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华Susan Whiting
(1.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2.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eattle)
2011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投票表决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工作报告的时候,以475票反对,155票弃权,2242票同意获得通过。[1]从比例看,约有22%的人大代表对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持不同意态度,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法院纠纷处理能力的不满。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目前这样一个利益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矛盾交织的时代,也说明人民法院正承受着比其他国家机关要更为巨大的社会压力。这些压力一方面源自人民法院自身的职能——法院在国家权力架构中是专司纠纷解决的机构,各种社会矛盾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不好,法院难辞其咎;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人民法院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在执政党领导下的司法机构,司法独立,要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①因此,法院的工作不只是以独立、中立的态度来解决纠纷,还应该协助党和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②但是,纠纷是否能够解决并让当事人服判息诉最终取决于法院的权力大小,没有有效的权力,纠纷解决的完成将面临较大的困难。③
关于法院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职能,有研究认为,在中国,基层法院是地方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因此法院常常被要求或者不能受理某类案件,或者尽可能的调解而不是判决,并且建议当事人不必去法院诉讼而要他们寻求行政调解或者向相关部门上访。[2]P1-55这说明很多时候,真正被关注的不是纠纷是否得到解决,而是纠纷解决与社会稳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