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蒲清《陶澍传》——兼谈陶澍传记研究及其发展与展望

陶用舒

2010年1月，岳麓书社出版了陈蒲清教授主编的《陶澍全集》，是对陶澍著作的大检阅，为陶澍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次年10月，岳麓书社又出版了陈蒲清教授的《陶澍传》，则为陶澍研究、特别是其传记研究作出了榜样，为陶澍传记研究的新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陶澍传》是我见到的人物传记研究中一部有特色的好书。全书结构即具与一般人物传记不同的特色，一般传记以介绍传主生平事迹和思想功绩为主，再附生平大事年表。《陶澍传》则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事迹篇，共12章，下篇为著作篇，共6章。从内容看，全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陶澍的生平活动，作者将陶澍的生平划分为五大阶段，即青少年时代的23年、初入官场的18年、主政安徽的5年、巡抚江苏的5年、总督两江的10年。这一部分用了六章的篇幅，约占全书的字数18％。第二部分是论述陶澍的历史地位，这一部分用了五章的篇幅，约占全书字数的20％。第三部分是陶澍大事编年，占全书字数的10％以上。第四部分是对陶澍著作的分析，首先是对陶澍著作的考证，其次，分别对陶澍的奏疏、诗歌、文集、日记、专书等五个部分进行分析。这一部分共六章，约占全书字数的32％以上。第五部分是散见于各章的十多个附录。许多附录是对正文很好、很重要的补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陶澍，且增加了《陶澍传》的可读性。但是，个别附录似乎与传主关系不大，如关于“清朝官员的品级”、“清朝的科举考试”、“《陶澍全集》的堪误表”，特别是“《陶澍全集》奏疏分类目录”，长达40页，占全书篇幅的11％以上，更没有必要，也与全书的体例不一。

《陶澍传》吸取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陶澍的历史地位作了准确而全面的评价：“陶澍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政治家。从全国范围来看，陶澍是中国古代近代之交的杰出政治家，既是鸦片战争前夕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领袖，又是古代经世学派转变为近代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他和林则徐、魏源等人一样，是中国由古代走向近代、由封闭走向世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从湖南来看，陶澍是湖南近代崛起的先导”，“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完全符合陶澍的实际情况。

首先，《陶澍传》将陶澍定位于“中国由古代走向近代、由封闭走向世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表明陶澍是中国处于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陶澍活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几十年，为中国由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鲁迅说：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脊梁。”陶澍，就是这类“脊梁”式人物。他虽是封建官僚，却“爱民忧国”，对内主张改革除弊，整饬吏治，力图开辟一片政治清明、国富民安的新天地；对外主张严禁鸦片，巩固边防，开始认识西洋货币的优点。在陶澍带领下，林则徐、魏源等一批人开始睁眼看世界。

其次，《陶澍传》以一章的篇幅，论证陶澍是“经世派领袖”。清嘉庆道光年间，社会危机加深。这种严峻的形势，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爱国热情，他们从古代传统文化中寻找武器，促使经世致用思潮复兴，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它猛烈抨击汉学的烦琐和宋学的空疏；深刻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大力提倡兴利除弊的改革；积极从事有关国计民生大政的研究，坚决主张禁止鸦片和抵抗外来侵略。从而开创了近代经世爱国的新风气，为中国社会由旧传统走向近代化、由封闭走向世界前进了一大步，为近代中国引进西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陶澍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想的信奉者、倡导者、宣传者。由于陶澍位高权重，倡导经世思潮的主要人物，经世官员和经世士子如林则徐、魏源、贺长龄、包世臣、姚莹、龚自珍、黄爵滋、汤鹏等都团结在他的周围，都视陶澍为首领，唯其马首是瞻；并多在他所管辖的两江地区活动。《陶澍传》更以盐政的整顿和改革为典型，介绍和评论了陶澍的改革业绩与改革活动。

再次，《陶澍传》强调陶澍是“洋务派先声”。之前的陶澍研究者都重视陶澍和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关系，重点论述陶澍对他们的培育和影响，强调左、曾、胡是陶澍经世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陶澍传》的认识更深一层，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经济演变出发，指出变革的第一代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实行改革的经世致用派，“陶澍是第一代变革者的领袖”。第二代是“提出学习西方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船坚炮利）的洋务派”，其代表人物是左、曾、胡和李鸿章。指出：“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各种社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社会流派的出现，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开明派官僚与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其领导人都具有经世致用思想。”“洋务运动，在本质上是经世派面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所作出的政治回应，即主张学习列强的长处，以救亡而图存。”接着，《陶澍传》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证了陶澍和洋务派的关系：强调陶澍改革的近代因素，指出陶澍的改革举措，跟洋务思想相通；陶澍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跟洋务思想一脉相通；陶澍对洋务运动领袖人物具有深远影响，并为洋务运动作了人才准备。此外，陶澍对其后的第三代主张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变法维新派、第四代主张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派，也有积极影响。

更次，《陶澍传》提出陶澍是近代湖南崛起的先导，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湖南古代人才稀少，落后于全国，至清道光时期，则一跃而成全国人才大省。湖南近代人才之盛，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即得力于陶澍。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萧一山先生指出：清代后期“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而印心石屋乃策源地也”，如果“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陶澍称为“晚清人才第一人”，当时，全国许多人才、特别是一些改革派人才都团结在陶澍周围。《清史稿》称：陶澍“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方面节铖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张佩纶曾与张之洞认为“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视陶澍为近代人才辈出的源头，就像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一样。确实，道光时期两个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都与陶澍有密切关系，其一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陶澍是这个改革派集团前期（鸦片战争之前）的重要领袖和核心。其二是“湘系经世派”，陶澍是其当之无愧的领袖，堪称近代湖南人才兴起的源头。

作者在《陶澍传》的写作缘起中说：“为了增强学术性，本书从两方面努力。一、严格尊重历史，以陶澍自己的奏章、诗文以及《清史稿》等文献为主要依据。而且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二、重视已有的研究陶澍和宣传陶澍的成果，包括专作、论文、小说以及民间传说……但是，对有分歧的看法，不作回避，而是加以考证，据理力争。”又说：“为了通俗生动，避免枯燥艰涩，增加可读性，我们作了三点努力：一是避免烦琐的理论论述，二是在介绍人物活动时注意典型事例，还讲述有关知识，三是采用某些关于陶澍的轶闻或民间传说。”作者这些设想，都在《陶澍传》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如在史实考证方面，大的如对陶澍著作的论述与分析，小的如关于陶澍所受处分的介绍，都有自己的见解，且超过了“已有的研究陶澍和宣传陶澍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更加完备的看法。又如陶澍的改革，最突出最集中体现在海运、票盐以及水利、赈灾、货币等方面，作者在全面介绍和论述的基础上，以更多笔墨系统地介绍了陶澍对盐政的整顿和改革。至于，作者充分利用陶澍的轶闻轶事、民间传说进行理性分析，使传主的形象更加丰富、充实，并增加了《陶澍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陶澍传》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对陶澍性格、人品的分析。历史人物研究中有一个通病，即形而上学的研究历史人物，或完人，或混蛋。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复杂，主要源自于政治原因，即官方的政策；但研究者忽视对人物性格、品德的研究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实，任何历史人物，特别是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性格、人品对社会、国家、人民、历史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集权国家更是如此。《陶澍传》作者非常重视对陶澍性格、人品方面的介绍，第七章更是集中论述了陶澍的性格人品。笔者非常欣赏作者从人物性格所作的一个猜想：“陶澍、林则徐性格有差别，禁烟后果会有差别。林则徐比陶澍刚烈，陶澍比林则徐沉稳。”林则徐侧重考虑雷厉风行，陶澍侧重考虑长远影响。”“陶澍、林则徐性格有差异，处理问题的方法有差异，结果也就可能有差异。如果是陶澍被派到广东禁烟，那么，禁烟的后果也可能不一样。沉稳冷静处理，结果或许还要好一些。”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作者重视对历史人物性格品德的研究，却是每个历史学者、特别是人物研究者都要学习的榜样。

《陶澍传》的出版，为陶澍传记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榜样。

陶澍传记的研究在陶澍逝世之后就开始了，魏源则是陶澍传记研究的奠基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魏源作《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太子太保两江总督祀贤良祠陶文毅公墓志铭》三文，就是为陶澍作传的第一批文字。文字精辟，内容丰富，对陶澍的生平、事功、学问、人品作了全面介绍和准确评价。魏源指出：陶澍“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值今上新政，首受知遇；二载，历两司至巡抚。其抚安徽，厘库项亏空，以豁三十年之吏敝；举义仓、水利，以拯三十州县之灾黎。其抚江苏，创行海运，以苏苏、松、常、镇、太仓之漕困；大疏吴淞、浏河、白茆、孟渎，以洒三吴之积潦。其督两江，兼司盐政，汰浮费二百余万，以济淮南；去壩费、岸费各数十万，改行票盐，以苏淮北。凡所施设，不任独、不任同，朋是勿壅，朋挠勿从，群疑朋丧，窾郤砉开，驱庸走智，康衢王路，天定民諴。吁！可谓智不惑、勇不惧者也。悬河之辩，不可复闻；骋古今之学，剚繁剧之才，不可复见。漕盐边防，日棘一日，朝廷拊髀之思，无可复慰。乌乎！匪公之功，维斯民之恫！”其中《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内容全面，论述精辟，长达七千多字，是晚清时期陶澍传记著作的范本。当时其他的陶澍传记著作，如《清史稿·陶澍传》、《清国史馆列传·陶澍传》、《湖南省志·陶澍传》、《安化县志·陶澍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陶澍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陶澍传》等，都以魏源论述为蓝本，甚至是魏著的大段引录和照搬。其后，陶澍传记的研究沉静了约一个半世纪的时期！

1985年12月，台湾学者魏秀梅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陶澍在江南》一书。全书约18万字，第一章为陶澍传略，第二章描述陶澍到任之前的江南，第三章写陶澍在江南祛除积弊的工作，第四章写陶澍在江南励精图治的成就，第五章为结论。全书材料丰富，文字通俗，分析明确，论断允洽。作者认为：“陶澍是有清少数封疆大吏在经世事功上有卓越表现者之一，也是一个传统知道分子在君主专制政体下，获得最高成就的典型。笔者以陶澍在江南任官时期的政绩为研究范围，这里他施展其才华贡献国家最重要的时期。陶澍一生，从时间上说，是中国数千年来遭逢世变的前夕，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关键的时代；从空间上说，两江是近代中国文化经济的中枢地区，笔者希望探讨陶澍在两江面临那些问题？如何予以解决？以及这些政绩对后来历史产生那些影响？”著名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刘广京博士在该书序言中指出：“陶澍和林则徐两人是道光朝群吏阘茸中两个最杰出的人物。林则徐的历史意义在于认真查缴鸦片，不屈不挠，促成不可避免的中英战争；并在广州期间看出夷务不可歇手和制炮造船的重要。陶澍的重要性在于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于江南漕、盐、河三大政尤其有切实的贡献。内政和外交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内政比外交更重要。陶澍与林则徐两人在历史地位的高下是很难判分的。”可见，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讨论陶澍在江南的政绩，确立陶澍的历来地位。但该书并非论述陶澍一生的全面情况，作者虽引用了许多资料（包括函稿和档案资料），但其分析论述仍有不足之处；作者在自序中所提的三个问题，也只较好地回答了前两个问题，陶澍“政绩对后来历史产生那些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同时，该书在大陆没有公开发行，故对陶澍传记研究并未产生很大影响。

1995年8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用舒的《陶澍评传》。该书26万多字，分为五章：第一章简略介绍陶澍家世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第二章是陶澍简略生平；第三章介绍陶澍的改革思想和改革业绩；第四章说陶澍为官为政的业绩；第五章讲陶澍的学术成就。该书既是第一本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陶澍传记，又重点突出，以较多篇幅论述陶澍的经世思想与经济改革。该书的出版，第一次确立了陶澍是道光以来第一人才、近代湖南人才兴起的先导；杰出的改革家、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著名的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历史地位。在该书结束语中，作者将陶澍和林则徐、魏源比较，指出：“从对外来看，陶澍具有和林则徐同样的爱国主义思想。就反侵略、禁鸦片的坚定立场和果断行动而言，陶澍不亚于林则徐；就反侵略战争的业绩和开创研究西方、了解西方的新思潮而论，则陶澍远逊于林则徐。从对内来看，以经世实学为武器，兴利除弊、改革更法的思想主张而言，陶澍与林则徐志同道合，堪与媲美；就创海运、倡票盐、理财政等改革业绩与社会影响而论，则陶澍远远超过了林则徐。”又说：“道光时期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所有重大改革，都是由陶澍发起、领导；陶、魏共同设计、执行。没有陶澍，魏源的改革思想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没有魏源，陶澍的改革实践则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如果说魏源主要是思想家，则陶澍主要是实干家；魏源是参谋长，陶澍则是司令员。以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论，没有实践，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思想；没有实践，任何思想也难以发展没有理论；没有实践，伟大的思想也不能有巨大的成果与威力。陶澍与魏源，是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权力和思想的统一，政治精英与思想精英交相辉映，堪与媲美。魏源关于改革的许多文章，不仅直接受到陶澍的启示和指点，有的更以陶澍的名义首次发表；而且为陶澍所实施和提高。两江地区实际上成为改革思想的实验和推广的基地。魏源的改革思想和主张，只有在陶澍采纳和实行后，才能显示出理论的意义。从上述意义出发，陶澍的重大作用，显然超过了魏源。”故作者的结论是：“陶澍和林则徐、魏源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地位，是标志着古老的中国走向近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陶澍评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7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陶澍评传》，并增加了2万多字。

200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段超博士的《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想研究》一书。该书约22万字，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危局与救世”的时代背景；第二章论述陶澍“有实学斯有实行”的经世思想；第三章写陶澍“正风俗、肃吏治”的政绩；第四章说明前哲时贤对陶澍的启迪；第五章介绍陶澍“兴革务，导大窾”的改革；第六章是陶澍吸纳与弃舍当时经世思想的情况；第七章说明陶澍经世思想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影响。作者认为：陶澍是中国古代向近代转换过程中承前启后人物，是中国近代前夜地主阶级改革家。该书探讨了作为汉族士人的陶澍的崛起与清王朝政治形势变化的关系；分析了陶澎澍经世思想的内容、特点及其形成原因；阐述了陶澍思想与清初和同时代有关思想家的经世思想的区别和联系；对陶澍河工、漕务、盐政改革的做法、特点及其成功原因进行了详细研究；对陶澎改革原因进行了详细研究；对陶澎改革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是第一部较为全面探讨陶澍经世思想与实践及考察嘉道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状貌的力作，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前夜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僚阶层如何认识和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进而较准确地把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政治思想及社会发展脉络，均有所帮助。《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想研究》极有特色，从纵的方面看，有两条线索：一是陶澍经世思想的来源、产生、特点、成就、意义、影响、地位及其局限性，这是主线；二是把经世思想当做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对其渊流、发展作了介绍，这是副线。从横的方面看，作者一方面全面介绍了陶澍经世思想的具体内容，并与同时代的经世思想家进行比较，指出陶澍能吸收各家之长，容纳各种主张，与他们通力合作，共同对有关国计民生大政实行改革。另一方面，作者又系统介绍了陶澍的各项改革活动及其改革成就、影响，充分肯定了陶澍改革的历史功绩。作者还认为：“陶澍的经世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它使大批埋头于考据的士大夫从故纸堆中走出来，转而研究现实，有力地促进了学风的转变，使经世之学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春潮，经世思潮在嘉道年间蔚然勃兴和壮大。”强调陶澍经世思想承前启后，在清代经世实学的发展中有着关键地位。这是一部认真探讨陶澍经世思想和改革事功的佳作，在陶澍传记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2008年1月，岳麓书社出版了一套“益阳历史文化丛书”，其中有陶用舒、王小悟、丁醒雄的《干国良臣陶澍》。该书共21万多字，分为三章：第一章“从安化山区的孩子到两江总督”，系统介绍陶澍的家世、家庭、求学生活、官场生活及其政绩；第二章“陶澍的历史地位”，说明陶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经济改革家、晚清人才第一人、集大成的学问家、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第三章“故乡人民的陶澍情结”，介绍陶澍的子女后人、陶澍的一些传说故事、有关文物古迹、轶闻趣事、人民对陶澍的怀念等。该书重点在第一章的四、五、六、七节和第二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陶澍的政绩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篇幅约占全书60％。此外，该书附录部分的陶澍家族，列表介绍了陶澍之后的七代子孙，虽不十分完备，却是其他陶澍传记所未见的。但《干国良臣陶澍》作为“益阳历史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基本属于通俗读物，它同时刊载了百来幅图片，特别是第三章几乎是故事传说等文学形式。

此外，还有几本陶澍年谱和文学作品。年谱有：1948年王焕錪的《陶文毅公年谱》，约40万字。因系油印本，发行极少，知者不多。1984年，陶用舒、石彦陶编辑《陶澍年谱》，约16万字，以《益阳师专学报增刊》的形式发表。上述2种年谱均未正式出版，影响不大。稍后，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论文集《论陶澍》、1995年湖南师大出版的《陶澍评传》、2009年天马出版社出版的《晚清第一人才陶澍》、2010年出版的《陶澍全集》等书，均附有《陶澍活动年表》，内容大同小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陶澍一生的活动，只是都比较简略。文学作品最早为民国初年的《陶澍访江南》说唱本，曾多次刊印，并编为花鼓戏，在民间广泛传播和演出。1979年高阳（本名许宴骈）出版小说《印心石》，描写陶澍的婚姻纠葛，情节完全虚构，曾多次印刷出版。1999年，安化文物管理所组织刊印了《陶澍的故事》。随后有丁雪山的《陶澍私访南京》，是《陶澍访江南》的改版。2000年，有陈首涛的《一代清官陶澍传奇》，以民间传说为主，又夹杂了不少历史的真实事件。2004年，陈兴加出版了小说《陶澍》，陶澍被描写为能文能武的全才。2011年安化人杨浩出版了《大清良臣陶澍》，作者力图用历史小说的形式，以艺术手法再现晚清风云变幻的政局中，陶澍忧国忧民、恪尽职守的精神品德和人生历程。

综上所述，在陈蒲清《陶澍传》出版之前，陶澍传记研究还很不成熟，停留在起步阶段，陶澍传记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至于关于陶澍的文学作品，除《陶澍访江南》、《印心石》之外，余皆影响不大。据初步了解，“湖湘文库”将出版由薛其林、刘少虎、易永卿、李春晖4位博士合著的《陶澍的经世思想与实践》一书，当对陶澍研究发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陶澍的第五代孙陶愚、第六代孙女陶今都在积极搜集资料，并开始写作，准备为陶澍立传。我们期待这些佳作早日面世。同时，我们更期望有心的学者早日写出有份量的、全面系统的陶澍传，编辑资料完备的陶澍年谱长编，出版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我们深信：在《陶澍全集》和《陶澍传》出版之后，陶澍传记的研究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