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规范式到科学范式的解放
——中国媒介批评路径转型

郑恩

(1．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84;2．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从常规范式到科学范式的解放
——中国媒介批评路径转型

郑恩1，2

(1．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84;2．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媒介批评应该从学科建制阶段向学术繁殖阶段转型。学者们对媒介批评的基本内容存在一定的分歧，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共识，这不利于学科理论的繁殖，体现了中国媒介批评研究的身份焦虑。媒介批评研究要进行自主性反思，从“常态科学”的洞穴向“科学革命”的范式转移，实现理论繁殖。分析认为:深层生态学路径、媒介正义论路径、媒介善治路径为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媒介批评研究应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封闭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发挥学科想象力，实现新的发展。

媒介批评;学科建制;身份焦虑;范式转移

自1995年媒介批评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殿堂，媒介批评研究已走过了16年的历史。十多年来中国媒介批评学者对媒介批评的基本内容，如媒介批评的概念、对象、标准、方法、目标等进行了持久的探讨。然而，学者们对这些基本内容存在一定的分歧，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学术藩篱，这对该学科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一个障碍。媒介批评的知识谱系不够明晰，理论观点亦显凌乱，这从侧面反映了该学科内部的知识分歧，这种状况不利于整个学科种群的生长。从学科范式来看，媒介批评研究尚处于人文科学的思辨阶段，其标准多元且自成体系。而媒介批评的实践蓬勃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和传播权利运动的兴起给媒介批评带来了诸多的鲜活话题和研究热点，这要求媒介批评理论能够紧跟时代发展，为其提供启示和依据。

一、媒介批评研究的困境与建制化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特定的要素(机构、组织、群体、个体等)都是从其与别的要素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特点”［1］。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场域构建的是一种专业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游戏规则亦是权力。知识场域中的权力是指一种高度建制化的学科规训。“通过权力运作，学科与资源、社会结构和各种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因此能够确定明确的学科边界，确保知识共同体的利益。”［2］从认识论层面来看，学科的成熟意味着一种开放的研究路径，“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既是说它并非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也是基于普遍接受度的方法和真理”［3］。按照华勒斯坦的知识论标准，媒介批评研究远远没有达到学科建制化水平，甚至尚未形成自己的知识共同体和学科规训。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现阶段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困境，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上述问题逐一解答。

(一)媒介批评的概念论争与学理反思

不同的学者对媒介批评有不同的理解。刘建明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指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4］。雷跃捷教授认为，“所谓媒介批评，是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5］。李岩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所有相关要素的批评。它包括了分析、判断、思考、反思等主体性活动，通常是个人的社会体验和价值理想，所以强烈地显出主观批判色彩”［6］。董天策教授认为，“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媒介批评，并非是对媒介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的分析评判”［7］。与此类似的，郑保卫教授认为，“媒介批评是社会与公众依据其价值判断，对媒介产品及传播行为的社会评价活动”［8］。关于媒介批评的范围与领域，学者间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陈龙教授认为，“我国媒介批评可以把传统文化批评理论、五四以来现代文化、文学批评理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等作为合理的资源，构建起以对象为核心、以方法为主体的一个知识体系”［9］。冯建三教授则将媒介批评的类型做了3个层次的划分，“第一层是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层以媒介批评作为现代性批评的一部分，第三层则认定现有体制的本质无须变动”［10］。

上述学者的定义和角度有所差异，但都指出了媒介批评有明确的对象和一定的价值标准。换言之，他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即媒介批评至少包含2个要素:一是大众传媒系统及其各要素，二是它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此，笔者较为认同冯建三教授的观点，即媒介批评需要一定的层次划分，它不但涉及到新闻业务，还涉及到社会文化，甚至媒介的现代性。与冯建三教授的观点类似，王君超副教授早在2002年就对媒介批评的外延做了较为全面的思考。他认为，关于媒介批评的概念，“至少应该了解它是英文‘Media Criticism’的汉译，在西方也曾有过‘新闻事业评论’(Journalism Review)和媒体观察或‘媒介监督’(Media Watch)的叫法，但‘媒介批评’的外延最大”［11］。王君超认为，“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12］。明确媒介批评的概念和对象有利于规范学术谱系，进而进行知识创新。知识社会学家Mannheim曾说过，“知识生产的学科规训的形成有赖于确定意义和内容的研究框架，明确的内容和边界分明的‘枝叶’是知识深化和创新的前提条件”［13］。在此，Mannheim指出了学科内容的清晰性(边界性)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事实上，媒介批评概念、对象的确定是进一步探讨媒介批评理论、研究方法、目标的充分条件。缺少共识性的媒介批评概念正是导致现阶段研究中重复、低水平、甚至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Mannheim所言，“很难想象一个客体(对象)模糊的知识场域能够不进行重复生产，产生高水平学术创建”［13］。

媒介批评对象的模糊化体现了该知识场域的学术争议，同时也凸显了媒介批评的跨学科特性——交叉媒介文本(现象)、行为批评、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批评、文艺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结构主义取向、话语批评研究等。正如董天策等所说，“媒介批评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的媒介批评侧重根源性、理论性的问题;微观的媒介批评侧重具体的问题”［14］。媒介批评的界内研究(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系统)和界外研究(跨学科的内容)共同构成了当前媒介批评研究的两大路径。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媒介批评的客体框架，笔者将媒介批评对象分为以下3个层次(中观层次、微观层为界内批评，宏观层次为界外批评):

(1)宏观层次包括大众媒介的结构符号批判、媒介的社会权力批判、媒介文化研究、媒介的社会构建等问题。

(2)中观层次包括传播效果、传媒机制、传媒管理、传媒产业等问题。

(3)微观层次包括新闻、广告等媒介产品批评、媒介从业人员的传播行为批评、某种媒介现象的批评等。

(二)媒介批评的实用主义研究范式

在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看来，理论就是明确的概念范畴，科学范式的本质则是一种理论体系。那么，媒介批评研究的概念范式和理论体系有哪些?这些概念、理论是否能为“知识共同体”推进“常态科学”提供知识增量的学术基础呢?媒介批评知识场域为本学科甚至其他学科贡献了何种令人信服的理论范式?

事实上，现阶段媒介批评学术场域与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学发展境遇十分相似。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播学发展一直偏重于社会建构层面，却忽视了本学科的内部增长。在实用主义环境下，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传播学研究推向了以效果研究为主要内容、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服务主流利益集团为学术立场的传播研究范式。在这种范式的推动下，传播学以个人主义的定量研究为主要特色的试验社会心理学派得以建立起来，并长期主导美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从学科建制来看，这种实用主义范式使得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对传播学学术领地的稳固大有裨益。另外，高度社会化的研究范式并不利于理论繁殖(特别是异质理论的突破)，更不利于学科的长足发展。芝加哥学派以至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等批判学派的昙花一现，足以说明传播学的实用主义倾向对学科发展的弊端。芝加哥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成为社会科学家所期待的打开学科边界、互通有无的主流传播理论，而成为了实证主义封闭性范式的牺牲品。1956年，贝雷尔森掀起的关于传播学学科危机的讨论便是明证。他认为，“有限效果论的提出使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走到了尽头，传播学即将终结”［2］。

与传播学初期发展相似，媒介批评的知识生产场域也正在进行着自身的建制过程。第一，媒介批评研究着力于构建自身的知识谱系和学术架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媒介批评在新闻传播学的众多领域开花结果，如报刊审读、报纸评论、新闻批评、电视批评、广播批评、出版评议、大众传播批评等。尤为注意的是，媒介批评领域甚至已经培养出许多“二代学人”。第二，媒介批评研究的基本方法未曾确立，有关研究标准问题的观点不一。媒介批评的建制化过程体现了本学科的身份焦虑:媒介批评实践(如上文所述的各类批评形式)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实用主义的社会建构路径，这为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功能性意义上的合法性;但是，媒介批评的理论创新却徘徊不前，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研究框架，只能提供一些人所共知的对策性建议。

(三)媒介批评的交叉范式与标准选择

采取何种研究方法是确立学科范式的核心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媒介批评学者容易陷入方法论的二元境地——顾此失彼:以一种研究范式否定另一种范式。目前，大部分的媒介批评研究都遵循了人文科学的思辨研究范式，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实证研究法)不适合于本学科的范畴呢?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自然科学嫁接到人文科学的研究，往往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用几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解释，证明的东西多是不证自明的常识。笔者欣赏马克斯·韦伯的做法，即对规律和意义都看重，多种研究方法并存。事实上，研究方法是基于问题导向的，何种研究问题决定了相应的研究方法。正如美国著名媒介批评专家阿瑟·伯格所言，“多学科性是对我研究方法的最好描述，就是说，用我发现的任何不同种类的有用理论，去分析和阐释我所研究的东西”［15］。对于媒介批评而言，必须回到媒介批评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中寻找答案，媒介批评对象的交叉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实证研究是学科“精湛化”的保障，理论的建构需要坚实的证据;思辨性质的研究是“常态科学”形成理论创建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因为科学的历史往往是由那些极具洞察力的新思维推动的。

媒介批评的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微观层次的不同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在这个问题上要跳出方法论的二元迷思，转向问题研究的诉求性。对于媒介批评的宏观层次(如符号结构、社会权力、文化研究、社会建构等)可以采用哲学的研究方法，即思辨性质的批判取向(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视角);对于媒介批评的中观层次(如传播效果、传媒机制、传媒管理、传媒产业等)可以采用量化和质化的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内容分析、试验控制、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焦点团体等);对于媒介批评的微观层次(如新闻、广告等媒介产品批评、媒介从业人员的传播行为批评、某种媒介现象的批评等)可以采用文艺、修辞研究视角(如文本研究、话语分析、修辞分析、文艺评论等)。

媒介批评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与其研究范式密切相关的。部分媒介批评学者认为，既然批评包含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亦不同，因而是不可能确立标准的。事实上，任何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类自身的，“以人为尺度，以人为中心”［16］是任何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标准。就连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也认为，“要是真观念对生活没有好处，或者要是关于它们的认识的确不是有意的而只有错误的观念是有用的话，我们的责任毋宁说是逃避真理了”［17］。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应该有利于增强人的主体性，“人学”取向应成为媒介批评的本质标准。作为具体的知识生产场域，媒介批评还有其自身的研究标准。媒介批评的兴起是对是非、美丑、善恶等现象的反馈与澄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寻疵”和“求美”的活动。真、善、美是媒介批评的审美标准。此外，媒介批评学者还需要关注一些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不能自说自话。例如，对于善恶、幸福、正义、平等、发展、时空、结构、秩序等普遍知识予以关照，贡献本学科的知识洞察力。

二、媒介批评的“常态科学”与范式转移

知识生产的过度实用主义倾向促进了学科建制进程，同时也会使学科发展走向一种极度不平衡的状况，如学科繁殖力的萎缩。正如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全面停滞，许多重要的概念和理论甚至被认为是伪命题和非学术命题。实际上，媒介批评研究也正面临着这样的身份焦虑。这种境遇很像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态科学”的发展困境，即模式和假设的僵化。要走出这个困境，除了回归学术研究本身之外，还需要摆脱“常态科学”的发展悖论。科学哲学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在于范式转移，即发现“各种例外”，以竞争性的范式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部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媒介批评正由“开疆拓土”、“跑马圈地”转向内在学理创新的阶段。“不容回避的是，已出版的媒介批评论著在学理创新或学说创新方面，并不多见。”［18］要积累学理创新，必须寻找新的路径或视角。笔者认为，现阶段媒介批评研究可以从以下3种路径寻求理论启示。

(一)深层生态学路径

在西方，媒介批评这个概念包含多层含义。根据批评的对象和方式，它可以指新闻批评、报刊批评、报刊评议、电视批评、广播批评、大众传播批评等。这意味着，大众传播系统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媒介批评;从媒介批评的参与主体来看，专家、学者并不是唯一的参与者，还包括媒介内部部门、行业协会、公众、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机构等主体，良性的媒介生态系统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从系统论和控制论角度看，要实现媒介批评的良性发展，必须首先实现界内循环与界外互动的融合共通。媒介作为一种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位，对媒介批评的考察，不但要观察媒介系统内部各因子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还要站在社会、自然系统的层面上动态地研究系统外部因素对媒介批评的影响。从环境整体主义的伦理价值出发，关注信息时代媒介批评与主体性关系的互动，实现“媒介人化”，达到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良性互动，实现媒介的深层绿色信息生态链，这是媒介批评的价值目标。

深层生态学又称生态智慧，是由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创立的现代环境伦理理论。阿伦·奈斯在1972年9月召开的世界未来研究大会上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于1973年在《探究》杂志中发表了《浅层与深层:长序的生态运动》论文，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新的伦理价值取向，深层生态学不仅倡导从科学技术角度来研究环境问题，还应基于整体主义的理念，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共同探讨何种价值观、生活方式、经济和文化教育活动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缓解目前的生态危机，促进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基于整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考量，深层生态主义以大地情怀、自然共同体为视角，将整个生物圈视作一个整体，包括了物种、人类、大地和生态系统，摈弃人类中心论，赋予了自然环境的人格权利。“哲学家E·卡茨认为深层生态学的核心思想有3个:自我认同的过程、自我实现的目标和整体关系的本体论。”［19］这其中，自我实现和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是其最高规范。

作为一种信息生态系统，媒介生态有其自身特点和呈现方式，深层生态学对媒介批评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深层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20］。对媒介批评而言，整体主义思维有利于把握批评对象的关联性、因果性、整体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例如，对电视低俗化的批评应该从节目形态、收视率、传媒产业、消费主义商业文化以及社会转型等多方面考量，透视其本质。深层生态学提供了媒介批评的一种价值反思路径，这有利于重新审视大众媒介的社会功用、大众媒介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和外部影响、信息化时代新媒介的技术异化、虚拟存在与信息使用异化等新问题。

基于媒介批评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媒介批评应以深层生态学思维来应对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对大众媒介系统的不同主体提出相应的批评意见及要求:信息生产(传播者)应着眼于信息传播的社会公共效益，以生产绿色信息、环保信息和有益信息为己任，主动摈弃黑色信息、低俗信息和异化信息;信息传播中介(媒介)应发挥“把关人”、“过滤器”职责，从信息生态视角主动筛选、过滤有害信息，引导绿色信息传播，把握“议程设置”功能;信息接受者(受众)应提高媒介素养，正确理解媒介信息，提出批判意见，提高对异化信息的免疫能力。通过媒介传播生态治理，实现绿色信息生态链循环，构建协调、平衡的媒介生态大厦。

(二)媒介正义论路径

追求正义一直是西方伦理学界的目标，它被认为是古希腊的四德之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曾对正义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讨论。《理想国》中的正义论是以城邦整体主义为基础的，其中心线索是关于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关系。在中国，“正义”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儒效》:“不学问，无正义，以福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在此，正义与古人的知识、财富所勾连，是一种现实论的正义。近现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大师(如罗尔斯、诺齐克、沃尔泽、桑德尔、斯宾塞、休谟等)都曾卷入到关于正义的讨论中。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面世后，更是掀起了世界范围的研究热潮。

罗尔斯将其正义观确定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其正义观主要基于2个层面:一是每个人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社会分配的合理性。罗尔斯将正义看作是“社会制度层面的第一美德”［21］，寻求并构建一种足以替代功利主义目的的普遍道义论伦理学。诺齐克则认为“正义即权利”，个体的正义感依赖于对特定权利的拥有。可见，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都试图为现代性社会指定规则与秩序，而麦金太尔则将正义引向了道德，他认为“正义即美德”。罗尔斯、诺齐克和麦金太尔分别指出了正义的3个维度，即“公平”、“权利”和“美德”。随后，有关正义的讨论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引起广泛的回应。

新闻传播学界有关大众媒介与正义的探讨，一开始就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正是美国传播学界争取社会正义的研究性实践活动［22］。传媒正义的目标，正如媒介学者克里斯蒂安所言，“新闻媒体的终极目标是在正义观念引导下，始终肩负着告知人们正义要做的故事，而不只是偶尔启迪公众”［22］。媒介批评的正义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媒介伦理研究，它强调了媒介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1)程序正义考察的是大众媒介行为与职业伦理的关系。如新闻媒体采访报道过程中的偷拍、越界审判、侵犯隐私、虚假新闻、有偿新闻、封口费、媒介寻租、媒介炒作等问题。

(2)实质正义关注的是大众媒介使用其话语权带来的社会影响。如媒介低俗化、娱乐化、商业主义、错误舆论导向、媒介偏见、媒介污名化、媒介恐慌、媒介恐怖等问题。

除了大众媒介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外，媒介批评还有更高的诉求，即关注身份认同与信息公平问题。传统的正义运动中，政治哲学家往往将视野转向分配与再分配问题。对传播学学者而言，媒介的正义运动还包括对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文化自觉的姿态关注边缘群体，即妇女、儿童、少数民族、亚文化群体、有色人种等媒介报道框架。对这类群体，除了保证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外，还应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防止媒介偏见。

媒介的信息公平实际上是一种媒介接近权的体现，应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均衡发展，实现“信息获取的公平、信息分配的公平、信息利用的公平”［23］，以缩小不同地区和人民的数字差距，提高信息、知识、文化的获取能力，进而消除区域贫困，提高生活质量。这就将媒介批评的研究引向了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扩展了媒介批评的传播视野。

(三)媒介善治路径

媒介善治研究起源于近年来西方传播学界的媒介治理研究，媒介善治是其传播的理想模型。“媒介治理”这一概念最早由爱尔兰学者O'Siochru等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媒介治理引论》一书中首先提出。O'Siochru等认为“媒介的善治”在方法论上应包含2个层面:“媒介系统的自我治理与完善;媒介受众对信息的免疫与进化。”［24］

对于媒介批评者而言，O'Siochru等的“媒介善治”方法论视角实际上提供了媒介批评研究的2个维度:媒介系统(特别是传播者)的自我完善和受众的自我免疫能力。前者关注的是传媒从业者新闻专业主义素养，后者关注的是受众媒介素养。媒介善治关注的新闻专业主义素养、受众媒介素养与媒介批评者的着眼点不谋而合。在新闻报道的技术层面，媒介批评多关注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平衡性;在信息接受层面，媒介批评多关注信息对受众产生何种影响。只有同时提高媒介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素养和受众媒介素养，才有可能规避大众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正是媒介批评的重要使命。

如果说媒介正义论关注的是传媒的伦理价值，那么新闻专业主义则指向了传媒的技术标准。新闻专业主义是一整套论述新闻实践与新闻体制的话语，“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25］。作为一套专业话语，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有助于传媒内部的自我完善，规避不实报道和倾向性报道，保持媒体的独立品格和社会公器职能，实现媒介批评者对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要求。在美国新闻业的长期发展中，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谢静认为，“在批评新闻媒介的煽情主义和商业主义的过程中，批评者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捐赠基金报纸、政府管制等，最后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妥协，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逐步确立”［26］。

新闻专业主义是对传媒从业者的职业要求，媒介素养则是对受众信息批判能力的要求。在英国媒介素养专家利维斯看来，媒介素养是一种大众文化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对信息文化的“甄别与抵制”能力，这种批判意识的方法后来被媒介批评家们称之为“免疫法”。在西方，媒介素养教育已从消极的保护主义，如“民主化与防御论运动”，走向了主动的媒介批判素养培育。前者的教育基于大众传播的强效果论而确立，后者强调超越道德维护和防范的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策略。媒介素养构成了媒介批评在受众层面研究的主要方面。传播学者Kellner等认为，“提升受众媒介素养的核心在于培养一种对信息的批判能力，这种能力是媒介批评教育应有的视野”［27］。

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集团得以调和并走向联合的持续性的过程”［28］。媒介善治模式寻求的是一种普遍利益，通过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素养，将信息传播者和受众有机联系起来，以此达到媒介批评的良性传播任务。媒介批评学者应该重视媒介善治，特别是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素养对媒介批评的理论启示。

三、媒介批评研究的自主性反思

任何学科(学术场域)的建制化过程都要面临学术创新和理论繁殖的困扰。学科建制是学科合法性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也是取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条件。学科建制后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形成本学科的核心理论群是学科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因素。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不仅仅是祛魅研究者的主观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彻底把社会科学从权力服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在成熟的讲究方法的研究中，价值中立可以把社会科学从政策制定者的巨掌下解放出来。它会结束社会科学无自由权状态，为社会科学自主发展扫清道路”［29］。布尔迪厄也一直强调，“社会科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作用，要增强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只能诉诸旨在巩固社会科学中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的集体反思与行动”［17］。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媒介批评也应该从学科建制阶段向学术繁殖阶段转型。通过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将学术研究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迷思中解放出来。对于媒介批评的术语概念、有无标准、研究方法等基本内容的探讨实有必要，但不能陷入“重复建设”、“封闭讨论”、“自说自话”的死胡同。以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讲，处于“常态科学”的研究者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容易忽视科学革命的突破性。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科学的发展根本不是一些确定知识的直线积累，而是经历着不同思维方式的变革革命，社会科学更是如此。

媒介批评的研究需要寻找新的逻辑路径或开拓新的关注领域，从而走出“学科洞穴”。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批评还需要防止落入技术主义陷阱，即为批评而批评，以媒介产品或媒介现象为本体，忽视了主体性(人)的存在。在科学研究史中，从逻辑经验主义到证伪主义，大多数研究者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看成是一种纯逻辑知识体系，却对参与其中的主体(人)的作用视而不见。人的生命和尊严，是人自身珍惜的对象，理应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与传播学研究一样，媒介批评研究也应该持有一定的文化自觉精神［30］。一方面，媒介批评研究要注重学科发展规律，吸取西方的规范化研究方法或研究框架;另一方面，中国的媒介批评要立足于本国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传统，关注具有广泛人本价值的社会热点问题，拥有更为强烈的批判思维和人文情怀。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媒介批评在关注具体的媒介产品、媒介现象、媒介行为的同时，还需要关注一些关切人类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才能使媒介批评获得更为深入、更为广阔的理论资源和学术场域。例如，对于善恶、正义、公平、平等、幸福、身份等普遍知识的关照，具体而言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深层生态学为媒介批评提供了一条价值反思路径。基于环境整体主义的深层生态学思维有利于把握批评对象的关联性、因果性、整体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为重新审视大众媒介的社会功用、大众媒介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和外部影响、信息化时代新媒介的技术异化、虚拟存在与信息使用异化等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媒介批评的正义论研究为其提供了全新的伦理学视野。媒介批评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考察了大众媒介的职业伦理、话语权的社会影响、大众媒介的身份认同及信息公平问题。媒介正义论将媒介批评引向了关于公平、权利、美德等正义性讨论，深化了媒介批评的研究深度。

第三，媒介善治是媒介治理的理想模型，它寻求媒介批评的一种普遍利益模式，通过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素养，将传播者与接受者有机联系起来，提高传媒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增强受众的信息批判、免疫能力，以此达到媒介批评的良性传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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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from the conventional paradigm to the scientific paradigm—transformation paths of Chinese media

ZHENG En1，2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Zhejiang，China)

Through 10 years development，the study of media criticism has transfered from the stage of academic institutionalization to academic breeding．Scholar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basic contents of media criticism，but have not formed broad academic consensus yet，which is detrimental to the breeding of academic theories．This situation reflects the anxieties of identity．Therefore，contemporary study of media criticism should undertake a self-reflection，shifting from normal science to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aradigm，and achieve the theoretical breeding．This paper provides three innovative paths for the study of media criticism，which is deep-ecology，media justice and the good governance of media．To achieve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fulfill the academic inspirations，the study of media criticism should be set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pragmatism，utilitarianism and isolationism．

media criticism;academic institutionalization;identity anxiety;paradigm shift

book=1,ebook=14

G206

A

1671-6248(2012)01-009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