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

◎叶子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徐特立：亲密战友朱德称他“老怪物”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被广为传颂的信，称徐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亲密战友朱德也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是死心塌地地做了下去。”

“文革”爆发后，有一次，徐老和谢觉哉同在一家医院住院，发现有一间大房子的墙上贴有毛泽东的头像，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忠”字，人们每天都在“忠”字下面早请示、晚汇报。谢老不解地对徐老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一样供起来吗？”徐老连连点头，神色凝重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啊！”

徐老很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倾诉对“文革”的疑惑，但一直未能如愿。1966年国庆节检阅，徐老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下决心借此机会和毛泽东说几句心里话。检阅尚未结束，他已守候在毛泽东必经的一间屋子里。毛泽东终于走过来了，但身边围了一大群人，徐老没能挤上去，只能远远地向毛泽东挥了挥手，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挥别。

1968年11月，徐老病重，生命垂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探视。弥留之际，徐老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骨折住院避过了“彻底清算”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

吴玉章校长十分爱惜人才，总是想方设法保护身边的知识分子。1955年，人民大学的谢某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吴玉章获悉公安部要逮捕谢某的消息后，亲自找到早年的学生、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逮人？”

有一天，公安部突然来了一辆车，从车上下来一个人，命谢某随他上车。很快，车子竟然开到了吴玉章校长的住宅前。原来，公安部尊重吴老的意见，让谢某住进吴老家接受“审查”，每月工资照发。半年后，谢某被转移到人民大学宿舍继续接受“审查”。1960年，谢某终究没能躲过牢狱之灾，但关键时刻吴玉章挺身而出，使他少受了几年牢狱之苦。

“文革”爆发后，吴玉章被斥为“老走资派”、“黑线人物”，接连受到冲击和迫害。1966年10月吴老病倒了。有道是“祸不单行”，病中的吴老突然跌了一跤，导致腿骨骨折。周恩来得悉情况后亲自过问，安排吴老及时住进医院治疗。而恰在此时，造反派正气势汹汹地准备把吴老揪回学校批斗，彻底清算他的“罪行”。国务院通知造反派：吴玉章腿骨骨折，周恩来总理已安排他住院治疗。造反派无奈，只得暂时作罢。骨折尚未痊愈，88岁的吴老又患上了肺炎，1966年12月12日经抢救无效逝世。

谢觉哉：用病残之躯日夜守护日记本

谢老从1919年起坚持写日记，几十年如一日。在炮火纷飞的年代，他的日记记录了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和重大事件，当中还有与毛泽东的书信往来，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文革”爆发后，谢老为保证日记本的安全，让夫人王定国把日记本转移出去，交给一个可靠的老太太保管。不久老太太病危，王定国只好将日记本拎回家，放在一张破旧的长沙发里。

1969年2月，王定国在参加一个会议时突然被宣布为“叛徒”，关进了“学习班”。夫人有家不能回，谢老只得担负起看守日记的“重任”，他日夜躺在旧沙发上面不挪步。

谢老身体衰弱，十分需要人照料。但就在此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时常被叫去开会、学习，炊事员也被撤走了。无奈之下，谢老艰难地用左手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了有关情况。三天后，总理收到来信，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一定要把王定国放回家！王定国回到家时，谢老正孤独地躺在旧沙发上。王定国在谢老身旁坐下，用手抚摸沙发，谢老会意，连忙小声告诉她说：“在！还在！”

1971年6月14日，谢老病情突然恶化，次日与世长辞。林彪、“四人帮”、康生刻意封锁消息，下达了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吊唁等禁令。获悉谢老病逝的噩耗，周恩来心情异常沉重。他顶住压力，果断地作出指示：要举行告别仪式！要发消息！要登照片！朱德从报上看到谢老病逝的消息，生气地说：“谢老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他用手杖把地面敲得咚咚作响：“这是什么世道啊！”

董必武：在遗言中提醒“中央还有绊脚石”

1966年“文革”爆发，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老已过80岁，但也成了被迫害的对象。

然而，久经风浪的董老不顾个人安危，为被冠以“特务”、“反革命”等罪行打倒甚至被关进了监狱的老战友、老部下书写证明材料，为他们洗脱“罪名”。

在“文革”动荡之中，董老默默地协助周恩来做了一件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打开我国的外交局面。“文革”初期，我国驻外大使除埃及外，均奉调回国，外交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了1969年，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恢复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久，美国主动表达了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与美国建立关系的决策。以此为契机，我国加强了外交活动，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此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迫害致死，85岁的董老责无旁贷地挑起了相关国务活动的重任，接受国书、接见外宾，非常忙碌。

1971年，董老已行走困难，仍坐着轮椅参加繁忙的外交活动。1975年1月16日，离去世不到3个月，90高龄的董老以重病之躯最后一次接受国书。1975年4月2日，董老病逝。逝世前留下遗言：“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林伯渠：累倒在岗位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60年5月，林老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肌梗塞，却依然埋头工作。经不住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他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住进了医院。入院前，他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5月29日，因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74岁的林伯渠与世长辞。

林老生命的最后时光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忙。林老把定期下去视察、调研当作一种工作习惯。

1959年7月1日，林伯渠在庐山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3日，他写下《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批评了“大跃进”中违反自然客观、脱离实际的浮夸现象。庐山会议结束后，林老发起了高烧，身体尚未痊愈，便率领一个代表团出访蒙古。

1960年3月下旬，林老接连出席了几个重要会议。4月，接待访华的蒙古代表团，连续工作十来天，当时他正患重感冒。没等病愈，又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及庆祝五一劳动节等活动。过度的劳累，将林老的健康摧毁，并猝不及防地夺去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