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的未来与非笛卡尔哲学*

陈永禹

（台湾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台北）

提 要 汉语的构词学、发音学、句法学几个面向都显示强烈的与西方不同的面貌和特质。亚里士多德和希腊罗马修辞学家所立下八大词类的传统并不适于汉语。Kristeva注意到汉语语词的多值性是绝对的：一个词不经过任何词形的变化，成为一个代表一件事物或过程或素质的能指，例如第二声的shi代表十、时、季节、运气、食物、石头、月蚀等等。总之，汉语研究除了参考西方既有的成就，同时也需要有远见和雄心，在西方研究的尖端上接上汉语研究的新视域，这才是海峡两岸语言学家以及修辞学家必须合作与共同努力的目标。

《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①的“格”特别令人费解。“格”一般解释为钻研事物原理，但这仅是泛泛之谈。“格物”应该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至于是哪一种研究方法，学者长期争论却得不到共通的答案。“格物”不该是泛称，而是特指。

论及现代语言学，毕竟都无法挣脱索绪尔“观点创造对象”的魔咒。索绪尔(1980：163)指出：思想家对研究对象做了许多分类的工作，然而所谓类别、范畴、都不源自于先天，它们是因思想者不同的观点而生出的。而且，在种种观点之中，也无法论断何者才是正确的。显然索绪尔对于语言牵制思想的事实有独到的见解。他提醒语言的使用和语言的自我本位主义是经常纠结在一起的。原来，并行不悖的多种语言对人类思想的开通是最大的保障，乡土根性语言学是处在被蒙蔽的状态，然而，语言学的任务是寻求在一切语言现象中普遍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一般规律（索绪尔198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