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悬浮”到“落地”——李洱的个人言说

戴瑶琴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3）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中国现代作家受一种民族执念的困扰，因此创作上有“集体写作”的特质。李洱认同中国作家其实还是一种从个体出发的集体写作[1]，但以自己的文学实践摆脱“民族执念”，完成自己对生活某一面的表达[2]。他坚持不放过任何一个人生的疑点，表达个人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和经验。

60年代生人李洱没有“组织”。他没有被归入“先锋派”的队伍，又拒绝了“断裂”对他的招募，但这不妨碍学界对他作品的 “先锋性”的认定。最表面化的是写作技巧“先锋”，李洱玩转着黑色幽默、荒诞、戏谑、超现实、意识流、碎片化叙事、错位与意外等等，他在小说中任意的拆解历史，拼接现实，享受着插科打诨的文学快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形式的“先锋”应该说常是一现的“昙花”，同时往往由于它不接“地气”而陷于曲高和寡的接受尴尬。李洱有着对“先锋”内涵的创作自觉。他对“先锋”精神的深层开掘体现为他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对人类当下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的热切关注。李洱以个人言说介入公共话语，以独立判断之矛刺穿封闭的公众领域，他对存在的体认也随着创作的精进在步步深入。

在用文学探究人类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李洱一直在传达知识分子的时代 “疼痛”。他们对人生由希望——失望——绝望，最后在绝望中放纵和沉沦。就如波德莱尔诗中所说：“我们就像跳着圆舞的陀螺和跳跃的球；甚至当我们进入睡乡，好奇心也使我们辗转而饱受折磨，仿佛残酷的天使在不断鞭打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