归系数进行分析。第一，各盈余管理动机因素的回归系数，只有亏损动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值为0.0424，小于α=0.05，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与预测的符号相同，说明有亏损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在亏损年度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来加大亏损，一次亏到底。因此假设1成立。对扭亏动机和配股动机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它们的回归系数不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本文的预测相反，说明扭亏和配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不明显，从而假设2、假设3不成立。对利润平滑动机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因为它的P值较大，在α=0.05的水平上没有通过检验，在α=0.1的水平上也无法通过检验，尽管它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本文的预测相同，因此可以说，利润平滑动机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没有显著影响，假设四不成立。在上述几种盈余管理动机中，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的大洗澡动机比较明显。在我国特殊的证券监管制度下，亏损公司往往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我国多数学者侧重于研究亏损公司的扭亏动机和大洗澡动机，戴德明等人（2005）研究同样证实了亏损上市公司存在大洗澡行为。由于我国现行资产减值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对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调节利润的手段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本文没有发现上市公司有明显的扭亏动机。第二，代表经济因素对资产减值影响程度的是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值几乎为0，小于α=0.05，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它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是负的，与本文预期的符号相同，因此假设五成立。这说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下降与经营环境的恶化。与蔡祥、张海燕（2004）、王跃堂等（2005）和戴德明等（2006）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从而验证了2008年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受经济环境即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三，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公司规模和年度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公司规模和年度的变化对资产减值计提率没有太大影响。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资产减值的计提主要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变化。以上研究表明，影响资产减值准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经济因素造成的价值损毁。既说明2008年上市公司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受经济环境即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在实施过程中使资产质量得到了真实的反映。第二，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明显。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减值的计提率与盈余管理动机的关联不大，说明在现行准则实施的这两年里，上市公司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现行准则在实施过程中达到了比较好的预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三，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有加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利用资产减值这样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这与监管部门在评价公司业绩时主要以非经常性损益作为评价指标是有关系的，同时监管部门对亏损公司的处罚不严，给亏损公司留下了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间。因此要从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方面来进一步加强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强，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是比较好的，该准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有利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提高，这说明准则中的有关规定是切实可行的，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特别是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规定。

［1］蔡祥、张海燕：《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追溯与市场反应》，《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年第6期。

［2］王跃堂、周雪、张莉：《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会计研究》2005年第8期。

［3］戴德明、毛新述、邓瑶：《中国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研究》，《财经研究》2005年第7期。

［4］王建新：《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07年第5期。

潘 登（1976-），女，湖北枝江人，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会计学院讲师

（编辑 虹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