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志文看韩愈散文的“尚奇”①

王长顺

（咸阳师范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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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论道：“碑志之文，韩愈事多实叙而驰以奇，乃用太史公之传体；宗元语虚而凝以骈，厥承蔡伯喈之碑志。”［1］（P390）“尚奇”作为韩愈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不仅仅表现在其一般的诗文上，还表现在墓碑志散文上。

一、谋篇布局之奇

韩愈的碑志谋篇布局体现出“奇”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结构形式上。他注重根据墓主身份个性差异来布局谋篇，这就打破了碑志先叙述墓主世系、仕历，最后才作铭颂的固有模式。如《施先生墓铭》，为了说明施先生乃是深受学经者崇敬的经学家这一身份，韩愈就先用“辞”作了赞颂，再叙述其世系和仕历，这就一反碑志先叙祖德、世荫，再写墓主仕历、生平，最后夸赞德行的固有格式。正如清人林云铭所评：“此自首至尾，步步倒写文字也。读来却是一气呵成，不可以常格论。”这就是说，韩愈在创作碑志文的时候，颠倒了常规顺序，乃是超常之体，故不能不谓之“奇”。曾国藩说：“或先叙世系而后铭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后及世系，或有志无诗，或有诗无志。皆韩公创法，后来文家踵之，遂援为金石定例。究之，深乎文者乃可与言例，精于例者仍未必知文也。”［2］（P350）再如《登封县尉卢殷墓志》，也是一改碑志的固有格式，开头没有叙述碑主世系和仕历，结尾也无铭颂，仅叙其为文、作诗、读书最后饥寒而死的经历和遭遇，可见其布局谋篇因人而异，创出奇格。至于《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则尤其称得上是碑志奇格。该墓碣铭开头用较多的篇幅写张圆生前对韩愈的敬仰，以及欲求其为己作铭的遗愿，然后再历叙张圆生平仕历。再如《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志铭紧扣“贤”字谋篇遣词，一开始就称孔戡贤，“昭义节度卢从史有贤佐曰孔君”，后再列举具体事实，赞颂其贤明义勇的行为，不近利禄的品质，碑志最后一段一笔带过其世系，奇而有味。

由此可见，韩愈碑志谋篇布局之“尚奇”，因人而异，具有独创，不循常格，不蹈袭旧体，从而再现并突出了各具个性的碑主形象。

二、墓主事迹之奇

韩愈碑志“尚奇”也体现在描写人物方面，善于就碑主具有传奇色彩的事迹，作一详细记述，能够抓住墓主独具个性的特征，力求人人殊面，以生动再现其生前形象。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墓主王适“怀奇负气”，又家无“资地，不能自出”，须“干诸公贵人，借助声势”；然“诸公贵人，既志得（气满），皆乐熟软媚耳目者，不喜闻生语”，因此他也就“一见辄戒门以绝”，展现了王适与“诸公贵人”的矛盾。正当他寻求仕进无门之时，卢从史任昭义节度使，乃“奴视法度士，欲闻无顾忌大语”，“即遣客钩致”，但王适“怀奇”，有不同流俗之见，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卢从史“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谢客”。王适再次遭到达官贵人的疏远。接着，碑志记述金吾将军李惟简，是位“年少喜士”之人，他与王适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并“尽用其言”，屡升其官。但是，时间长了之后，王适也看透了李惟简“诸公贵人”的作为，就“载妻子入阌乡南山，不顾”。至此，王适与流俗社会决绝。经过这些波折，王适认为“诸公贵人”们或图谋不轨，飞扬跋扈，或无所作为，志得意满，使得整个社会昏暗至极，岌岌可危而不可救药，于是毅然决然退出了仕途，最后幽隐而死。这些奇事奇行，表现了王适既“怀奇负气”，又坚持操守，既积极仕进又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体现出了韩愈碑志写人以“奇”的特点。

又《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也选取奇事，描写苗氏的女儿、外孙们探望苗氏时的热闹场面：“累累外孙，有携有婴，扶床坐膝，嬉戏欢争。”其乐融融，再现天伦之乐。《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记述韩愈从袁州还京师，孟简自谓有“秘药”，不愿意仅由自己服用而“独不死”，遂赠韩愈，并告之“以枣肉为丸服之”。《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写郑群领回俸禄之后，笙歌宴饮宾客，花费尽净，不为日后，等到无钱饷以待宾客时，则窘迫无助，“客主各自引退，亦不为辞谢”。凡此，韩愈创作碑志文，或选取墓主的奇行，或选取生活中的奇事，彰显人物个性，淡化了碑志文雅正雍容的特点，将具有哀悼性的碑志文写成了融叙事、抒情于一体以表情达意的散文。

三、语言之奇

韩愈的散文创作，总是求奇趋新。他自述创作散文的经验：“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3］（P109）总结自己文章的特点是“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3］（P385），时有“奇怪之辞”。他的散文意新语奇。他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3］（P114）不仅一般散文是这样，碑志文也是如此。

《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是韩愈为忠于唐王朝的义士张彻所作的墓志文。韩愈先简要介绍了张彻的名讳和官职，然后记述了张彻在长庆元年被兵乱所困的情景。为了突出张彻忠毅耿直的形象，韩愈用了一段“奇语”写张彻骂贼而死的全过程。“居月余，闻有中贵人自京师至。君谓其帅：‘公无负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请见自辨，幸得脱免归。’即推门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与其徒皆骇曰：‘必张御史。张御史忠义，必为其帅，告此余人，不如迁之别馆。’即与众出君。君出门骂众曰：‘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济斩东市，昨日李师道斩于军中，同恶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喂狗鼠鸱鸦。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骂。众畏恶其言，不忍闻，且虞生变，即击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绝骂。众皆曰：‘义士！义士！’或收瘞之以俟。”语句短促有力，对话简洁明快，节奏铿锵，掷地有声，再现了张彻的高风亮节。“父母妻子皆屠死，肉喂狗鼠鸱鸦”一语，语奇意亦奇，表达了对犯上作乱人的痛恨，以及对张彻的敬佩称颂之情。

韩愈还在碑志中称赞语奇之士。如《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称道樊氏为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铭诗又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赞扬樊宗师作文的语奇，肯定其“文从字顺”。这样的评价，也显出了韩愈好尚奇崛的倾向。正如刘大櫆所评：“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4］

总之，韩愈在碑志文创作时，不拘固定格式，选取奇事奇行，用语新奇自然，充分体现了其散文“尚奇”的特点。

［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郭预衡.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

［4］刘大櫆.论文偶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