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观己：从印度的科技创新看中国

文 / 卢宝锋

最近Facebook成功上市，印度人Sanjay Anandaram写了一篇文章，感叹“何时印度能创造出一个Facebook这样全球化的产品”。文中Sanjay除了指出印度和美国在研发之间的差距，也以中国为参考，反思了印度在研发投入上的不足。中国与印度同处于亚洲大陆，又同为经济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难怪印度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舍尔卡无奈且认真地说：“相邻的地理位置无可奈何地赋予了中印两国时时刻刻被比较的命运。”

2005年，印度的科技研发投资占GDP比重为0.9%，到2020年预计也不过2%，相比而言，同期中国的科技研发投资占GDP比重将由1.34%增加到3%。当百分比换算成绝对值时，差距将更加明显，印度2011年科技研发上的花费是165亿美元，而中国则达到了1740亿美元。截止2010年，印度在全球最大的科技文献出版平台“Elsevier”上出版的论文为233,027篇，而中国的数字则达到了印度的三倍。2011年印度专利申请量增长了11.2%，中国的增长幅度为33.4%。专利的年绝对申请数量，中国也是印度的5倍以上。另外，经济学人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也领先于印度，预计2013年中国的排名将是第46位，而印度是54位。以上差距有着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多方面原因。

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印度外交官非常羡慕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也许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造成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有人认为，究其根本，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并不在于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而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中国的土地国有为中央政府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基础性的经济和制度保证。相比而言，印度的土地依然为类似封建社会的地主所有，政府所倡导的民主与这种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出现了错位，政府许多重大决策也受到了这种民主的拖累。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的民主称为“功能性无政府状态”。科技研发是一项针对将来的长期投资，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可以有效地弥补人们过度关注短期利益回报的缺陷。

从具体措施上来看，印度政府更多地是以企业为主导进行研发投入，研发的初衷来源于市场，而中国很多情况下是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给予企业实质的研发支持，研发的目的虽然也与市场需求相关，但很多时候是单纯为解决某个技术难题。印度的学术研究机构，相比而言接受了更多来自于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研究资助。而在中国，政府对于研究机构的投入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政府相比，企业虽然对市场的微观把握更加敏锐，但其实力有限，相对而言更注重短期回报。对于一些长期的、基础性的、可使整个行业受益的科研投入，政府的财政支持不可或缺。在专利申请意识方面，中国政府对于企业的专利申请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还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同时营造舆论氛围，培养企业的专利申请意识，鼓励企业更多地申请专利。

虽然从一些数据上看，中国在与印度的科研竞技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现行的科技创新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

首先，政府主导对于那些长期性和基础性的科研项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企业生存在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中，那些定期的（通常以年为周期的）政府支持不可避免具有滞后性。

其次，政府提供的财政和税收支持存在被企业滥用的情形。一些企业申请专利或科研立项的目的更多地是从“政府圈钱”， 申请的专利更多地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补贴或税收减免，而非真正要转化为具体的产品技术。

最后，中国众多的私人中小企业虽然在专利申请费用上享有一定的政府优惠和资助，但总体而言其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有限。面对残酷的生存压力，他们不得不停止或者暂缓科研活动。

当我们回到文首Sanjay Anandaram的自问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目前似乎也需要回答一个类似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还有赖于创新的多元性在中国的广泛实现。除了政府的不断“灌溉”之外，一个生机勃勃的创新土壤也许才能培养出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