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如良
2008年,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在中国政法大学做“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专题演讲时谈到,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终结以后,是不是无政府状态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1873—1874年间马克思曾经写过批判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文章。莱文认为:“没有国家,而又不是无政府状态,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马克思的设想是,市民社会的机体或组织将成为治理的中心。请注意,国家和治理是不同的。在两篇重要的文献即 《论犹太人问题》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市民社会将取代国家成为治理的中心。他说,人的自由开始于当市民社会取代国家之时。这里,市民社会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德国,家庭、教会、工会、农民组织、大学学生联合等这样的组织已经存在,马克思可以期待它们成为构成和组织社会的中心部分。”[1]莱文的观点能够站得住脚吗?我们跟随莱文走进马克思的文本。
一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阐释是在继承传统市民社会概念并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都得到了全面的清算,但在资本主义阶段上,马克思和黑格尔在最主要的观点上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市民社会解剖的起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