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日韩三国2011年以来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魏志江 孟 诗

中日韩三国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三国在地区合作机制诸如东盟+中日韩等，以及新形成的中日韩三国首脑的峰会机制内，展开了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合作。然而由于中日韩三国在地缘政治、战略利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三国的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合作，不仅成为中日韩三国合作的重要领域和基础，而且也必将有助于增进三国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信赖，从而进一步将中日韩三国合作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具有深厚的必要性基础。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顺应了全球化趋势，有着明显的“外溢”效应，更是弥补了三国传统安全合作的不足。

首先，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是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求。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特征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和解决，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必须重视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将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本国的外交政策中，加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要求中日韩必须在非传统安全上开展合作。随着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作为该地区内的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三国都需要进一步扩大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其次，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现实意义影响深远。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也存在着外溢效应，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促进全面合作意义深远。非传统安全合作属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政治敏感性相对较低，而涵盖的领域广泛，随着各个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逐渐渗透，最终产生叠加的“外溢效应”，外溢到高级政治领域，形成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也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最后，中日韩三国传统安全合作的不足，凸显了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与意义，使得三国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更具必要性。中日韩三国特殊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美国因素，使得中韩、中日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始终保持保守而谨慎的态度，进展相当缓慢，甚至呈现出滞后的状态。相对来说，日韩之间传统安全合作成果较为丰富，但也由于历史和现状的争端使之发展颇为曲折。因此，中日韩传统安全合作不足，为加强区域安全对话，非传统安全合作意义重大。

就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可行性来看，第一，三国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为三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最大的动力；第二，三国在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三方的合作提供源动力；第三，三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并为其提供了政策支持。一系列的双边与多边协议都体现了三国政府对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视和积极促进的态度；最后三国在地缘上的优势也增加了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便利。

从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发展的美好前景。即使如此，三国也应该循序渐进，加强对区域共同体、合作安全等意识的培养，逐步建立起有利于两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长效机制。

二、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现状

非传统安全概念最早正式引入中国始于1994年，随后中国学者开始了有关非传统安全理论的研究。①余潇枫、李佳：《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其中，余萧枫教授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就非传统安全的定义，余教授从景象、波及范围层次、来源等方面对非传统安全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认为，非传统安全是指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的、直接影响本国和别国乃至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指的是“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一切生存性威胁”。②余潇枫、李佳：《非传统安全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启示》，《观察与思考》，2007年第20期。另有学者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区分的五个问题和五个驱动力来界定非传统安全的含义。③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还有学者指出，指涉对象的深化、领域的扩展、以及对安全的理解是非传统安全区别于传统安全的地方。④琳娜·汉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话语分析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总之，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军事政治安全来说的，其安全概念是传统安全概念的扩展。

而关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领域”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学者将其分为五大类：一是人类为了可持续发展而产生的安全问题，包括环境安全、资源利用、全球生态问题以及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预防；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个体国家或者个体社会失控失序而对国际秩序、地区安全乃至国际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人权、难民等问题；第三类是跨国界的有组织犯罪，如贩卖人口、毒品走私等；第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和冲击，最典型的是国际恐怖主义；第五类是由于科技发展以及全球化所产生的安全脆弱性问题，例如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以及基因工程安全。⑤朱峰：《“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中日韩三国峰会机制的形成，为三国经济、政治、安全以及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三国合作，已经成为三国在东亚进行安全合作的基础。中日韩三国在东亚金融、环境、生态保护、防震减灾、反恐、反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以及海难救助等方面均展开了多方面的有效合作。本文仅就中日韩三国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防震减灾、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反恐、反毒品走私和海难救助等八个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现状作如下分析：

1、金融、债券合作

近年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世界经济形势严峻，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作为对东亚金融领域具有决定性地影响作用的中日韩三国，需要加大地区财经合作的努力，维护地区甚至全球的金融稳定。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三国在金融合作以财长机制为主，在建立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⑥《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全文），北京，2012年5月。

“清迈协议”是三国金融安全合作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就东亚地区财政金融合作、特别是就在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10+3）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也称“清迈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在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下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①辛涛、李祺：《“清迈协议”迈向东亚货币合作的起点》，《北方经贸》，2006年第4期。迄今为止，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2003年6月22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ACD）外长会议上，亚洲18国的外长发表了关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清迈宣言》，表明了各方致力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共同意愿。②辛涛、李祺：《“清迈协议”迈向东亚货币合作的起点》，《北方经贸》，2006年第4期。2007年11月20日，中日韩第八次会晤上，通过了《2007－2017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工作计划》，在三国金融合作上，继续强调了清迈协议和监督机制等。③《2007－2017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工作计划》，新加坡，2007年11月。2008年5月4日东盟和中日韩财政部长同意，为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出资至少80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④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j/20080505/15094830255.shtml.

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以及财长会议中，金融债券合作成果显著。2010年5月29日至30日，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金融主管部门的协调，努力通过鼓励三国金融机构相互进入对方市场来加强金融合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⑤《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韩国，2010年5月。2011年以来，在中日韩财金合作框架下，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合作：一是在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区域危机救助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CMIM建立危机防范职能；二是进一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取得进展；三是大力推动10+3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研究，目前研究工作已取得进展。⑥《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全文），北京，2012年5月。2012年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通过了《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表示三国将共同努力推动地区财经合作，确保地区金融市场稳定，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鉴此，对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扩大一倍、提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规划的脱钩比例和引入危机预防功能等，以进一步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同时进一步加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及成功启动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经济监测活动。促进三国外汇储备部门相互投资对方国债，进一步加强包括信息共享在内的合作，从而强化三国之间经济关系。⑦《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国北京，2012年5月。

2012年5月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就全球、区域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各国应对措施交换了看法，并就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危机应对能力达成共识。各方同意将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扩大一倍至2400亿美元，且各方出资份额不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规划的脱钩比例从20％提高到30％，并延长救助资金使用期限。会议决定将现有危机解决机制命名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稳定基金。会议同意新建地区危机预防功能，并将其命名为清迈倡议多边化预防性贷款工具。⑧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jisi/300/2012/20120507093349286956886/20120507093349286956886_.html.另外，自2012年起，三方财长会议改为财长央行行长会议。

2、环境合作

三国环境合作持续稳定发展，成果主要汇集于中日韩以及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环境部长会议中。

2010年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表示，三国将合作加强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努力提升公众减少海洋垃圾的意识，重申落实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框架性防止海洋垃圾的“区域海洋垃圾行动计划”的重要性。⑨《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韩国，2010年5月。2011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还通过了《通过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合作实现可持续增长》声明，表明三国在上述文件基础上为实现绿色低碳增长开展合作。⑩《通过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合作实现可持续增长》，东京，2011年5月。2011年4月28日至29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第十三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会议通过了《第十三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1－04/29/content_1855405.htm.10月19日第十届东盟——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与会各方继续开展区域合作，推动绿色经济发展。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gzdt/2011－10/20/content_1973798.htm.

2012年5月中日韩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森林可持续经营、防治荒漠化和野生动物保护合作的联合声明》，三国决定加强中日韩三国在森林可持续经营、防治荒漠化和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同时，第十四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环境标志一体机共同认证规则协议》《中日韩环境标志互认认证程序协议》和《中日韩互认实施规则协议》等三项环境标志合作与互认协议。会议通过了《第十四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表明中日韩环境合作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

3、自然灾害应对

今年来自然灾害频繁，三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灾害管理合作。在灾难面前，中日韩三国相互扶持，同舟共济，共同应对自然灾害。

2010年，在《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三国表示将充分利用中日韩三国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等现有机制和机构，分享与灾害有关的信息、政策和技术，以共同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减少东北亚灾害风险。③《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韩国，2010年5月。

2011年3月日本地震期间，中韩领导人慰问灾区民众，展现了三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中日韩第四次领导人会议中，联合宣言涉及灾害管理，考虑到东日本大地震，日本政府承诺同中、韩及国际社会分享在核事故和地震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决定按附件推动有关合作；④《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东京，2011年5月。10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中日韩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上，中日韩将在共享灾害信息和巨灾风险研究成果、共同构筑灾害风险防范体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10/28/content_1980665.htm.10月，中日韩三国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东亚地震研讨会，会议形成《北京共识》，并决定启动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⑥《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全文），北京，2012年5月。

2012年《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认识到三方就应对潜在的大规模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三国考虑到三国间不断增长的贸易量和旅游者数量，交流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数据的重要性，鼓励在世界气象组织框架内就开展区域气象数据交流的途径进行讨论。为进一步推进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中国地震局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中日韩地震减灾会议，并开始实施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⑦《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国北京，2012年5月。

4、能源资源以及核安全

能源资源合作：2011年以来，在第四、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针对能源资源的合作仅作重要性的重申，鼓励在此领域的合作与对话，没有出现新的实质性内容。中日韩三国在APEC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2011年11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期间，三国与有关国家围绕“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的主题，在关于能源安全等分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发表领导人宣言。⑧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14/c_122273159.htm.此外，中国、日本和韩国政府2012年3月13日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上签署了三国水资源合作备忘录，标志着三国水资源合作进入新阶段。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2－03/14/content_2091232.htm.

核安全合作：三国核安全合作形成了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在核安全监管领域的良好合作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为促进本地区核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⑩《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全文），北京，2012年5月。2011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四次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上，三方签署了“中日韩核安全合作倡议”。⑪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h/2011/1201/c226651－2652505599.html.在《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中三国重申核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明确了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⑫《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东京，2011年5月。2012年3月26日至27日第二次核安全峰会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重点讨论加强核安全的国家措施和国际合作等议题，会后通过《首尔公报》。①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17493811.html.

5、反恐合作

恐怖主义威胁国际安全，中日韩三国在反恐磋商合作中互利共赢。三国将继续紧密合作，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2011、2012年第四、五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中都重申反恐合作的重要性，加强协调合作对根除恐怖主义至关重要。因此，2011年3月，中日韩首次反恐磋商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三方重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及三方具体领域合作等交换意见。②《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全文），北京，2012年5月。

6、反跨国犯罪

中日韩重视对跨国犯罪行为的打击合作，中日韩执法部门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以及东盟警察组织中合作密切。2010年发表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三国探讨了建立“三国防务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以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防务或军事人员的交流合作；在三国警务部门间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以共同应对国际犯罪，提升三国警务合作；并在地区层面有效应对包括涉毒犯罪在内的毒品问题的必要性，将加强在该领域的三方合作。③《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韩国，2010年5月。

2011年6月28日，根据中韩两国警方商定，第八次中韩警方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会晤期间，双方相互通报了涉及两国的电信诈骗、网络犯罪、毒品走私，刑事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领域的情报信息，就进一步加强务实执法合作达成共识。会晤后，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大韩民国警察厅第八次警方工作会晤纪要》。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http：//www.mps.gov.cn/n16/n1252/n1867/n2677/2835390.html.在10+3框架下，三国根据《2007－2017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工作计划》，要在国内和国际法可适用框架内，加强包括杜绝给公职腐败分子提供避风港的反腐合作；支持东盟实现2015年东盟无毒品目标；在引渡和司法互助方面，加强执法机构间合作；加强执法机构间打击贩卖人口的合作，积极支持全面实施《东盟打击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宣言》；加强包括执法机构间打击和制止网络犯罪的合作及互助，并考虑各国在制定有关应对网络犯罪法律方面的需要。⑤《2007－2017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工作计划》，新加坡，2007年11月。

7、海难救助

中日韩三国隔海相望，在海洋安全救助合作上有着便利的地缘优势。2011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确认：为保障海上安全，加强三国搜救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期待三国密切相关合作。⑥《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东京，2011年5月。2012年《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进一步表明欢迎中国和日本就海上搜救协议达成原则共识，重申加强三国搜救合作以确保海事安全的重要性。⑦《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国北京，2012年5月。此外，在其他国际机制中，中日韩海上救助合作也积极开展。如2011年7月，ARF第18届外长会在印尼举行《ARF海上安全工作计划》等文件，开展亚太国家友好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2/.在《2007－2017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工作计划》中，三国将加强海上合作，通过执行有关国际和地区条约和协定以及加强信息共享，开展技术合作，如有关部门人员互访和搜救及其他领域的人员培训，加强有关航行安全的海上合作；按照国际法加强合作，打击海盗、武装抢劫船只、劫机和走私等犯罪活动。⑨《2007－2017年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工作计划》，新加坡，2007年11月。

8、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

中日韩三国互为近邻，人员和货物贸易频繁，加强在卫生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三国卫生合作形成了部长年度会晤机制和高官不定期会晤机制。三国先后签订《中日韩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合作意向书》、《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合作备忘录》、《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行动计划》等文件。2010年11月21日，第四次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在韩国济州举行。三国卫生部通过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机制加强了在流感大流行、食品安全、临床研究、自然灾害卫生应急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合作活动；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0－11/23/content_1751399.htm.2011年11月举行的第五届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长会议，重点讨论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等合作议题，并发表了联合声明；①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jk/2011/11－13/3456646.shtml.10月18日上午，中国卫生部、日本厚生劳动省和韩国保健福祉部在北京举行了福岛核泄漏卫生应对研讨会。会上日本专家介绍了针对2011年3月特大地震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泄漏采取的各种卫生应对措施，特别是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措施。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网站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gjhzs/s3582/201110/53185.htm.

随着卫生部长会议机制的建立，中日韩卫生合作领域扩大到食品安全领域。三国先后举办了多届中日韩食品安全论坛。③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全文），北京，2012年5月。2009年11月23日，第三届中日韩三国卫生部长会于在日本东京举行，签署了《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食品安全的合作备忘录》；④人民网，http：//medicine.people.com.cn/GB/16230321.html.2010年第四届三国卫生部长会议上，陈竺部长还与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陈寿姬签署中韩两国卫生部关于食品安全标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1年第五届三国卫生部长会议继续重申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合作；2012年《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重申有关产品安全的措施应符合WTO/SPS和WTO/TBT协议的要求，增进人民健康福祉。⑤《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关于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北京，2012年。

综上八个领域合作现状来看，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经过启动与发展至今，各领域已经建立起或正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合作机制。合作以会议与宣言为契机与指导，在中日韩三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另外，虽然不同领域合作程度不同，但整体上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水平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

从另一个角度，中日韩一些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尚未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仍需三方继续加强协商与合作，推动合作水平升至新的台阶；还有一些领域的合作虽处于稳定水平，但由于缺乏新的发展内涵，使得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重复性凸显，动力不足；另外由于中日韩三国自身争端与矛盾，或领域问题的敏感性问题等等，使得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发展道路并非一直顺利。因此我们并不能因现有成绩而忽视问题的存在，中日韩三国仍要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作出巨大的努力。

三、影响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因素分析

为了解中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我们从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合作现状出发，认识到其所取得的成绩与问题；我们也从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初识了其合作开展的原因与动力。但为加强对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认识，我们仍需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入地探讨。接下来笔者从中韩、中日、日韩以及三方出发，就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优势与劣势因素分别加以分析。

首先，在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中，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成果较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中韩已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拥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积极的东亚身份的认同，在中日韩双边和三边战略互信关系中具有较高的信赖度。中韩经贸关系的依存度最为密切，双方建交二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也是韩国第一大市场和最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随着中韩FTA谈判的正式启动和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韩经贸关系无疑将为中韩战略互信和非传统安全合作奠定强大的经济基础。影响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消极因素，主要是韩美同盟和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其中，韩美同盟对于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具有较大的牵制作用。

其次，中日非传统安全合作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合作进展较为滞后。由于中日两国存在着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争端和东海开发的纠纷，日本对中国海军远洋战略的转型，不仅认为中国将挑战美日在西太平洋的海洋权益，而且还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的疑虑。因此，日本将日美同盟作为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安保战略基础，极大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由于在传统安全上很难产生积极的认知和共同战略利益，从而导致了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度严重不足①《日中首脳会談：戦略的互恵を実のあるものに》：“日中間では、今年4月、東シナ海などで中国艦隊の艦載ヘリが2度、監視中の海上自衛隊護衛艦に異常接近した。5月初旬、中国船が海上保安庁測量船の調査活動を妨害した。日本政府が、日本の権益を侵害しているとして抗議したのは当然のことだが、中国側は、正当な活動だと反論している。こうしたトラブルの背景には、東シナ海の境界線が未画定なことや、海洋資源確保に躍起な中国側の姿勢、中国海軍の遠洋展開の活発化があるとみられている”。因此，日本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具有重大影响。《读卖新闻》社论，2010年6月1日。。影响中日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积极的因素主要是经贸关系，由于中日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两国经贸关系依存度不断加强，尤其是2013年中日韩三国将展开FTA谈判和对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积极预期，对中日两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

第三，影响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双方具有相同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奉行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此外，以美国为中心，以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为纽带形成的美日韩三国安保合作机制，也有利于加强日韩两国共同的安保利益和安全合作。因此，日韩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度，显然高于中韩和中日两国。但是，日本侵略和殖民韩国的历史以及两国关于竹岛（独岛）主权归属的争端，无疑是影响日韩两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最大消极因素。因此，如何化解历史的积怨，确立二十一世纪日韩两国新的战略合作关系，将成为保障日韩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础。

最后，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的建立，为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第一，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尤其是中日韩三国首脑决定2013年底启动三国FTA谈判并在2020年以前，建成三国自由贸易区，成为中日韩三国战略互信关系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经济基础。第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机制的建立和决定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以及探讨建立“三国防务对话”机制，加强安全对话，推进三国地方政府交流等，标志着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已经由经贸领域，向政治、外交、军事、安保和社会、文化等全方位领域迈进②魏志江：《中日韩三国战略信赖度分析》，《东疆学刊》，2011年第1期。。因此，中日韩三国不仅在应对朝鲜的核开发和弹道导弹开发等传统安全领域展开了积极的安全合作，而且，在金融、能源、环境、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境犯罪和海盗、海上搜救、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三国也积极展开安保合作，并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和三边以及多边的合作机制，为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虽然中日韩三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由于战略互信度严重不足，因而也必将影响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历史因素和领土、海洋权益以及岛屿争端等，这是牵制中日和日韩两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发展的重大因素。此外，韩美同盟和日美同盟也对中日和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结 论

随着非传统安全合作“外溢”功能的发挥，非传统安全合作将逐渐对中日韩三国安全合作的基础并对三国的战略互信关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改善和化解中日韩三国战略互信的不足，也有助于对东北亚安全合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为了中日韩三国的安全合作，我们必须大力化解影响中日韩三国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消极因素，进一步扩大和深化非传统安全合作，在非传统安全合作过程中，积累和强化相互信赖，消除战略疑虑，使战略信赖与合作关系实现螺旋式上升，推动中日韩三国构筑积极、稳定的战略互信关系，并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基础，建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综上所述，中日韩三国作为东北亚重要国家，展开了多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但是由于历史、海洋权益和岛屿争端、美国因素的牵制以及三国政治制度、价值观等的差异，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互信度严重不足，尤其是传统安全合作存在较大的战略疑虑。因此加强中日韩三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合作中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和行为进行积极认知和沟通，并发挥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外溢”功能，以加强三国战略沟通和相互信赖的程度，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构筑较为稳定和完善的中日韩三国峰会机制，提升中日韩三国的战略互信关系，也是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