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核心价值观

高日晖 聂雯雯

（大连大学宣传统战部；大连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一、古代小说价值观概说

小说处于萌芽时期便被系附正史之末，这不仅因为小说创作本身确实有一些是从史传而来，而且，小说家为了抬高自己创作的价值，也愿意把小说与正史比附。所谓“刍荛狂夫之议”，所谓“治身理家”，都是指小说有辅助经史的认识教化功能，可以补经史之所阙，因此才有可取之处。魏晋时期，葛洪的《西京杂记跋》中明确指出“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 ”[1]干宝谓《搜神记》“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2]；王嘉说张华《博物志》乃“捃采天下遗逸”[3]，而他自己的书名则干脆名之曰“拾遗记”；郭宪谓《洞冥记》“藉旧史所不载者”[4]，这些都说明小说拾遗补缺的功能在魏晋时期已经被普遍认识到了。进入唐代，这一观念被继承下来并且又有所发展。刘知几云：“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是知史文有缺，其来尚矣。”[5]有缺则有补，小说便充当了“补正史不足”的角色。同时，他也指出小说有实广见闻的社会作用。“补史”之论的最终目的是攀附经史，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因为中国人尚实，尊崇正史，藐视野史，小说不向正史靠拢便难以取信于人。有些小说家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把历史小说视为正史的附庸，并力图将小说的功能纳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轨道。例如，熊大木认为“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6]，林瀚《隋唐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