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类认同与历史叙事
——以海南岛黎汉关系为个案

唐启翠

族类认同与历史叙事
——以海南岛黎汉关系为个案

唐启翠

秦汉以来中国“天下”一统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叙事中，往往只有“中国”如何看待“边荒四裔”的记录，而“四裔”如何看待“中国”则史缺无闻。本文在回顾和反思历代史志叙事单向视域潜藏的文化政治基础上，透视帝国扩张、历史书写如何型塑族类边界、历史记忆和社会实践，发掘、并置多元声音，勾勒黎汉数千年来互动交融中的策略优选、族类建构与历史叙事，揭示历史表述如何受制于族类区分与认同。

黎汉认同;族群边界;族类异观;历史叙事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实践中的关键词:种族、民族和族群，先后进入近代中国政治与学术话语体系中，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推动中国历史变迁最大的思想动力和最具争议并从一开始便潜藏着“表述”危机的术语。①本文悬置术语争论，为表述便宜，在主观情感认同与客观物质存在相统一的想象性情感－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族群和族类概念，从而在传统中国“族类”认同与区分的认知框架和叙事传统中，透视帝国扩张下文化政治、历史书写如何型塑中国南疆黎汉族类边界、历史记忆和社会实践，并“将某种文化构造绘入惯习之中”，从而“通过自己的主导话语表达各种方案、认同、利益和意识形态”?②

20世纪初以来，海南黎人的人类学田野考察和考古发掘报告，虽然提供了新材料，但黎人社群的研究依旧深陷于迷雾之中。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将探究的重心放在了基于民族实质论的族源考述——当下不同方言区的黎人同祖同源，虽然吸纳了不少其他非黎人群，但主体依旧是来自大陆的骆越或瓯越。但问题是，习俗、语言、服饰等文化特征和Y－SNP、Y染色体、颅面等体质特征，以及考古发掘的物质证据，依旧无法获得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若换一种角度，从族类认同和历史表述的双向互动视域来观察，将会有什么启示呢?

历史表述往往受制于基本的族类区分和认同。始于西汉，终于清末，黎汉之间的对抗、交流与融合始终是左右海南岛局势最为重要的关系，因此也是史志叙事的核心。但目前所见，多数论著集中在治黎策的梳理与研究，对黎汉之间的互动与族类边界的形成，缺少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因此，本文悬置黎人族源考述，在回顾和反思历代史志叙事及其书写视域潜藏的文化政治策略基础上，发掘和并置多元声音，宏观论述与微观案例结合，探究黎汉互动关系及其深层形成机制。

一、汉黎边界:帝国扩张下的族类区分

在汉语史书“五方之民”叙事范式和框架下，“中国、戎、夷、蛮、狄”就是不同生态地理和文化地理空间的族类编码，地方或区域受控于人的同时也定义了人。③因此，特定地域主权的实际控制能力也就决定了族群所能得到和维持的地理版图、生存资源和文化空间。汉武以前，海岛居民如何绘制其文化地图，史阙有间，不得而知，但自汉武开边设郡以来，至少从行政置郡、族类区分和地理边界三个方面着力绘制了。并且随着双方势力的消长变化而不断重绘，最终形成国家权力秩序中的由沿海逐层深入核心山区、汉外黎内的环形圈层分布格局和汉黎边界。

(一)郡县设置:汉黎边界的形成

在古代中国的“天下”图式中，孤悬海外的海南岛是中心的绝对外荒:“珠崖本南炎万里之荒裔。”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平南越，“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⑤，当时所设儋耳、珠崖二郡主要位于海岛北部、西部沿海地区，因而，汉帝国南疆实控地域尚在海岛北部沿海区域。其时，黎汉之间直接接触，⑥由于地方官员肆无忌惮的掠夺，如掠取黎女头发⑦、广幅布⑧等，激起黎人强烈反抗，酿成长期冲突，最终导致汉元帝撤郡和长达几百年的遥领。⑨

随着冼夫人及冯氏家族入主海南及其与梁隋王朝政权的认同，隋唐以后朝廷在海南岛的统治日益加强，郡县设置逐渐扩张。汉进黎退，大陆移民逐步由沿海向内陆台地、丘陵推进。唐代向东南部及南渡江腹地推进，初步完成了对海南岛的环岛州县建置，第一次形成黎人在内、州县在外的环状格局。

政权设置基本以县治为中心，向周边辐射。辐射力度取决于州县与黎人力量对比。五代时，南汉管辖海南，迫于黎人强大攻势，不得不省去八县，县境随之为黎人所有。从乾封元年至贞元五年，山峒蛮攻陷琼州，州县形同虚设。李复等“收复旧城，且令降人权立城栅”，⑩进行防御，并奏请将其升格为都督府，成为全岛的军事中心，但其外围可控疆域不可考。因而，隋唐以前郡县边界比较模糊，汉黎间尚未形成相对明晰的族群界线。

图1 采自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35，41页。

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地理、族群边界是在宋代开始形成。宋代州县设置数量较唐缩减，但区域控制力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就是在沿边溪峒、蕃汉边界“险扼控御”处设置巡检司与寨营“以隘阻黎人，由是道路无梗。”⑪由此，构建了一条日渐清晰的行政边界和黎汉族群边界，体现了州县实际可控范围。而巡检司与寨的设置大多是以防黎为宗旨的，如归姜寨，是为了镇压合罗峒及周围黎峒，澄迈西峰寨、临高定南寨是用来隘阻黎人的。

元明清又不断增置和推进。《正德琼台志》“疆域”开宗明义:“琼环海为疆，至汉始郡，书传所记广袤不同。今特并至到、道里志之，庶观者可考见云”。⑫明代海南州县以营、所为点，以巡检司、堡为线，以乡里都图为面，三位一体共同构建一条州县辖区边界，从而使朝廷治下之民 (包括部分熟黎)与不服统治的生黎区分开来。清代承袭明代，海南各州县的疆域清晰，州县与生黎之间形成明显界线。⑬

图2 采自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第48，53页。

(二)化内化外:生黎熟黎的分界

随着政治地理和汉黎边界的形成，宋代史志叙事中开始出现另一条边界:生黎与熟黎之界。目前所见最早记录见于《宋会要辑稿》，哲宗元祐三年正月鉴于广西南路东门峒黎贼伤害兵官，朝廷采取两种手段对付起事生黎，其一革除旧弊，开示恩信，厚抚能改过自新者;其二如若奸狡反覆，则密以厚赏，募熟黎斩首，或诱出傍近以报官军擒捕。⑭由此可见，黎人已被分为生熟两种，政府可以招募熟黎协助追捕和招抚生黎。从南宋史志和文人笔记描述可知，所谓“生”与“熟”是相对于与官府关系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与省地距离远近:

黎，海南四郡岛上蛮也。……岛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山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已阻深，生黎之巢深邃，外人不复迹。⑮

可知，以黎母山为核心，环山而居者为生黎，生黎外围所居为熟黎，熟黎之外始是州县编民(以汉人为主体)聚居区。

二身份归属主要依据是否给郡县赋税和提供劳役:

今儋、崖、万安皆与黎为境，其服属州县为熟黎，其居山峒无征徭者为生黎，时出与郡人互市。⑯

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⑰

纳粮当差是“熟黎”区别于“生黎”的最根本特征。

历代中央王朝以编户、赋役为基层社会控制和获取国力资源的基本手段，国家权力网络所及之地，凡进入编户齐民体制的即为化内，获得良民身份，拥有合法受国家权力保护的权利;反之则被视为化外之民，甚至盗寇和亡命之徒。这样的区分与标识，显然是来自中央王朝史志叙事者的族类认同标准，但却在客观上或者历史叙事中，形成了两条分界线:

图3 生黎—熟黎—省民分布示意简图

与黎汉边界相比，生黎与熟黎边界相对模糊，二者更容易产生认同感，而在对抗官府或者抵御省民内侵时，可以捐弃前嫌联合行动，尤其是在统治者立场的史志叙述者看来，尤其如此。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条如此描述生黎与熟黎:

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⑱

这段关于“生黎”与“熟黎”族性的分析，既反映了朝廷命官对“非我族类”的一般性认知，也揭示出“熟黎”所以成为社会秩序威胁的根源——多湖广、福建奸民，甚至亡命之徒，而且利用其与“生黎”策略性认同，而“阴结生黎”行劫掠豪夺之事，尤其是在与州县利益冲突时，煽动“生黎”敌对情绪起而抗之。同时也暗示了“熟黎”特殊族群身份和族群位置:在与郡县的联系上，“熟黎”比“生黎”要密切;在与“生黎”的联系上，“熟黎”比之“省民”及其他外来者要密切。因此，熟黎既可以联合生黎对抗郡县官府，也可以与郡县官府合作镇压生黎、占其田地山林。实际情况可能远比这样语焉不详的记载更为复杂，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是黎汉之间族群互动的发生地带，资源竞争、生存环境以及力量对比的演示场。“客观环境资源的改变，往往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⑲

从历史过程来看，汉人内进与黎人反抗外扩的力量较量，和由此而促成的汉黎互动与交流对海南岛整体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现实的资源争夺和族群政治所型塑的边界，不仅是正价值的交流地带，也是负价值的武装冲突地带:“元分琼为四郡，三在大江之东，俱陷黎乱，独乾宁全于阻水，未几而澄迈亦陷。”⑳宣德元年，琼州府黎人作乱，“定安、会同二县官署、民居皆被焚，尽略公私财物以去”。㉑据官方史志记载，从汉代攻陷郡县，迫使汉朝撤郡，到唐代攻陷琼州、忠州，再到宋元夺州占县的强大声势，直至明清出劫乡村、杀掠人畜、焚烧民居官署，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因此对于黎人的反抗外扩，朝廷往往予以武力镇压:“咸淳六年春，琼黎犯边，以钦守马成旺征之。成旺偕子抚机间关数十战，恢扩省地。”㉒然后随着郡县边界的稳固推进、书院教化、军事屯田和十字路开通等战略性政策的实施，黎汉 (官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政治边界逐步清晰，黎人越界日益困难。

二、策略优选:族群认同与历史叙事

国家政权通过军队调遣、赋役征派、官僚机构的设置等，不断确认和强化中心正统与四裔蛮夷的结构，而在华夏文化性认同机制中，这种确认和强化是双向展开的，但中心与四裔之间，距离远近有别、势力强弱不均、资源获取差异有等、矛盾有缓重轻急，因而，中心与边荒、中央与地方、官与民之间大体保持冲突与和谐的交织更替。不同历史环境下，化内化外呈现出多层互动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中国五方之民的区分，并无严格的生物性的种族区分，而是以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为标准的，故而，出于生存利益，非中心族群的族源叙事中，常常出现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故事，攀附中土汉地。㉓而为了逃避赋役、战乱或者获罪被贬谪等原因，中土汉人入蛮之事亦屡见不鲜。如赵汝适《诸番志》载海南熟黎曰:“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同姓为婚，省民之负罪者，多逋逃归之。”他们既保持着与黎人的联系，染有黎人的风俗，同时又与外界多有联系，熟悉外面的情形，动辄挑动生黎，成为宋以后历朝不安定因素之一。

在海南乐东黎寨南加纳村不仅盛传唐代宰相李德裕及其后人落户黎寨成了黎人，而且李德裕即神，有“李德裕庙”专供祭拜。㉔清人张庆长《黎岐纪闻》也记载说:“唐相李德裕贬崖州，其后有遗海外者，入居崖黎，遂为黎人，其一村皆李姓，貌颇与别黎殊。唐时旧衣冠，闻尚有藏之者。”㉕这说明社会群体之间“界线”的动态性和社会文化的现实操作性及其策略性选择。

这种策略性选择在明清实录所载的海南族群关系中体现至为鲜明，下面即以万历年间的两个案例分析以见端的。

案例一:崖州知州林资深安黎:

林资深，福建福清人，嘉靖丙午举人，授罗定知州，神宗万历前期调崖州。林资深安黎事件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地方志所载也是一笔带过:黎寇与多港构难，抚谕有方，境内晏然。㉖但如此不起眼的地方危机，亦成为多方较量的舞台，其叙事仍有其典范意义。该事件详尽记录于户部员外郎万州人胡文路所撰的《崖守林侯兴沟安黎碑记》㉗，碑记载，林资深下车伊始，即面临困扰崖州已久的问题:抱板、止弄生黎仇杀、攻毁多港居民，为患地方。先他而在的地方官员对此皆讳莫如深，投鼠忌器:“此虏素轻悍。少挫，即捶牛饮血，鼓大众哄乱。往事可鉴，惟善图之。”林资深不畏不惧，先行招抚调解，向抱板、止弄生黎提出按照黎俗让多港黎出牛、锣和解，而生黎却不买账。林资深因此震怒，鞭打首恶，使得地方“人皆汹汹骇愕”。继而令熟黎酋长领本部黎兵围剿抱板、止弄，首次派出两千人，未能取胜，黎酋请求暂时休兵，林资深不允，又加派四千义勇狼兵前往，结果抱板、止弄未战而降。

抱板、止弄生黎由强硬到不战而降的转变，是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这场地方性危急中，主要是三种力量的较量:地方官林资深、抱板、止弄生黎和多港熟黎，但三种力量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官方的立场十分鲜明:多港内附，输将于我，则吾人也。官方将交粮纳税的多港黎人视作自己的子民，为其提供保护。因此，作为朝廷代表的林资深自始至终都是整个事件的驾驭者。始则谈判，以礼俗解决争端，遭致拒绝，便用武力解决。熟黎与朝廷联合，以武力、智慧与生黎展开较量。最终结果对官方来说是圆满的:抱板、止弄生黎从此“懔然帖服”。

案例二:熟黎抱由与生黎罗活冲突:

《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和《万历琼州府志》㉘对此记载各有侧重，二者互补构成事件的相对完整。万历四十年冬，崖州黎岐那阳、那凡等勾结罗活，盘踞峒中，聚结逃民，置备器械，焚劫村寨。于是，抱由、多港等数十村熟黎歃血结盟，征剿罗活，并请官兵、土舍壮其声势。署州事万州判涂必达请知州林应材发兵救援。四十一年正月，巡道姚履素令把总曾国栋、分总薛鸿翱等领兵攻剿。抚黎通盘葛经则令土舍苻起凤招抚。朝廷大兵压境，剿抚不一，引起熟黎的恐慌，倒戈相向，明军大败。朝廷派指挥赵孟麟与把总曾忠视情形确定剿抚事宜，同时令土舍苻起凤绑缚首恶认罪。曾忠冒进，导致苻起凤被射死，官兵大败。再调南头副总兵张万纪、雷廉副总兵杨春、游击袁应兆统兵进攻。但各军意见不一，纪律涣散，大败而归，张万纪与参将张守贵先后战殁。明军转入防御，由赵孟麟提督各路兵马，在崖州东创建高村营。把总吴业捉熟黎张那等解州枷钉，激起黎人大乱，攻陷乐平营，进围崖州城。潘大熙偕同赵孟麟等坚守待援。朝廷命总兵王鸣鹤总督各路官兵，调西粤狼兵，以守道蒋光彦督饷，巡道姚履素监军。至十二月乙卯，攻破抱由。罗活各酋长自焚村寨，率众逃窜。于是，诸军追击魁首，招抚逃民，共擒获黎首182名，斩首415级，俘获叛黎家属224名，招降15359名。派遣将领叶思义、王中耀屯守二地。巡道姚履素乘胜平定陵水黎乱，招抚16峒。

整个事件中，熟黎是关键，但促成熟黎倒戈的则是官方“剿抚相乖”致令背盟。生黎作乱，劫掠村寨，熟黎主动联盟征剿，原本是生、熟黎间的利益之争。官军助战，土舍招抚，令出多主，征剿还是招抚举棋不定。又大军深入黎区“屯驻骚扰”，既损害了熟黎利益，也加剧了熟黎“疑为掩袭殄灭”的恐惧心理，于是熟黎反助生黎，倒戈杀伤官军。而官军对熟黎刑杀，进一步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导致黎人同仇敌忾围攻州城。作为官方的回应，相关联的官员皆遭弹劾，巡抚张鸣冈作为此次事件的最高领导，罪责也最重:“有始祸之罪”、“有败衄之罪”及“有功过未足相当之罪”，从侧面反映出明代官方态度:不干预黎人内务与纷争，维持各方平衡，保持地方秩序为要务。

朝廷掌控局势后对当地资源进行了再分配:(一)罗活、抱由纳入到朝廷控制，派遣将领屯守:“练兵督屯，开山通道，察总哨之朘削，遏奸宄之沟通”。(二)招募耕兵千余名半耕半守，将罗活、抱由投降的黎人化整为零安插在原峒五里之外，按照户口给田。黎人田产就近分割，“附兵营者给兵，附黎村者给黎，其余听民耕种”，所得田赋作为军粮。(三)改黎峒为营，如罗活改为“乐安营”，抱由改为“乐定营”，德霞改为“归德营”，三营鼎立。兵部题覆张鸣冈条议，虽未全准，所准事项都有利于开拓黎区，扩大影响，监督、同化黎人。这样，在官方、生黎、熟黎三种力量的对抗、分化与整合中，本为生黎、熟黎的对抗，发生了一些列的戏剧化转向，熟黎倒戈、生黎逃窜、官军败绩，朝廷付出惨重代价后，取得了主动权，击破生黎熟黎联盟，建立起新的以官方为主的区域秩序。

在以上事件中，生黎、熟黎、黎酋、省民、官方等各种力量粉墨登场，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但往往会形成以官方为主导，各派势力进行抗衡的局面。

作为官方书写记录而留存下来的各种力量较量和材料取舍、措辞表述的策略性选择，实际上体现了鲜明的大一统历史叙事的文化政治:

它必然要反复强调、张扬和突出某些中心性的东西，同时也要有意地蔑视、压抑、回避、遮蔽许多边缘性的东西。史家记录这个而不记录那个，这种取舍之间的学问非常深奥渊博，但却不是通常所说的客观的历史知识问题，而是一种主观的文化政治问题。㉙

翻开史志，不难发现，作为中国疆域最南端的族群，宋以前基本一笔带过，甚至连一个特定的族称都没有。宋以后的史志对黎人的记载也多集中在郡县设置、风土人情、朝贡赐赏，记载最多的则是历次黎乱及其平定。如明实录中涉黎记录黎乱及相应地平定、抚戢、编户等57条，峒首来朝贡赐谕旨招抚生黎的20条;而有清二百年间黎乱记录达70多次。

三、族群异观:社会记忆与文化建构

汉人－熟黎－生黎的族群格局的构成，从民族志的文化史意义来看，它揭示了族群的认同、排斥、重组等现实背后的生存策略和族群形成机制。这在黎人内部的族源讲述变迁和远方他者的人类学想象中更具有彰显文化意识形态的意义。

(一)“中国”视角的化外族类

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正史叙事、地方志和文人笔记的“中国”叙述视角下，地处中国南疆海南岛及其岛民的描述充满了化外族类的想象与建构:

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极之外，……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㉚

可见，汉政权对海南岛作出的命名珠崖、儋耳，一是依据地方特产命名，一是依据地方族类形象特征命名。“大海之中，南极之外”是对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描述，而“殊种异类，被发雕身”、“雕题离耳”、“贯头衣”等则是对他者的形象学认识和描述。离耳、儋耳名异义同，均指奇特的被硕大的耳环垂坠的大耳垂，这是外来者对岛民的第一深刻印象。甚至到了1930年代，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美国地理杂志记者克拉克的眼中也是值得一书的奇特风俗。而今尚存的雕身离耳依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化现象。㉛

在中原史志书写者俯视下，描述海南岛常用缴外、遐荒炎瘴、孤悬海外等词汇;描述原居岛民则多以鸟言兽面、与禽兽无异、狡悍祸贼、多猜、性好雠杀、好酒、好弓矢、徒跣等来形容，构建了一个生活于毒瘴之地、习俗怪异、性情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㉜的殊异族类。

正史与文人笔记互为补充，共同完成对黎人的族类建构，华夏中心天下观模式下单向视域的猎异观察和书写，充满叙述者文化滤色镜下对黎人意象的污名化和怪异化。边缘状态的黎人，是历代统治阶层试图武略教化和统属的族类。然而，武力和教化都不过是手段:“远而诸郡皆闻风来游，遂黎獠犷悍，亦知遣子就学，衣裳其介鳞，踵至者十余人”。㉝最终目的则是“化生为熟”，实现天下一统秩序。“就文化主义而言，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优越的，但并不排他。通过教育和模仿，夷狄也可以成为群体中的一部分，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与其他缺少这些观念的夷狄区分开来。”㉞

(二)远方他者叙事中的黎人形象

随着晚清世界局势巨变，尤其是中法、中日之战，海南岛从汉代以来的荒缴毒瘴流徙罪民和商船歇脚地，摇身一变成为海战前沿的军事重镇，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岛民也相应地也从“得其民不足济事”转化为必须团结的对象。

清初，海南与台湾遥相呼应，南明将领活动于南部沿海与海南岛等地，使得海南岛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焦点。但随着局势的稳定，海南又复归荒缴。直至法越战争、中法战争期间，海南岛骤然成为广东海防要地。光绪九年、十年局势又为紧张，法兵舰陆续来华扬言夺占口岸为质，“琼州、台湾两处，地属偏隅，非通商口岸，无所牵制，尤为彼族所觊觎。” “琼州孤悬巨浸，为彼族所垂涎。”㉟光绪谕饬彭玉麟等扼守琼州，严密防守。琼岛不再无足轻重，成为清廷捍卫边疆的前沿。然而由于其防务薄弱，处境尤其危急，君臣颇为焦虑。更为强势的外力介入，海南亦被裹挟进国际争端和殖民贸易中，被动接受这种国际化的新身份的不适。

岛内依然是黎居山中、州县环外的格局，但黎汉间接触交往日益增多，矛盾冲突也日益频繁。尤其是乾隆年间客民大量移琼，与黎人、省民毗邻而居。客民极强开拓姿态，与黎人及所在土民矛盾日深，成为晚清岛内族群关系不安定的重要因素:“琼州客民，勾结黎匪，历年滋事。”“客匪以黎峒为负隅，藉黎人为声势，黎匪以客匪为向导，藉游勇为附从，客黎纠结，全琼遂无安枕之日。此二十年来，客黎各匪蓄毒构衅句结滋蔓之实在情形也。”因此，张之洞提出“孤岛筹防，必先自清内患始。”希望化导黎人“变狉榛为驯扰”，实现长治久安。张之洞、冯子材在海南平定内乱之后，颁布抚黎章程十二条，薙发改装、开通十字路、安营设官、任用黎长、轻赋役、兴义学、设互市，要之积极推进汉化，“令其渐被冠裳之化，驯其顽悍之俗。”㊱

相对于法军的造势，日军更实际。面对“一年数反”的“黎乱”，日本占领军在其长达六年的占据期，派了一批人类学家深入黎区展开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黎人族性等调查研究。主要目的就是企图永久占领海南岛，使之成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和资源供应地。因而充分留意黎汉矛盾，笼络黎族，甚至寻找黎族族源部分起源于日本，以寻找黎人认同和占领琼岛的合法性基础。在日本学者的著述中，海南岛是南支那海一大宝库，黎人族性自来温顺，亲近日本，完全有望成为亲日的中立者甚至爪牙。因此，占领军“要充分地理解黎族自身的传统和生活秩序”，赋予黎人生活自由的权力，尤其不可强制黎人劳动。但实际上，军团并没有实践学者的建议，不仅强制黎人开矿，强迫黎女充当日军慰安妇，而且豪夺黎区矿藏和原木，殖民者眼中只有武力和资源，弱者的权利是微不足道的。㊲

与部分深入接触过黎人的汉语学者一样，如李德裕、苏轼、胡传等，在外来的人类学家如史图博和探险家克拉克眼中，黎人如此淳朴、温顺。史图博所见到的大岐黎“有非常和平的性格，他们对外地人常常很胆怯，但同时又很亲切。他们之间好像很喜欢谈笑。”㊳而对于《美国地理杂志》的记者克拉克来说，海南岛“远比蒙古、土耳其或者西藏更偏远和神秘。”由于其战略性地位，这个长期被忽略而鲜为人知的岛屿在1937年新闻头条中经常被提及。而生活在岛屿中心山区的即是“善良的野蛮人”，如论何时进入他们的村寨，总是热情细心款待，头人会亲自在凳子周围撒上灰，阻止蚂蚁和水蛭。当地人会给予禽肉、大米和水，而探险队也会报以烟草、火柴和治疟疾的阿奎宁等。㊴

(三)黎人口传叙事中的黎汉关系

汉语叙事中的“黎”被海南黎人认同确立为自己官方的族籍身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赛”才是是黎人用于区别于汉、苗、回等外族的自称，而在“赛”内部，又依据居地、服饰及其与他群之间的关系的区别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如白沙本地黎自称“赛”，被其他方言区的人称为“润”(zin);居于昌化江下游两岸地区的“美孚” (mo:i53fau53)，意为“住在下路的客人”，显然是上路族群对他的称呼。2006年笔者在昌江七差乡调查时，当地美孚黎自称“穿长裙”的，称山那边的哈黎为“穿短裙”;被称为“哈”(意为“住在外面的人”)的，反称居于其内围山岭间的人为“黎”(Фai)，即山岭里的人。自称和他称的复杂化也显示了“黎”人具体实在的丰富多样性。

作为无文字社会，黎人历史主要借助于文化他者如汉语、德语、日语、英语等的书写达成。但这并不意味着黎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叙事。其口耳相传的族源传说和仪式展演，就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与表述。2001年被国家和海南省列为重点整理项目的黎族长篇叙事史诗《帕隆》和黎族咏谱《沃茂》，1990年整理出版的创世史诗《五指山传》等，都是黎人历史的自我表述。由黎族学者高泽强等整理的《帕隆》㊵，讲述的是英雄的传奇故事，这位在襁褓中即知天下大事的帕隆，智斗伟代 (国王)、计赚宝竹筒、妙惩懒兄，勇胜来犯异族，迎娶外族公主，有寻常不坏之身，唯有黑狗血和类似茅草的“hja:n55才能杀死他。死后还能竹筒练兵。学者从中很轻易地即看到了其与《水经·叶榆河注》所载兵败入海的安阳王 (哀牢王)传奇的雷同性，以及范晔《后汉书》所载哀牢夷与儋耳民及渠帅之“穿鼻儋耳”体化习俗的高度吻合证据，揭示了黎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哀牢王后裔及其与异族征战的历史记忆。

《沃茂》即在婚丧治病等活动中以特定牺牲祭祀祖先鬼的仪式及其吟咏活动。即举行“沃茂”仪式时，精通本氏族或家族族谱的“鬼公”(杞黎称为帕罕)必须首先吟咏人类起源、繁衍、迁徙、分化的历史，然后才是祭牲祈福。尽管也是竹生人神话，但与《帕隆》不同，《沃茂》所讲的族源和完整的迁徙史中未见先民在岛外迁徙的内容，仅从昌化江入海口登陆，溯江而上定居两岸的讲述中，也依稀留存着从岛外入琼的历史记忆。㊶

创世祖先歌《五指山传》㊷从天地开辟，天狗 (琶玛天)与帝女婺女下凡把人传讲起，大洪水后，乘坐葫芦瓜 (音译即珠崖、至来)幸存下来的阿寒阿弹兄妹，受天人 (外来客人)指点生下九个儿女，自相婚配即成为现今各支系祖先:阿哈、阿杞、三星、四星。“阿哈四兄弟，赛人分四支，本源同母出，后人却争持。”与他者眼中的黎人之懒散形成有趣对照的是，自称赛人的黎人自述勤劳吃苦，性硬而敢与世人争。在这样的创世祖先歌里，赛人男子刚健女子娇娆，是上天眷顾的优选之民，也是海岛最早最合法的主人。因此，教会他们制造铁器、酿酒、纺织技术的老人是“天人”即“天外来客”，随风而至的“黑仔”是恶女野仔，而与其争地夺山、商贸交易的则为“贼”:“黑风钻出贼，粗蛮形可疑。哪里黑风起，定是贼来时。”“沉香贼要换，一百套裙衫。百个花样碗，百串槟榔干。” (185页) “禁公与贼党，山肥心就贪，占山与逼债。”山贼的贪婪逼迫，使得举家分支分离各向内陆迁徙。由此，不难看到黎人自己的历史叙事及其眼中的外来者形象建构。

此外，在黎区还流传各种传说故事，如黎母传说，核心讲述均与雷公信仰、黎母始祖、黎母山庙会、大洪水、外来男祖等原始族源母题的集体记忆密切相关。一颗天外蛇卵与一个岛外男子，激活了与世隔绝的海南岛，主宰天地的雷神的频频出场化解危机，赋予海南岛最早居民以天命神授的合法性。琼中《黎族汉族来源》从洪荒时代大洪水中漂至海南岛的葫芦瓜讲起，幸存的兄妹结为夫妻，生下的怪肉团被切成块，抛在河里漂流到沿海地区的变成了汉人;扔到山上的成了黎人。㊸最值得关注的是，黎汉不仅是同祖同源的兄弟，而且海南岛成为洪水再生神话后的唯一人类栖息地。显然在黎人内部阐释视角下，海南不再是中原汉语书写文献中的缴外蛮荒之地，而是一跃成为叙述的中心，是人类的发源地。这与中原王朝天下观可以形成强烈有趣的对照，可见族群叙事的自我中心意识的普遍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在黎汉同根的叙事里，汉人始终是兄，占居着最好的资源。从深层来看，黎人最初起源传说是黎母生人，外来者即作为父系血统者为交趾蛮。这大概是海南与交趾交流、互动和身份认同的记忆。与交趾结合生人的传说，并没有改变黎人边缘化的境遇。将原有框架彻底推翻，重起炉灶，整个改头换面将汉人改写为同祖的兄弟，黎人完成了对当前社会现状的认知与对统治阶层族属的重新定性，其中也暗含着对统治族属的攀附心理。而究其根源，则在于出于生存策略的一种结构性失忆，即以一种近乎集体记忆再造行为选择性的、扭曲甚至错误地忘记或虚构祖源，以及与他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以重新整合族群范围，获得生存资源的最大化合法。

结 语

透过黎汉间数千年来的互动、交流及彼此的族类建构与历史记忆，揭示出被不断申说的“黎族”，其实是在国家中心权力介入及其随之而来的族群生存策略优选与族群身份不断被界定与重构的结果。这样一种策略优选与身份重构，也体现在当代不同政策语境下民族身份更改现象中。㊹研究者往往“关注民族身份认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忽略同一过程中其他的身份认同或替代性的(常常是新生的)民族叙述结构被压制和遮掩的事实。”㊺因此，在当前全球化开启的整合与多元话语并置的世界中，需要努力的就是发掘和倾听曾经被遮蔽和忽视的多元声音，透析国家权力和民间策略双向互动中的相关族类动态建构现象，探寻历史根源，让“多元”差异性共存于“一体”之中，建立真正“美美与共”的新型民族关系与和谐秩序。

注释:

①详参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55－184页。

②(英)德兰迪、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518页。

③详参唐启翠《“五方之民”叙事中的空间模式再探》，《湘潭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④唐胄著《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57－58页。

⑤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0页。

⑥作为典型的移民岛，岛民族源本极其复杂，但史志叙事基本将汉武开边以前的岛民视为一个整体:蛮、俚，而与政府吏卒相区分和对立。关于黎族的形成变迁史，笔者有《认同与排斥:边缘人群与“黎族”的形成、变迁》专文探讨，此处即采用学界通识。这里的汉主要指郡县辖区内的省民与吏卒。

⑦陈寿撰《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年，第1252页。

⑧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5－2836页。

⑨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卷首第11页。

⑩唐启翠等辑录点校《地理志·海南》(六种)，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⑪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

⑫唐胄纂《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68－73，440页。

⑬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关隘》，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865－883页。

⑭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第一百九十八册《蕃夷》。

⑮语出范成大《桂海舆衡志》，周伟民、唐玲玲辑录点校《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3－44页。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相同。

⑯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4262页。

⑰周伟民、唐玲玲辑录点校《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3－44页。

⑱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0页。

⑲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1997，第12页。

⑳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24－425页。

㉑唐启翠辑录点校《明清〈实录〉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㉒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23页。

㉓详参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台北:允晨2006。

㉔《黎族民间故事选》，第211－213页。

㉕张庆长撰《黎杞纪闻》，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秩，著易堂清刊本。

㉖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光绪崖州志:外一种》，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66页。

㉗详见钟元棣创修，张嶲等纂修《光绪崖州志:外一种》，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552－556页。

㉘详参唐启翠辑录点校《明清〈实录〉中的海南》第93－98页，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30－432、445－447页。《实录》细节不详，却有事件行动者、反对者的不同声音;《府志》于细节尤为详尽。但关于事件发生时间的二者略异。万历四十四年戴熺接替姚履素，任海南道兵巡、提学副使，同年欧阳灿为琼州府知府，即二人均是在该冲突刚结束后到任。《府志》约纂于万历四十五年。《府志》记载应较且实际。

㉙叶舒宪《〈春秋〉与“中国”想象》，载《博览群书》2007年第8期。

㉚郦道元著《水经注》，世界书局，1936年，第455页。

㉛邓聪《南北儋耳——大耳垂风俗》，载杨虎等著《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第54－55页。

㉜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0页。

㉝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676页。

㉞杜赞奇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㉟唐启翠辑录点校《明清〈实录〉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60－262页。

㊱唐启翠辑录点校《明清〈实录〉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41－354页。

㊲详参金山《20世纪初日本学者对黎族的研究及其目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㊳(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印，1964年，第191页。

㊴Leonard Clark ，Among the Big Knot Lois of Hainan，Geographic Magazine，September，1938.

㊵详参高泽强《黎族长篇叙事诗——帕隆》，载《拂拭历史的尘埃:黎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第245－254页。

㊶高和曦《黎族咏谱——〈沃茂〉》，载《拂拭历史的尘埃:黎族古籍研究》，第255－267页。

㊷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㊸符桂花主编《黎族民间故事大全》，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㊹如在非汉民族身份处于劣势时，不少人隐藏身份，人为成为汉族，而当80年代以来政策向非汉民族倾斜，不少汉族身份的人要求“还本归原”，而不少民族杂居区的汉人也就此更改族籍。这对民族人口影响很大。如海南黎族在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仅昌江县就有5个大队的1850户共计12936人申报改回黎族成份。详参朱云成《中国人口·广东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第341页。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政策、民族人口间的关系，详参胡鸿保、张丽梅《民族识别原则的变化与民族人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㊺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Ethnic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Narration——A Cas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and Han Ethnic Groups In Hainan Island

Tang Qicui

Since the Dynasties of Qing and Han，the ancient China Considered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the supreme ruler of political order of unified world，moreover the oral history of minorities relied on the Han writing records.Thu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China’s“world”unification，there is always a record of“China”howto regard borderland minorities rather than the perspective of minorities to“China”.Based on reviewand introsp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narrative oneway horizon with its inner culture political basis about past dynasties，this paper dialyses empire expanded and history writing howto shape the ethnic boundaries，historical memory and social practice，exploring and concatenating polybasic voice，outlining strategy selection，construction of ethnic group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between Li and Han’s interactive ble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revealing history expression howto be enslaved by the distin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Identity of Li and Han;Ethnic Boundary;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groups;Historical narration

【作 者】唐启翠，文学博士，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030

C95

A

1004－454X(2011)04－0073－010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