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读《中国生态危机》

■曹保印

谁在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读《中国生态危机》

■曹保印

很多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古希腊，有一位名叫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家，他坚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为什么呢？他觉得，当人第二次踏进这条河流时，河里的水已经变成新的了，那过去的水流啊，已经如我们的孔夫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了。

然而，很多很多年以后，如果赫拉克利特看到了下面这两条中国河流的命运，他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观点，恐怕得考虑做一番“修正”了。尽管，太阳依然每天都是新的，但是，在阳光照耀之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无数条小河大河，正在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迅速地变成“同一条河流”。

有一条弯弯的小河流过我家乡的村头，不知流淌了多少岁月。我们不知道这条小河叫什么名字，地图里也找不到它，就按我们的方言，称它为河沿。河沿分上河和下河，上河水急且清，从芦苇丛穿过，芦苇岸边是树林，有枫杨、旱柳、槐树、榆树和核桃秋；河水流经村庄前，河面变得宽阔起来，就称为下河了，最令人难忘的是下河宽宽的河床上那迷人的银沙滩。

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到小河里游泳，虽然水深的地方发生过危险，大人不让孩子们到河里去，但我们仍然偷着去，非但小孩子喜欢到河里去，大人们也喜欢。劳作一天后，大人们总要到河里去洗澡，特别是天黑之后，男人们在上河洗，女人们在下河洗，那个时候可没有空调风扇，最好的避暑方式就是去水里。洗过澡后，男人们到打麦场继续乘凉聊天，女人们则回家照应第二天的生计。

这两段文字描写的小河，名叫金线河，它是淮河的小小支流，“我”就是《中国生态危机》的作者、山东籍学者蒋高明。按蒋高明在本书《引言》中所说，他终于查到这条小河的名字是在2008年。不过，这条有着迷人的银沙滩的迷人的小河，早在2008年前，就已经“死”了，“水再也不能喝，人们再也不能到里面游泳了”。

在村庄的西面，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它的源头在哪里，日日夜夜又流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河的两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果园，里面种满了苹果树、梨树、桃树、杏树。果树下，那一小块、一小块的空地上，还季节性地种着农作物，像西瓜、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还有甘蔗、金银花、药材等。一年四季，这里都是孩子们的乐园……

只要妈妈牛不下田干活，不刮风下雨，一放学，兄弟俩就会骑着妈妈牛，慢悠悠地到河边吃草。等妈妈牛吃饱了，他们又会把她领到果园里，让她也一起享受果园里那种天堂般的幸福。

这两段文字，出自我荣获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快跑，妈妈牛！》。小说中这条大河的原型，是我的故乡河南省柘城县的一条名叫废黄河的河流，它离我的家不到半公里，是黄河的小小支流。就像蒋高明故乡的金线河一样，我故乡的这条废黄河，也承载着我童年的幸福时光，承载着河两岸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不过，故乡的这条废黄河，也像金线河一样，早就“死”了，而且比金线河“死”得更早。在我1995年大学毕业时，有一次回故乡，远远就能闻到它的“尸臭”。河两岸的果园、菜园，早在这条河“死”之前，就先行死去了，包括废黄河在内的那种天堂般美丽迷人的风景，从此只能借助文学的想象，只能借助我笔下的语言，在我的小说里“复活”，成为一种遥远而又遥远的传说。

这两年，虽然经过治理，废黄河里重新有了小鱼、小龟、泥鳅、鳝鱼——从前，捕捉到几十斤重的大鱼、十几斤重的乌龟，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乡亲们在农闲时节捕获了它们之后，也一样从不自家吃用，而是全部卖到了市场上，据说，买的全部是“城里人”。在这里，你说农民狡黠也好，不地道也罢，反正他们知道，“城里人”好这口儿，也吃得起这口儿，愿意掏钱买来吃；而且，“城里人”还最喜欢“野生的”，只要和“野生”挂上边，贵一点儿也情愿。

其实，废黄河的死，恰恰是“城里人”一手造成的。多年以前，在它的上游，“城里人”建了一座全县最大的造纸厂，还建了一座全县最大的化肥厂，这两家工厂的生产废水，几乎未经任何处理，就日日夜夜地流进废黄河里。还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曾见过这些工业废水，它们给我的感觉，不是从造纸厂和化肥厂流出的，而是从地狱流出的：颜色暗红，泛着黄色泡沫；味道恶臭，刺鼻、熏眼。很多“城里人”在这两个工厂上班，他们用挣来的工资，换取被污染的食物。

河之南如此，山之东如此，河之北、山之西，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今天的中国，放眼东南西北，我们还能找到多少条不被污染的江河湖海？令人无限悲哀的是，眼下，越来越多的江河湖海，都正在同样的悲剧性命运上一去难回头：被污染，然后死亡。与它们一起死亡或濒临死亡的，还有这些水域曾经哺育的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地，以及在这些土地上不断重复上演着的农民“自杀”与“被自杀”的悲剧——一个又一个“癌症村”的出现，就是事实。

事实上，绝大多数“癌症村”所属的地方政府，并不承认急剧增多的癌症病人与恶性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更不必说为此而主动承担法律责任。这些地方政府宁愿要带血的GDP，也不要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应该说，中国的生态危机，和这种“疯狂的GDP”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然而，这些无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并不知道，“血债最终还要血来还”，终有一天，该还的都要还，并且要为此而付出更大的代价。今天的一个GDP，明天就要用十个甚至百个GDP来偿还。

在《中国生态危机》一书中，蒋高明还关注了垃圾包围城市、靠化肥养活人口还能维持多久、谁向我们的盘中餐频频投毒、中国森林大衰退、中国湿地大劫难、消失的生物多样性等诸多问题。看得出，作为一位严肃的、有正义感、有公益心、有专业素养的著名科学家，蒋高明不但是在用智者无畏的良知观察、思考与写作，更是在用勇者无惧的胆识揭露、疾呼与警告。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作家和媒体人，我对书中提出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危机性，并不感到陌生，但是，我却必须承认，就像蒋高明对它们充满忧虑一样，我也同样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中国真正的生态危机，可能比蒋高明在书描述的还要严重，甚至严重得多！毕竟，再多的文字、再多的图片，也不足以呈现中国大地上所有已经发生过的环境与生态悲剧，更不必说那些正在发生以及正在酝酿中的环境与生态悲剧。

所以，蒋高明在书中提出的种种警告，都绝不是杞人忧天：如果我们再不开始行动，将环境保护与生态保护真正置于GDP之上，让人的综合幸福与发展指数高于一切，这些警告就会很快一一变成现实，并且是以每一个人都会有着切肤之痛的悲剧形式呈现——河岸边的“癌症村”，将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形式、规模和速度，朝着城市无情蔓延，最终出现一个又一个“癌症城”。一旦如此，无论是城里的人，还是城外的人，都将无所谓“进去”或“出来”。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有人提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更应汲取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沉痛教训，不能继续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否则必将付出更加沉痛的代价。然而，“警世钟”虽响，中国依然踏进了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换取GDP高速增长的“血河”，而且是一踏再踏，甚至在踏的过程中，变无数道迷人的清流，为同一股害人的黑水，虽然“国在山河破”，却至今仍不知“猛回头”。如此下去，国将焉在，民将焉在？

（作者单位：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