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滢坤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关于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学界关注不多,且多将目光集中在唐五代科举制度、私学和童蒙教育,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深入下去。目前所见,仅有刘海峰《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1]侯力《唐代家学与科举应试教育》、[2]金滢坤《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3]马秀勇和王永平《论唐代童子科》[4]等少数文章涉及到科举考试与童蒙教育的问题;此外,陈来《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5]王炳照《配图蒙学十篇·序》、[6]1-16徐梓《中国传统蒙学述评》(《蒙学须知》序)、[7]乔卫平《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池小芳《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李润强《中国传统家庭形态及家庭教育》、[8]金滢坤《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9]等论著中也有所涉及,但由于其关注的焦点不在此,对本文选题的论述也就不够深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张新鹏《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等论著,利用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大大推动了学界对唐五代童蒙读物的了解和研究。本文试图将唐五代科举与童蒙教育结合起来,借以探讨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一)唐代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相结合间接影响了童蒙教育
唐代官学教育中对童蒙教育的缺失,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