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时期的兴女学思潮

■任向阳 李 斯

社会思潮是某些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围绕社会重大问题抒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主张、观点、意愿的总和[1](P1)。戊戌时期兴女学思潮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思想、教育史上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对戊戌时期兴女学思潮产生的背景、过程、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戊戌时期兴女学思潮产生、发展的理路和内在规律，而且能为当前解决妇女问题，发挥半边天的积极主动性，为探索中国出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一、戊戌兴女学思潮兴起的背景

正如梁启超所说:“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凡思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2](P1－2)戊戌时期兴女学思潮的兴起同样有其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第一，伴随爱国主义思潮兴起而诞生。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陷入空前的社会危机之中。首先是民族危机，鸦片战争后，列强不断掀起瓜分狂潮，中国面临着灭国亡种之祸。其次，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广大人民群众对清朝腐朽统治日趋不满，各种反抗不断。因而中国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3]。这种危机，不仅激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爱国主义思潮，而且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各种进步社会思潮的原动力。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一役。”[4](P1)先进知识分子一面呼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一面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以致各种思潮滚滚向前。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思潮、变法维新思潮一浪推一浪，接踵而至。

在此思潮之下，几乎所有先进思想家都曾考虑过变革旧教育。如龚自珍曾倡导人民“自尊其心”，强化“以教之耻为先”[5](P51)的道德教化;魏源曾倡导西方男女平等的教育制度，主张“国内遍设大小书院，国内男女无不能书算者”[6](P1098);郭嵩焘更将兴办学校视为兴政的本源，提出“一切新政，皆鼓舞百姓为之。其源尤在学校”[7](P220);早期维新派则领悟到要用教育兴国威、雪国耻，不仅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8]，而且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列强欺辱，其原因在“愚”，因而治愚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今夫言治国而必推本于学校”[9]。而戊戌时期的思想家在比照中西文化差异之后，较前人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而女学衰弱，“国之所存者幸矣”[9]。所以，“欲强国必由女学”[10](P96)，“女学乃当今急务救本之始基”[11](P82)。于是戊戌时期，在爱国主义思潮推动下，兴女学思潮被作为救国的“利器”而大加提倡。

第二，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中演变。正如柳亚子所言，“海通以来，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于中国。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相与驱逐以图之”[12](P868)。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戊戌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中国文化出路，推进兴女学思潮演变。

首先，将西方学说作为兴女学的理论依据。自西方列强轰开中国国门后，中西文化的碰撞激荡着知识分子。一方面民族危机迫使先进知识分子走出空谈心性的“故纸堆”，寻求救国救民的经世致用之学;另一方面甲午战败的事实让其意识到西学的理论内涵及其实际效用，也促使其转向学习西学，形成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潮。他们不仅将自己认为有用的学理和思想主张介绍到中国，供国人采择，而且用其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如，他们依据天赋人权理论指出，“天地之生人也，阴阳平等，无有偏毗”[1](P99)，而在中国女性被“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出室门”[3]。因而他们大声疾呼“学问可以自学，言语可以自发，此人人公有之权利也”[3]，受教育是天赋之权，不可剥夺。他们还据进化论指出，个体能动作用对社会整体进步产生巨大影响，“人尽其能而彼此竞争，则社会总体受益”[11](P82)。因而女子无学是中国愚、弱的根源之一，若继续让女子无学，等于自弃半数国民的智慧，中国自然就会愚昧落后。所以“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母教”[13](P80)。因而兴女学关系到“保国”、“保种”、“保教”大业的胜败。

其次，立足西方文化侵略的事实，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中西融合”的思想武器。基于西方各国在中国大力兴办女学，其目的并非为提高国人的文化素质、解除人民痛苦，而是为传播“福音”，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事实，出于民族自尊心和反对西方文化入侵的现实需要，维新人士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武器，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一方面，他们采用“托古改制”的思维模式，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西方兴女学思想的理论根据。如，他们附会传统文化中“有教无类”、“化民成俗”等观念指出，“女之有学，此我祖宗之家法也”，“谨案女学一事，古先哲王兴道致治莫不以此为要图”。[14](P182)“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15](P51)所以，兴女学古已有之，现在复兴，并非奇事。另一方面他们确立融合中西为改造中国服务的思路，指出兴女学是事关“保教”、“保国”，甚至“保种”的大事，可“复三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5](P51)因而在“中体西用”中西文化融合基础上，希望通过兴女学让女子既充当贤内助，又充当利家、利种的工具，培养新式“贤妻良母”。

总之，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在学习西方的社会思潮中，先进知识分子力图从现实和思想文化角度来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在西方女学制度、女权理论、民主制度等广泛传播下，中国近代兴女学思潮逐渐兴起。

第三，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运动中发展。尽管中国近代兴女学思潮勃然兴起、演变和发展，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是重要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的内部条件。近代中国处于由封建社会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同时又是由沉沦走向觉醒、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由封闭、专制、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民主、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这种社会转型是兴女学思潮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由传统小农经济逐渐转向工商业经济。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中国不仅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又有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分。作为较大规模观念形态运动的社会思潮，是特定社会各种矛盾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也就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决定中国社会思潮的导向。尽管中国具有初步近代意识知识分子的出现，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则是戊戌时期才开始。尽管近代知识分子有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但在变法维新之前尚未形成一个独立阶级，还不可能成为近代社会转型强有力的阶级后盾;因而戊戌时期，中国社会思潮的政治指导者主要是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他们不仅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而且是当时的政治与思想的指导者;他们掀起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高潮，发出救亡呼声，变法维新的呐喊，不仅是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追随者或传播者，而且是其倡导者。为此，他们不仅创办宣传机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的译著，出版大量宣传革命的书籍;而且创办中国第一批新式学校、特别是女子学校，对促进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造就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起着积极作用。兴女学思潮的兴起，就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它高扬了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确立了积极探求救亡图存，改造中国，振兴中华，走近代化的新路。

总之，民族危机的刺激，救亡图存的需要，爱国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文化的入侵，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及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都是戊戌时期兴女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与之相适应，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探讨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兴女学思潮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二、戊戌兴女学思潮兴起的进程

由于先进知识分子把女子百无一用的原因归结为男女不平等，归结为女子没有接受教育，因而“兴女学”思潮兴起的最初目的，是希望通过教育手段，把女子变成有用之才。这种思潮在戊戌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因在于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由于广泛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他们无论在阶级属性、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政治理想上，都与传统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都具有更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更开放的变法图存意识。他们从民族、国家、政治的角度提出了“女学兴国”论:兴女学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源”[9]，通过兴女学可摆脱民族、国家危机，使人类自立、国家富强、民族兴旺。因而他们要求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风俗变革的同时，把兴女学问题也作为保国强种的措施之一。其兴女学的主张也成为推行“新学”、“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以此来改变妇女命运、国家民族命运，并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兴女学”社会思潮。为更好地理清这一思潮的发展脉络，我们可将此过程分为萌芽、形成、高潮和衰落四个阶段来考察。

第一，萌芽阶段。“对于女学的提倡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思考最早的要算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家们”[16]，因而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各思想家对女学的思考，是戊戌时期“兴女学”思潮的萌芽时期。其特点是当时的思想家都没有专门研究兴女学的著作，其观点与言论只是零散地见于各类文章之中。代表性的有陈炽的《庸书》外篇卷下的《妇学》篇，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著《女教》篇等。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将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状况与中国进行初步、感性的比较，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和进化论为理论根基，以经学中的圣贤之言为论据和论述方法，批判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恶俗，揭露其不平等的社会根源，论述男女平等受教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即使只是这些观点，也标志着他们已经意识到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意义，只不过他们尚停留在对女性的怜悯和兴女学对女子本身或家庭的影响，却未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也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

第二，发展阶段。“兴女学”思潮的发展阶段以1895年创立“不缠足会”为初始标志。其特点是思想家们已从理论论述过渡到力图在实践中实现男女平等以致实现救国保种。换句话说，就是将兴女学置于强国保种的高度来考察，使之更富社会现实意义，扩大了社会影响。他们认为要通过兴女学挽救国家危亡，让女子掌握生计知识，谋求社会职业，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形体上予妇女以解放。因而他们不仅从理论上论证救国保种的可行性，而且将其思想付诸实践，大力倡行不缠足，促进“兴女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尽管不缠足运动，是人们反封建礼教和习俗的契入点，但由于它促使妇女乃至社会各界志士仁人从民族强盛、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和实现“兴女学”的目的，因而就成为兴女学思潮中作为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个性解放合而为一的政治运动。但戊戌思想家将运动的重点放在保国、保种和为国生利之上而非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上，以致只从革命形势需要出发，把妇女当做工具来考虑。

第三，高潮阶段。这一阶段从1897年5月中国女学堂的成立开始，以各地女学会创立和《女学报》的创刊为标志。其特点是各地相继掀起兴办女学的高潮，部分进步女性自身的意识已经觉醒，组织起来创立女学会、参与创办《女学报》，并以学会和报刊为舆论阵地进行教育宣传。换句话说，她们不但建立自己的团体并落实到“兴女学”的实践之上，而且开始从思想文化上着手宣传，扩大了社会影响。例如，中国女学堂的创办就得到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帮助，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以致兴女学之风迅速发展，在苏州、广东、松江及新加坡等地区都陆续兴办了女学堂。由于各界人士对兴女学的认可和支持，女学堂、女学会、《女学报》等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迅速发展，说明兴女学思想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日渐深入人心。她们还认为，如果“无专门之学，何以自营而养生;无普通之学，何以通力而济众;无男女平等之学，何以成名誉而合大群，何以充职业而任师长”[3]。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不能谋职、不能参加社会劳动以求独立生存，就更别提真正的男女平等了。因而只有通过兴女学来开启妇女智力，知事明礼，参与社会劳动，才能谋取社会职业，在经济上解除对男性的依附，求得独立生存的能力基础上增强主体意识，才能更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包括参政议政等。这标志着某些妇女的主体意识已超过同期主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思想家，戊戌兴女学思潮兴起达到顶峰。

第四，衰落阶段。政治环境的风云突变是兴女学思潮衰落的重要原因。戊戌时期，不论兴女学思潮的提倡者、支持者还是承担者，都与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密不可分，所以当维新变法遭到镇压后，与之一切有关联的事物便都会受到牵涉。参与维新变法者被杀，维新政令被废，倡导维新思想者被追究责任，因而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兴女学思潮作为维新思潮的一部分，其衰落是必然的。

尽管戊戌兴女学思潮随维新运动失败而衰落，不少女学，如中国女学等因之而停办，但兴女学的思想主张并没有烟消云散。在其影响下，兴女学思潮经历短暂萧条后又重新兴起。这表现为各地女学堂又相继出现:如吴馨认为女性是国民母亲，兴女学是“务本”，并于1902年10月创办上海务本女塾。蔡元培、章炳麟、蒋智由等认为“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17](P7)。因而主张要“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替”[18](P101)，并于1901年发起爱国女学。广州也相继创办公益女学、坤维女学、育贤女学等。以致清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兴女学的问题，终于于1907年3月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将女性学校教育纳入学制系统。至1907年，除甘肃、新疆、吉林没有女学堂外，女子学堂已经遍及全国，戊戌兴女学思潮终于开花结果。

三、对戊戌兴女学思潮的评价

戊戌兴女学思潮，是中国近代解放妇女与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首先，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文化观念。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文化观念极为盛行，而在兴女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女子不受教育，不仅才与德都谈不上，而且妇人无学于家、于国都有危害。正如有人说:“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9]要改变这种状况，务必要使女性受教育:“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9]这样才能使女子了解古今中外的大事，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悟得修身、齐家、爱国的道理，不仅利于其开阔视野、心胸宽广，做到“德”与“才”相得益彰，而且利于教育后代、家国安宁、修睦。所以，兴女学思潮打破旧的思想文化观念，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进化。

其次，开启了近代妇女教育的先河。历史地看，一者在中国最早开办的是教会女学，其教育内容多带有殖民奴化色彩，教育对象多局限于教民。二者早期维新派虽然“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兴女学’思想的产生发展起了前驱先路的历史作用”[19]，但其主张尚停留在使女子“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相子佐夫，不致虚靡坐食”[20](P288)的感性认识上，未摆脱封建主义女子教育观的旧窠臼;且由于他们仅停留在零星的理论探讨阶段，没有创立专门的舆论工具，更缺乏兴女学的大胆实践，因而社会影响甚微。而戊戌时期维新派掀起的兴女学思潮，不仅建立起兴女学理论宣传阵地，如:《时务报》、《湘报》、《女学报》等有影响的刊物，为兴女学大造舆论声势;而且还创设女学堂、女性团体等，扩大了社会影响。此外，此时“兴女学”思潮的目的明确:为改变广大妇女愚弱之状况，“非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兴女学的方案具体:要求遍立小学于乡，分立中学于邑，特立大学于会城，男女“务平其权”。[21]所以，戊戌时期的兴女学思潮实质性地开启了近代妇女教育的先河，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近代妇女解放的精英。

再次，促进了传统家庭妇女向近代职业妇女的转型。恩格斯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22](P145)在“兴女学”思潮及其实践中，一些妇女在学校中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术，开始走出家门成为社会女工，有的还从事律师、医生、教师等职业，成为掌握一定知识、技能，能靠自己劳动“自立”生存的职业女性，能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作贡献的社会力量，促进中国传统家庭妇女向近代职业妇女转型。

最后，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为妇女的平等权、参政准备条件。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在国内不断涌现，“男主外女主内”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瓦解。一方面为谋取生存，为适应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广大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参加劳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随着戊戌时期兴女学思潮的兴起，女子教育的开办，妇女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她们逐渐萌生男女同权的意识。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男女平权、妇女参政议政的思想也逐渐发展起来。如康同薇曾在《女学利弊说》指出:“扶阳抑阴”的封建道统，完全违背“天赋人权”的公理。刘纫兰在《劝兴女学启》中语出惊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23];而卢翠则在《女子爱国说》中更是破天荒地公开阐明女子参政的诉求，“凡我辈亦可联名上书，直陈所见”，并提出“设贵妇院于颐和园”[24]作为最高妇女参政机构。可见，戊戌兴女学思潮不仅为辛亥时期、五四时期妇女争取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议政提供思想理论基础，也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奠定基础，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总之，“兴女学”思潮突破洋务派所倡导的“技术教育救国”范畴，转向培养现代国民素质以从根本上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不仅完成从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再到与男子平等的教育理论探索，掀起兴办女学的热潮;而且促进近代女子主体意识的觉醒，形成知识妇女群体，为五四以后女子教育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其产生和发展，恰似一股洪流，冲击并瓦解着封建社会种种抑制男女平等的陈规陋习和传统观念，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女子教育思想以及爱国主义思潮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当然，囿于当时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戊戌兴女学思潮亦带有明显不成熟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目的上的局限性。正如梁启超所说:“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蒙养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10](P96)他还指出，民富才能国强，要“使人人足以自养”，才能使民富。如“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国家就会逐渐富强起来。由此可知，戊戌时期的兴女学思潮宗旨是服务于“救国保种”，是为了培养新的“贤妻良母”，因而其局限性表现为:其一，将其目的定位为贤妻良母，这就意味着通过兴女学让妇女充实自己的才识，只是为了培养、养育、教育优秀的下一代，即把妇女无情地定位为“生育机器”。其二，将其目的定位为生利、富民、救国，就意味着只将妇女当做一种工具，而没有把妇女当做社会发展的主体。因而当时兴女学思潮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更好地服务于家庭，服务于整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

其次，兴女学思潮中，女性的主体意识依然不强。列宁曾指出:“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25](P73)尽管男性在兴女学思潮的形成中充当先锋，但只有女性本身的主体意识觉醒，才更能体现出思潮的价值。然而尽管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兴女学思潮的兴起，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契机，但由于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的束缚和男尊女卑观念的禁锢，女子的聪明才智受到压抑，主体意识湮灭。因此戊戌时期，尽管男子大声疾呼兴女学、给予妇女平等的教育权，尽管部分先进女性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可绝大多数妇女仍没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致男子将妇女定位为“被解放者”，作为其救国保种、生利的工具，而大多女性也只是本能地接受男性的“恩赐”。所以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兴女学思潮尚是男子为主导的“解放妇女”，女子主动追求“妇女解放”的主体意识依然不强。

总之，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戊戌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兴女学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理论上也缺乏成熟性，因而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无论对妇女本身的影响方面，还是对社会影响方面，都不免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6](P150)所以尽管戊戌时期的兴女学思潮有种种欠缺和不完善之处，但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在促进20世纪上半叶女学思潮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全面高涨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理应得到肯定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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