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号院”看“农民的政治”
——写在《农民的政治》出版之际

■ 赵树凯

从“九号院”看“农民的政治”
——写在《农民的政治》出版之际

■ 赵树凯

检视长期以来的农村政策，不论是改革以来还是改革以前，都以从农民利益出发相期许，都强调以为农民谋幸福为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政策设计者心里没有农民，甚至说故意要折腾农民。但是，农村发展的历史道路和现实境遇却显示，有相同的政策出发点，却往往有大相径庭、大异其趣的政策设计。即便在当下，有诸多初衷美好的体制安排，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甚至蜕变为加害于民的恶政。其中原因何在，这是一个殊难解答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究，便是《农民的政治》写作的根本理由。

近几年，围绕改革进程中农民与政策的关系，本人试图做出一些探索。探索的思路，既求索于历史演变的追溯，也求索于现实生活的观照；既着眼于政治高层政策制定过程的体察，也着眼于底层社会现象的探析；既就教于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就教于中国学界的成果。答案尚不清晰，探索仍在继续。基本看法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政治初衷与制度安排相悖离、政策目的与政策结果相悖离的情况，大致原因在于，在政治的权利格局中，农民作为最大的社会阶层，缺乏应有的位置。在很多时候，农民本来作为政治服务的对象，却反而成为政治活动的手段，农民本身的幸福与否变得无关紧要。农民成为高层决策者任意摆布的对象，甚至沦为高层权力博弈的工具，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