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与继承
——德国浪漫主义与启蒙之间的思想关联

黄学胜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反叛与继承
——德国浪漫主义与启蒙之间的思想关联

黄学胜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德国浪漫主义作为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思想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既是一种“反启蒙运动”的主要形式，又延续了启蒙的基本观念，力图解决启蒙运动的危机，实现启蒙的自由平等理想。澄清浪漫主义与启蒙思想之间的思想关联，有助于理解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德国浪漫主义；启蒙；理想

德国的思想发展在经历了德国版的启蒙运动之后，进入了浪漫主义阶段。这一盛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思想文化运动，对德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思想创造产生了深刻影响。“没有浪漫主义，就不会有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果，也不会有马克思和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1]239浪漫主义一直被视为以赛亚·伯林所谓的“反启蒙运动”的主要形式，但实际上，浪漫主义特别是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在本质上还有对启蒙的维护和论证的一面。澄清浪漫主义与启蒙思想之间的思想关联，有助于理解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 德国浪漫主义概况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运动，是自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思想事件。以赛亚·伯林指出：作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和“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它“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理想”，“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2]9-10。浪漫主义运动最初起源于德国，后来传播至英、法、俄等国，它本身派系繁杂，在创作方法和倾向上也存在较大差异，甚至不无相互矛盾的成分①。

德国浪漫主义是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典型。它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一个组织松散、具有模糊自我意识的知识运动，最初体现在文学、审美领域。其先声为赫尔德、席勒、歌德等人掀起的“狂飙突进”运动。从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德国浪漫主义经历了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阶段为1797～1802年间，“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主要是一场美学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复兴德国艺术，把它从18世纪贫瘠造作的古典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赋予艺术巨大的重要性，“把它看作是复兴德国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关键”[3]330，主要成员有施莱格尔兄弟，小说家路德维格·蒂克和自然哲学家谢林,神学家施莱尔马赫,艺术史家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以及政治哲学家诺瓦利斯等。这个圈子被同时代的人称为“新流派”、“新学派”或“浪漫主义流派”。但随着瓦肯罗德和诺瓦利斯在1801年的英年早逝，以及翌年施莱格尔兄弟离开耶拿，浪漫主义活动的小圈子便解散了，但浪漫主义的影响继续存在。中期阶段为1803～1810年间，活动中心在海德堡，以布伦塔诺、阿尔尼姆、格林兄弟等人为代表。晚期阶段为1811～1830年间，活动中心转向柏林，后蔓延到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地，以弗兰兹·巴德、霍夫曼、老谢林等人为代表。中晚期的浪漫主义发展总体的表现是越来越保守和反动，对启蒙运动大加批判和敌视，力图维护罗马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并将有机共同体凌驾于个体价值之上，暗含着极权主义的诱因，最终演变成了德国保守主义的盟友[1]257-270。

“狂飙突进”运动作为德国浪漫主义的先导大约兴起于18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其理论根源是康德等古典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理性和感性区分，追求个性解放和热情奔放的文艺创作，提倡人的感性生活重于僵死的理性，表现为对人性的激情的充分肯定，批判启蒙时代冷漠无情的、机械的理性主义②。浪漫主义继承了这一基本精神。“浪漫的”（romantisch）的词根“浪漫”（roman）最早就与法国境内从1135年起流传于民间的古罗马语（Romanz）和与法国人所说的“小说”（le roman）有关。后来英国诗人格雷维尔和作家斯密特等人开始使用“浪漫的”（romantic）一词表现一种“想象的”或“非现实的倾向”。这一用法传入德国被广泛使用，赫尔德和维兰德赋予“浪漫的”（romantisch）一词一种冒险的、非现实的和杜撰的创作活动。诗人路德维希·蒂克则进一步引用卢梭所用的“浪漫的”一词，表示某种风景如画的自然景色以及存在于内心深处的自然憧憬。1796年席勒在其发表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做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素朴诗属于古典主义，它是从现实和必然规律出发，不渗入主观感情，诗人只要纯粹客观地描述自然现实，就可以达到感性和理性的和谐；感伤的诗则是浪漫主义的，要求从人的主观想象出发，把现实提升到理想的高度，这与现代人把人与自然分裂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相关。在这里，诗人为了获得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就需要追寻自然、依恋自然，诗人就像追悼人类消逝的童年一样感伤，因而它表现出诗人的主观态度和情感。后来莱辛的朋友、著名的评论家和作家尼古莱依反复使用“浪漫的”一词，用来表示非现实的、想象的、烂漫多彩的和颂扬夸张的创作心灵。至此，“浪漫的”隐含了对理想追求的心情和对现实的无限超越的欲望以及对审美境界的大胆想象，也包含着纵情冒险、跨越极限和突破禁忌的逾越精神[1]237-238。

二 德国浪漫主义对启蒙的反叛

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与德国落后的现实状况和拿破仑的入侵密切相连。在18世纪，英法等国已经建立起了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德国却始终是一个地域概念，德国人是由300个王公和1 200个领主统治着的。皇帝一直觊觎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无心于治理自己的国家，30年战争又使德国分崩离析，大量德国人死于路易十四和其他国家的铁蹄之下。这种不幸对德国形成了致命的打击，摧毁了德国精神，使德国文化萎缩成一种地方性文化。18世纪的德国根本没有“巴黎”，没有中心，没有骄傲、没有进步、变化和权威意识。德国文化一方面滑向路德式的极端经院学究轨道，另一方面则沉入人类灵魂深处，反映出当时弥漫全国的自卑屈辱心理。这种现状与法国社会的进步形成了鲜明对照。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国家，高居于科学和艺术成就的顶峰，占据了人类生活的发展前沿，摆出了一副舍我其谁的自负和成功姿态。这一切都使德国感到了伤痛和屈辱[2]41。

同时，随着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向德国的进军，德国人看到他们的王公贵族们纷纷匍匐于拿破仑的脚下，这更激起了整个民族的自卑屈辱心理。此时，“整个民族就像我们十分激动地在旧戏里看到的豪门大户那些衷心的老仆一样，对他们仁慈的主人必须忍受的任何屈辱比主人自己还要感受深切”[4]37-38。拿破仑的入侵导致了德国18世纪末已经萌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进一步加强，点燃了德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热情是敌视法国精神的，表现为反对法国的那种人道精神，“反对那种普遍的人类情谊”，反对莱辛、赫尔德和席勒等人竭诚效忠的世界主义，“反对德国所有有教养的人都一直竭诚效忠的世界主义”[4]39。于是，“一个对法国制度抱有敌对情绪，而竭力在艺术和生活上颂扬一切德意志国粹的派别，必然会适逢良机地兴盛起来”[4]40。以赛亚·伯林指出，“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屈辱”，这便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所在”[2]44。

作为对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精神的反动，早期浪漫主义者必然首先展开对启蒙思想的批判。体现在：针对启蒙思想家用单一的尺度来衡量和计算世界，欲把所有的事物全部纳入统一的标准和体系之内，强调普遍性和绝对有效性；他们往往强调多样性和复杂性，强调发掘个人和民族的独特性，对单调、平板和划一的理性主义进行反击，希望通过艺术和文化的感性陶冶，来软化理性主义的僵硬，实现一种“完整的人”（席勒语）的理想[5]362。在他们看来，个人和民族都是独特的，人类个性的全面发展将带来社会或民族的有机团结，个人的生命只有置于有机的整体即共同体的背景中才有意义。赫尔德明确指出，人性的多样性根源于人类社会的进化特征以及人类文化的相对性。“人类的自然本性即使发挥到最好的状态，也绝不是尽善尽美的，人类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每一种完美状态的人性都具有民族性，都受到时间性的制约，对它们必须进行特殊的、个别的考察。没有任何事物是脱离时间、气候风土、客观必然、世界的事件以及命运遭际的偶然性而发展的。……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种哲学观：即希望从一粒砂子中发现整个宇宙。”[5]362-363所以发现人性的最好办法就不是齐一化的理性，而是深入到他所属的民族和文化共同体中去，对共同体的认识则体现为对遥远的过去、尤其是中世纪遗产的挖掘，民族的传统被视为人们相互认同的依据。由此浪漫主义对人类个性的歌颂往往转变为对民族的崇拜。因此，浪漫主义的兴起总是意味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

德国浪漫主义总体上的确从属于整个“反启蒙运动”的基本形式，或者说浪漫主义的理论根源于“反启蒙运动”潮流。海涅称：“德国浪漫派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诗情的复活，如其在中世纪诗歌、造型作品和建筑物中，在艺术和生活中曾表现的那样。但是中世纪的这种诗情是从基督教产生的，它是基督的血液滋养而成的一朵西番莲花。”[4]11这里的宗教特指罗马天主教，其基本信条是宣判肉体有罪，精神则具有支配肉体的无上权力。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浪漫主义艺术就“只是表现，或者不如说是暗示无限事物和纯然唯灵论的事情，它依靠的是一整套传统的象征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依靠的是譬喻，就像基督自己企图用各种各样漂亮的譬喻来阐明他的唯灵论观念一样”[4]21。如果说康德哲学努力旨在修正被休谟和卢梭动摇了的启蒙传统，继续推进启蒙，那么浪漫主义则是进一步跟进休谟和卢梭等人的反启蒙运动。总体来讲，浪漫主义理论根源于这一非理性主义暗流。

早在启蒙时代，帕斯卡尔就对理性能够掌握人性的神秘提出了质疑，孟德斯鸠重视对具体气候条件的政治制度的分析其实也构成了对启蒙的普遍主义价值观的修正；休谟的怀疑论直接否定了启蒙理性能够通过几何或逻辑的方法掌握客观的普遍有效性的观点；卢梭进一步批判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反而带来了人性的堕落和自由的丧失，发出了“返归自然”的呐喊。卢梭反对的文明是一种以人的不平等为基础，剥夺了人的天赋权利并使人性堕落的文明，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即在于人的理性，于是他便以讴歌自然，推崇感性激情来与这种文明相抗衡。由此，卢梭也被尊称为“浪漫主义之父”[6]。18世纪末的德国，哈曼最早对理性主义哲学发难，他认为，理性不是万能的，一切知识归根到底取决于对直接的知觉素材的把握，理性不过是一个方便分类和组织材料的工具。他还认为，人类灵魂的极乐并不是像伏尔泰认为的是幸福，而是充分实现自己的能量。“创造是一种难以形容、不可言传、不可分析的个人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们在自然界印上自己的痕迹。创造是任凭自己的意志驰骋，说自己想说的话，诉说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及那些无法逾越的障碍。”科学只会导致可怕的官僚主义，启蒙主义的整套理念只会扼杀人们的活力，只会“以一种苍白的东西替代了人们创造的热情，替代了整个丰富的感官世界”。哈曼抗争道：“没有了感觉，人们便无法生活，无法饮食，无法快乐，无法交际，无法沉醉于一千零一种的行动之中，没有它们，人们会枯萎和死亡。”[2]48-49

费希特本身是启蒙思想家，但同时也有浪漫主义的思想成分。德国浪漫主义的核心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就曾言，影响其思想的因素有三个：法国大革命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以及费希特的知识学。以赛亚·伯林据此把费希特归入了“拘谨的浪漫主义”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希特哲学从属于浪漫主义思潮。在费希特看来，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为一切知识确立基本原理，建立“知识学”的哲学体系。知识学以“自我”或“自我意识”为出发点，“自我”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先在性，整个现实世界都从这个自我中逻辑地推演出来。人之所以是其所是并且应该成为其所是的东西，完全是因为他存在，也即他的“纯粹自我”或“原初的自我”。原初的自我本质上又是“本原行动”，“这种活动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东西，而是不断运动的东西，不是存在，而是生命”[7]。因此，人既是理性的生物，也是感性的生物，人的生命不是仰仗冥想所得的知识，而是源于行动。人作为“原初的自我”甚至不是行动者，而直接就是行动本身。人只有在坚持不懈地生成和创造中才能体味生命，才能臻于完满。“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目的。……展望那辽阔大地，正待我们开垦，该多么让我们高兴！我们觉得自己浑身是力，任重道远，该多么让我们高兴！”[8]57自我又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能意识者与所意识者、能直观者与所直观者、能思维者与所思维者的永恒统一”[8]149。人的最终的使命就是“绝对自相统一，始终自相同一，完全自相一致”[8]9。这就要求人不仅要自相一致：“自我设定自我”，还要求处于自我之外的一切事物（非我）也与自我的纯粹形式相一致，这种纯粹形式决定着事物应当所是：“自我设定非我”，没有“自我”，也就没有“非我”，“自我”是绝对原初的、不可归约的始基依据，相较于“非我”更为根本，后者是前者推演的结果。最后，人的最终目的是“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8]11。“非我”最终要与“自我”相一致，因此上述两个命题最终走向合题，即“自我”和“非我”在意识中相互限制，彼此关联。

以赛亚·伯林认为，正是这一学说成为了浪漫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源，它甚至“随后主导了浪漫主义的想象”[2]98，成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权威观点”[2]97。就费希特对“原初的自我”或“本原行动”的强调而言，费希特不满足于启蒙对人的理性主义的规定，而更加强调人的感性的创造活动的积极意义，尤其是体现在文学艺术创造活动中。只有在这一活动中，人才能获得极乐生活的最高享受，“因为在那时，他的本质已经化为自由的、自己满足自己的原初活动，化为对于这种活动的感受”[9]。此外，费希特还直接参与了德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旨在强调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力图唤醒德国人民的民族感。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发展。

总体而言，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反叛主要有三方面：其一，试图以唯美主义取代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理性不是浪漫主义者的最高权威，而是艺术想象和艺术直观。这常使浪漫主义被指责为“反理性主义”；其二，批评启蒙运动的“个体主义”，倡导一个共同体的理想，强调个体屈从于群体。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倾向于把社会看作只是保证个人幸福或维护个人权利的一个工具，浪漫主义则强调公共生活就是每个个体有义务做出贡献的一个本质目的；其三，浪漫主义是一种本质上保守的意识形态，与启蒙运动的自由的价值（例如政教分离、宗教宽容和个人自由）相决裂。因此浪漫主义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蒂克和诺瓦利斯等人不是对罗马天主教会保持同情，就是皈依罗马天主教会，最终站在了王政复辟的这一边[3]328。因此浪漫主义一说到过去就总带有一种感伤、怀旧之情，总带有某种肯定的口吻。此外，由于对个人的重视以及对艺术创造本质的关注，“浪漫主义不再有启蒙运动对于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的那种矛盾心理。不论是画家、诗人、还是音乐家，创造性艺术家成了新的文化英雄，被视为沟通凡人与神灵的桥梁”[10]74。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总结道，浪漫主义运动，“其本身便是保守主义革命的典型反映”[11]117。

三 德国浪漫主义对启蒙观念的继承

德国浪漫主义，特别是对早期浪漫主义来说，除了反启蒙的方面，更有延续启蒙的基本观念，解决启蒙运动危机，实现启蒙理想的一面。呈现这一层面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揭示出启蒙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以德国浪漫主义为典型的反启蒙运动思想形式如何处理和解决启蒙问题，从而为后世重新反思启蒙提供了怎样的思想资源。

中晚期的浪漫主义渐趋保守和反动，最后走上了敌视启蒙，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并与德国保守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以至于弗·施莱格尔到晚年无奈地投入到了天主教的怀抱。反思启蒙，还应从早期浪漫主义者与启蒙直接的思想关联入手，因为正如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所言，早期浪漫主义者与启蒙有着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关联。在他看来，不管早期浪漫主义者如何批判启蒙，却始终“忠实于启蒙运动的两个根本观念：激进批评和公众教育（Bildung）”，“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抗击启蒙运动，而是要消解它在18世纪的末期的危机”，“浪漫主义者不仅挽救了启蒙运动，而且也改造了它”。因此他称：“不是把早期的浪漫主义看作是启蒙运动的对立面，相反，将它视为对启蒙运动的转变更为精确。”[3]329

具体来看，在公众教育方面，早期浪漫主义者把艺术和审美教育看作是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和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浪漫主义者都对法国革命的爆发及其宣称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持支持和认同态度，也强调只有在一个共和国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费希特作为一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就曾对法国大革命抱有最坚决、最持久的认同，甚至他在耶拿大学时期被指责为无神论时，他依然自称是“一个民主派，是一个雅各宾党人”[8]序言ii。直至1798年左右，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和施莱格尔等浪漫主义的中坚人物才开始自觉地反思和批评法国革命导致的现代市民社会下的自我主义、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以及暴民的恐怖统治和无法治愈的无政府主义。反思的结果是，他们认为，共和国理想的实现不能采取革命的道路，只能采取开明君主的改良方式，逐步实现，且不能跟传统完全一刀两断。“因此，年轻的浪漫主义者所面临的根本的政治问题就很明显：通过德国人民提供道德、政治和美学教育，从而为他们准备一个共和国的崇高理想。”[3]332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成了教育的主要手段，成了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关键。他们认为，审美教育才是教育的核心，并且只有艺术才能把人性的各种分离的能力统一起来，才能向人性提供一个美德模型，才能鼓舞人民行动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艺术和审美的重视依然忠实于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因为教育和启蒙依然被视为社会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其实，在年轻的浪漫主义者试图使启蒙服务于对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之时，他们看来不过就是18世纪90年代的启蒙者。”[3]333

在激进批评方面，启蒙运动将理性树立为最高的权威，其他一切方面都必须受到理性法庭的审判。早期浪漫主义者其实并不抗拒这一原则，相反却是热情地认同它，把它视为个体能够借以把自己从他那个时代的压迫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习俗中解放出来的工具，服务于每个个体的道德、知识和审美能力的总体发展这一生活的根本目的。“为了使得这样的发展得以实现，个体就必须从事无所畏惧、毫不妥协的批评。对于浪漫主义来说，批评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就是对个体的至高无上权利的确认。”[3]334但他们同时也看到，启蒙主义者的批评不可避免地以怀疑论告终：一切道德、宗教、政治和日常信念等不过是“成见”；它把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并对自然进行理性主义的分析和审视，这样一来，自然就失去了它的美丽和神秘的方面，不再被称赞或沉思，而是被分析和侵占，成了无生命的和屈从于人的目的的东西。这样一来，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一种如临家园的感觉呢？此外，启蒙的激进批评还使人丧失了对共同体的感觉，陷入了无政府主义。这使早期浪漫主义者意识到不仅应强调个体主义价值，还应特别强调对共同体的认同，因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只有在共同体中他们才能实现他们特有的各种能力。在浪漫主义看来，以怀疑论和无政府主义告终的启蒙的激进批评必然会与启蒙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教育纲领发生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通过对艺术的重视和信仰来实现。“他们相信，正是艺术，而且只有艺术才能恢复人的信念，才能使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只有艺术才能填补批评的致命力量所留下的真空。当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的、毁灭性的力量时，艺术是一种肯定的、创造性的力量。”[3]336这种创造能够恢复人的道德和宗教信念，恢复自然的古老的神秘、魅力和美丽，恢复建立在“爱”的感情基础上的共同体，其中一切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从而最终实现道德与宗教、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与社会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早期浪漫主义是旨在解决启蒙运动的危机，根本上忠实于启蒙的基本理想。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浪漫主义既是对启蒙运动的确认又是对它的拒斥。“就像一只凤凰，启蒙运动被它自己的火焰消耗殆尽，浪漫主义从它的灰烬中诞生出来。”[3]337

早期浪漫主义同样没有放弃启蒙思想中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只不过，他们不再把自由与理性密切结合在一起（似乎自由不能脱离理性），理性不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而是力图通过艺术创造的形式（重主观情感、幻想等）来实现人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强调人本身在自由中的关键作用。平等则尤其体现在将共同体视为每一个个人生活栖居和充分培养个性的家园，而不是控制个人、阻碍个人发展的因素。费希特便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和平等：作为“本原行动”的自我就是自由的，自由是行动而非冥想。他说：“只要提到自由二字，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而一旦说到必然性这个词，我的心就开始痛苦地痉挛。”[2]91他还说，一切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一切社会成员都完全平等”[8]27。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人不能像对待无机物或动物那样，不顾理性生物自身的自由，而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启蒙观念和基本精神对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他同时还抱有与启蒙时代一致的人类未来社会的崇高理想：“我们确实有真正为善和日益变好的共同呼声，并且将来总有一天确实会到来那么一个时刻——不管再过几百万年，时间算得了什么！——到那时我将把你吸引到我的活动范围里来，到那时我会为你谋幸福，也能从你那里得到幸福，到那时那种相互自由和自由获取的绝佳纽带也会把我的心同你的心联结在一起。”[8]24

综上所述，浪漫主义对启蒙思想的反动，寄托着他们力图走出理性暴政，走出英法因启蒙运动而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的窘境。这种反动同时也忠实于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和普遍幸福的观念。它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一方面，对浪漫主义本身的理解，应关联于启蒙运动的背景，整体和全面地把握，唯此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与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对我们当下而言，启蒙的事业仍然没有完成，但我们不能完全走英法启蒙已经走过了的老路，而应抓住其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结合我国当下的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地继承。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都是我们处理和解决当下各种现实问题的理论资源。当下无论是对普遍主义的启蒙思想的倚重，还是对普遍主义启蒙的反思和批判，都有必要从浪漫主义和启蒙之间的实际关联中吸取必要的思想营养。

注释：

①在派别上，一般是将浪漫主义分为消极的浪漫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两派。前者以英国的柯勒律治、法国的拉马丁、德国的诺瓦利斯为代表，表现为缅怀过去，逃避现实，沉溺于玄妙、神秘的世界的探索，充满着自我陶醉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后者则以德国的歌德、席勒和法国的雨果等为代表，强烈要求突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及理想社会，因此常常将主人公描写成为与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反映并肯定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参见邹广文、夏莹《浪漫背后的现实——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回望》，载《东岳论丛》，1999年第5期）

②席勒就批判近代社会是“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械，其中由无数众多的但是都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政治与宗教，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无味的嘈杂声音，人就无法发展他的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上去，而是变成他的职业和专门知识的一种标志。……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熟练的记忆还比天才和感受能起更好的指导作用。”(参见[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转引自朱晓喆《德国近代文化传统变迁下的历史主义法学》，载于何勤华主编《法律文化史研究》（第二卷）第357-358页，20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法]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1卷[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2]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 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早期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M]//[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德]亨利希·海涅.浪漫派[M].薛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朱晓喆.德国近代文化传统变迁下的历史主义法学[M]//何勤华，主编.法律文化史研究（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 邹广文，夏莹.浪漫背后的现实——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回望[J].东岳论丛，1999（5）：108-112.

[7] [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二卷[M].梁志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679.

[8] [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德]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M].沈真，梁志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2.

[10] [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M].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4.

[11] [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M].黄辉，杨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17.

（责任编辑：张群喜）

Rebelling and Inheriting——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an Roman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HUANG Xue-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s a major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German romanticism produce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It is not only a main form of“rebelling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but also continues the basic idea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tries to solve the crisi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and realizes the thought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Clarifying the though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romantic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omanticism’s spiritual essence romantic and its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German romanticism;enlightenment;ideal

B516

A

1674-9014（2012）04-0016-06

2012-04-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美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史——以哲学为视角”（12YJC720052）。

黄学胜，男，江西赣州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及哲学基础理论、启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