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
——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高中华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1931年鄂豫皖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不仅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也激化了阶级矛盾，成为引发革命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积极应对，采取措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困难。关于1931年水灾的研究，孔祥成的博士论文《民国江苏救灾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为例》［1］、孙语圣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2］，均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前者重点探讨民国时期的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工赈机制和农赈机制，后者重在从社会化的视角考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救治情形。另外，还有董媛［3］、李勤［4］的文章述及1931年的灾情，文章集中考察了鄂豫皖三省受灾范围、程度及原因。但笔者尚未见到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分析，限于资料等因素，仅对灾荒发生之后的救灾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灾情及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灾情

鄂豫皖根据地南临长江流域，北临淮河流域，故受长江、淮河的影响较大，每遇多雨季节，多发水灾。湖北成为长江洪灾的重灾区，河南、安徽两省则深受黄淮水患之苦。1931年入夏后，长江南北各河流域降雨量比往年普遍增大。6月中旬后，黄淮流域洪水泛滥，豫、皖等省首先受灾。7月，长江流域普降大雨，雨量超常年同期一倍以上，致江河湖水盈满。8月，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等长江支流均发大水，川江洪水东下，与中下游洪水相遇，造成数十年罕见的洪灾，全国受灾地区达16省，灾民达7千余万［5］。连国民政府都承认，“几无一省能以幸免，此诚历史上少有之浩劫”［6］。据统计，1931年受灾区域达809个县，受灾人口达4400 余万人［7］319。

在此次水灾受灾各省中，以鄂豫皖三省损失甚巨。据1931年7月26日《大公报》报道:“今年入夏以来，各地淫雨为灾，区域广大。长江上游，鄂湘两省，并苦洪流。平汉南段，迭以水而停开……中原方面，自六月四日水雹肆虐，霪雨兼旬，沙、颍、淮、漯等河，到处渍溢，至今豫省报灾之县，几达全省之半……皖省沿淮一带，已成泽国，五河、凤阳、宿县、蒙城、寿县、颍上、阜阳，莫不一片汪洋，甚至有水比城高，越城浸灌，城内街市，胥成泽国者。其皖南沿江各属亦苦水涨淹浸，安庆江圩一带二十万田禾已付洪波，芜湖则市内亦可行船，其严重可见……此真国计民生一大问题也。”［8］具体而言，鄂豫皖三省受灾范围有多大呢?据《大公报》载，河南“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五十三县”，湖北省“被淹县数为四十六县一市”，安徽省144县中有131县受灾［9］138。1931年9月4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发出《执行中央分局水灾斗争纲领，发动和领导灾民斗争》的通令，指出:“今年的水灾特别厉害，灾情重大，为六十年来所没有的现象，现在过水灾生活之群众已达到六千万之众，并且还在继续增加。汉口为全国中部数省最繁盛的商埠，现在成了泽国，街上可以行船，鄂豫皖等省城市乡村被水淹没，几乎无法统计清楚。城市工人、贫民许多房里 (屋)倒塌破产失业，乡村农民房屋被浸倒，牲畜、农具、家具被冲走，田地被淹没打坏。这些工人、农民、贫民现在都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脱离境外，过逃荒的生活!”［10］494

(二)受灾原因

此次大水成灾，直接原因是天公不作美。1931年入夏后，全国范围出现三次大规模的持续降雨，分别集中于7月初、7月中、8月初。鄂豫皖三省部分受灾县市受灾原因情况不一，大致有“暴雨连绵”、“大雨如注，山洪暴发，该二河 (淮河、浑河)崩决”、“水溃堤坝”等原因。显然，持续的降雨是导致山洪的直接原因。而如此严重灾荒的出现，还有其他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抗灾不力，而抗灾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水政废弛削弱了政府的抗灾能力。水灾发生后，许多河堤溃决，其深层原因是水政停顿。《大公报》社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洪水成灾，起于江淮不治。”［1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对革命根据地开展多次军事围剿，已无力拨款治理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国民政府虽自称动员了数百万工人参加救灾，但实际上是以以工代赈的名义来利用廉价劳动力。国民政府何尝不知历史上多少次因灾荒而引发农民暴动之事，但此时内外焦虑，既有九一八事变后复杂的国际局势，又有粤军发起的讨蒋战役，致使国民政府疲于应付，已无法全力救灾。

二是长期的战争大大削弱了农民抵御灾荒的能力。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地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农民，由于战争频繁、农民生产力低下等缘故，抗灾能力不强，这既是灾荒出现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灾荒愈演愈烈，客观上增加了救灾难度。1929年12月2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的《救济问题决议案》中指出:“黄、麻、光、罗等县赤色区域，因匪军‘围剿’，斗争激烈，工作上的错误，形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土豪劣绅带领土匪军队、清乡团压迫民众，组织红枪会、联庄会、铲共会，时常向革命区域进攻，将革命区域界边民众的房屋、柴草、谷米、衣服等烧得干干净净。”正因为此，“跑反的革命民众成千上万的不能归家，甚至有五六个月之久的，吃饭、穿衣、居住……都成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各地所存的公谷业已分发告竣，冬天的棉衣，更其无办法。长此以往，不但民众革命情绪不能维持，而且事实上亦无法救济。”［12］564

(三)灾害给边区造成的严重后果

1931年水灾发生后，各地地价剧跌，高利贷攀升，鄂豫皖地区亦未能幸免，出现了严重灾荒，激化了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

一是灾害导致粮荒，农民生活困苦。水灾淹没了农田，农民收成减少甚至绝产，生活无以为继，并出现了严重的粮荒。1930年11月，鄂豫边特委给党中央报告边界特区经济情形时说:“总计北、中、南三部农产品的收入，北中部除够当地吃的以外，每年还有剩余的，但剩余的都是地主的，农民所得甚少，所以农民生活最苦。中部农民收入虽然较多，但全年用费都是仰给农产品去换，所以剩余也较少，农民生活也较苦。南部农民收入固然不够，但是商业收入较多，地主剥削较轻，有一部分农民生活较好一点。但其余一部分未参加商业的农民，因为地主压榨□□，收入少，生活依然苦。……特别盐的缺乏，盐价涨到二串钱一斤，农民整月没吃盐的很多。”［12］115-116“自今 (去)年五月以后，反动统治对赤区更实行严厉的烧抢政策。赤白边界的农民房屋、粮食、衣服被烧的在三万家以上，都是靠赤区救济，并且无家可归。”［13］33

1931年8月10日，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颁发《颁布粮食收集储藏暂行条例》，指出:去年苏区的谷子可以算得丰收，因为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的种种破坏，苏区谷子损失数十万担以上，演成今年的粮食恐慌［14］240。丰收之年成荒年，天灾、人祸致使农民生活困苦，无家可归者大大增加。有首民谣反映了当时农民境遇之悲惨，民谣言:“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夹在中间吃不消;穷人眼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13］33(该歌谣并非特指鄂豫皖边区的农民，见诸中南、华北及东北等多个地区)充分反映了农民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下的凄凉境遇。

二是水灾直接破坏农业生产，致使农村经济几近破产。大水造成天灾，战争造成人祸，都导致生产力衰退，农村事业衰竭，整个鄂豫皖农村社会经济濒于破产的境地。

首先，水灾造成农村劳动力锐减，造成有田可耕而无人去耕的局面。河南8县受灾人数达1124477人，每县平均140560人;安徽28县受灾人数7298196人，每县平均260650人。据统计，皖、鄂、豫三省农户受灾程度在受灾最严重的8省中分别居第一、三、四位，皖省劳动力损失分别为鄂、豫两省的1.8倍和2.6倍，三省劳动力损失约占总数的42%［3］。1931年6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的通知指出:“据麻城县委报告:现在赤区已有五千人没有饭吃，内 (其中)红军家属占三千人，残废者一千人，因没有办法吃饭已吊死一人，饿死二人。罗山报告:每日靠运输度日约一万人。黄安报告:城关区、二程区一带民众连浆粑没有吃的都有。”［15］

其次，水灾导致土地大量抛荒。由于农田土质破坏，或沙化，或碱化，长期无法使用。据统计，“安徽21县受灾农田达21978188亩，河南7县受灾农田达1681445亩，皖、鄂、豫三省在8省农田受灾面积中的受灾程度分别为48%、24%、21%，其中安徽省居全国之冠”［3］。许多耕地变得日益贫瘠，有的简直变成荒地。水灾发生，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加上大灾之后农民手中缺乏种子，生产完全陷于停滞，更加上被层层掠夺，农民再生产能力缺乏，农业再生产的可能性急剧萎缩。同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也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农产品倾销所剥夺，农村经济陷于破产之境地。

三是水灾导致革命危机进一步加重。在鄂豫皖广大农村中，面对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贫困，大批革命民众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大大影响了民众的革命情绪。当时，“跑反的革命民众成千上万的不能归家，甚至有五六个月之久的，吃饭、穿衣、居住……都成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各地所存的公谷业已分发告竣，冬天的棉衣，更其无办法。长此以往，不但民众革命情绪不能维持，而且事实上亦无法救济”［10］33。面对群众低落的情绪，中国共产党积极加以引导，边区第一次全苏大会颁布了土地法，使得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了制度依据［7］319。鄂豫皖边区千百万农民群众不得不挺身而起，夺取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田地，废除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土地革命的发动，进一步冲击了封建势力。客观而言，灾荒在导致农民贫困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导致革命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二、救灾举措

为了帮助根据地民众克服因受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生产和生活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以稳定边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一)设立粥厂

设立粥厂，进行布施，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的救灾方式，也成为根据地救灾的重要举措。早在1929年6月9日，鄂东北各县第二次联席会议通过的苏维埃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目前苏维埃之支出，除办公费、赤卫费、教育费、平粜费外，应开始筹办养老，救苦，济贫等事。”［12］7221931年，鄂豫皖根据地发生严重春荒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专门通知，指示粮食委员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和农友，特别是对红军家属，必须至少担保每天有三顿粥吃，等等［16］171。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专门通知，要求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之下，各乡苏维埃须募集粮食，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农友［12］569。限于史料，尚未见到设立粥厂数量的具体记载。

(二)开展群众互济活动

为了推动救济工作，根据地要求民众开展互济工作，1929年12月2日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救济问题决议案》，要求“扩大民众互相救济的宣传”［12］564。边区已经充分意识到互相救济对于民众自救的意义，边区政府要求民众加强自救，并加强了具体指导，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互济机构。1931年6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通知，“党必须实际地进行鼓动广大群众，对于已经饥饿没有办法的群众 (应发扬)阶级同情，而自动地捐助粮食给他们，这也就是党转变过去形式的互济会工作，到建立实际的互济会的好机会”。“对于贫穷的农民，苏维埃政府除了给帮助他们以耕具的救助外，还设立了救济委员会来救济他们”［15］。同时号召“一切同情革命分子来赞成参加济难运动”［17］120。那么，互济会的功能和职责是什么呢?9月1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致陂孝北县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互济会应从宣传救济水灾的劳苦群众工作中准备一批款子……如临近你们的孝感南部 (受)水灾的群众，真是饥寒交迫……救济并援助他们起来反豪绅地主和分土地，建立自己的政权。”根据地把救济工作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同时，为了加强指导，“救济的人要考查登记清楚，免得 (把)救济搞到旁边去了”［17］121。在各地成立分会的基础上，1932年5月，在鄂豫皖革命互济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全省互济会机关，统一领导边区的互济工作。

二是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尤其是要求党团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鄂豫皖党、团分局十分重视募捐活动，强调“应做到每个同志、群众 (将)一个铜板、一把米都拿来，帮助红军家属及饥饿民众”［17］121。同时，强调“在救济 (时)特别注意先救济红军家属”［13］113。目前保存下来的一封《鄂豫皖豫东南革命互济会募捐收据》，为后人展示了当时互济会开展整顿工作的情况、所募集经费及用途等。

鄂豫皖省豫东南道革命互济会募捐收据

第 号 年 月 日 三二年七月十二日

援助人签名 方礼道

募捐数目 五百元

经收人签名 田世玉

募捐宣言

同志们!今年五月十五号，鄂豫皖的全省革命互济会代表大会产生了全省互济会机关，决定整顿工作，募捐二万元，用一万元来救济白区牺牲，被捕的革命战士及一切的革命战士家属;另一万元救济红军伤病的英勇战士，建筑医院。

同志们!你们在赤区享受和庆祝革命胜利，不要忘记反动统治下的牢里革命战士和赤区病院中伤病红色战士的呻吟病苦，自动拿出捐款来救济他们，恢复他们的战斗力，去消灭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完成中国苏维埃革命!反动 (对)白色恐怖!援救革命战士!拥护苏联!拥护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号，杨瑞方

豫东南道革命互济会

这封募捐收据，实际上是当时互济会组织募捐的一份宣言。它明确要求将募捐所得用于救济军人家属和受伤养病的战士，体现出边区政府对军人及其家属优抚工作的重视。

(三)减免税收，财政拨款，救济灾荒

为了救济灾荒，边区党委和政府一方面通过减免税收以减轻灾民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拨出财政专款救济灾荒。

为了减轻灾民的经济负担，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减免灾民税收的法令。1930年11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发布《为粮食累进税的征收问题》通令，规定:“遇着意外灾害 (蝗虫、水灾)的纳税群众得免收或减收。”［14］289次年 9月1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部联合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加紧扩大抗水灾斗争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的通告，其中水灾斗争纲领规定: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矿山、轮船、铁路、企业，以其收入救济灾民;没收租界房屋财产，由灾民居住享用;不还一切外债，拿来救挤灾民;没收军阀地主豪绅房屋、财产、船只，分配给灾民;没收地主粮食，分配给灾民;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灾民组织起来，割当地地主的谷子;不还租，不纳税，不完粮，不交租;将当铺中一切东西没收，无代价地发还和分给贫民，等等［12］595-596。该通令规定了“六个没收”，其中关于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等内容，囿于当时的战争环境，无法执行;但其他几个没收，如不向地主还租、交租等，则是有可能执行的。

在减轻税收的基础上，苏维埃政府拨出专款救济群众，以尽可能解决灾民的一些生产和生活困难。在鄂豫皖区交通员健民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详述了边区的经济困境:边区“最困难的就是三区八、九、六、七、一、二等乡群众，去年秋收时粮食都被敌人烧毁了，到现在把米无存。去冬因无耕牛、农具、种子，未种麦子，到东西两处去同武装一路到白区去分粮，因隔大山，路远不便利，无人力的孤老残废和幼小无办法，目前吃野菜、树皮，买粮食手中无钱”。虽然经济上面临诸多困难，边区仍“从苏维埃财政开支八百多元去救济”［17］355-356。虽然这些财政拨款数量不大，但在当时财政窘迫的情况下，无疑是雪中送炭。

(四)筹集粮食

灾荒之年，灾民最需要的就是粮食。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配合其军事围剿，实行粮食上的围剿——“粮食封锁”，这是国民党破坏苏维埃政权生存的最主要的阴谋手段，它直接危及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也影响到共产党、红军与群众的关系。由于国民党的破坏，不仅增加了根据地救灾和军民生存的难度，也影响了民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

当时，各地粮食都十分缺乏，粮食问题成为根据地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维埃政府组织成立了粮食委员会，并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多方筹集粮食。

首先是实行平粜和限卖政策。1929年6月9日，鄂东北各县和红三十一师师委第二次联席会上提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关于粮食问题，指出:“粮食缺乏之时，区苏维埃和乡苏维埃粮食委员会必须办平粜;剩余粮食之家，应以公平价格粜 (给)穷苦民众;粮食缺乏时，剩余粮食之家不得运到非苏维埃区域粜卖。”［18］124

其次是实行征粮和借粮制度。起初，苏维埃政府实行“征发制度”，即征收农民多余的粮食，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多少多余的粮食可以征收，而且强征也影响到军民关系。后来，政府改为“借粮制”，由农民自愿将多余粮食借给政府，对富农采取征收制。在灾荒之年，农民手中已没有多少粮食可借给政府，为此又改为“余粮收集制”。1931年8月，鄂豫皖苏维埃颁布《粮食收集储藏暂行条例》，明确按照不同阶级和阶层征收不同的余粮，这就增加了政策的灵活性。条例规定:对富农、中农征收余粮，对雇农和贫农仍免征。征收的标准，规定中农每人收谷4石以内者不收集，全户余粮1石以上按比例收集 (余1—3石者收8%，3—7石收13%，等);富农每人3石以内者不收集，每人3—4石收8%，人均4石以上者按照中农户标准增收5%(即 4—7 石收 18%)［19］136。在苏区划分不同的阶层征收不同份额的粮食，有利于调节各阶层的关系，这样既有利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有利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改善红军的供给。

再次是调运外地粮食。1929年12月2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通过的《救济问题决议案》中规定:“红军游击，可提 (挑)青年农民组织运输队，搬运土豪劣绅的粮食、衣服来救济;白色区域所抢劫革命民众的食粮，尽量设法搬运转来救济等。”［12］564显然，这种搬运粮食的做法，实际上采取了革命性的强制措施。

另外，还通过广泛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多种杂粮。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专门发出第二号通知《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指出:粮食种植依靠天时，如不及时种植，必然酿成饥荒，且不可挽救。分局决定立即举行粮食运动周。要求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都必须参加这次运动。在粮食运动周期间，为增加粮食供应量，达到运动效果，规定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求党员、团员必须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明确规定党员、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 (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并负责照料，直至收获。如因事不在，须托旁人代为照料。二是要求党员、团员必须做好宣传工作，劝告工农群众多种杂粮，使每个老婆婆、小孩都至少种一棵瓜藤，细心培养。由粮食委员会会同苏维埃划定播种区域，预备各种秧种等等。三是开展劳动竞赛。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下，党员、团员之间，村和村、乡和乡之间开展劳动竞赛，以增加群众劳动的积极性。

最后，根据地要求一切党、苏维埃和后方军事机关开展节省粮食的活动，并做好互相检查。根据地规定的节省粮食的具体办法是，党和苏维埃机关每天吃两顿粥一顿干饭，后方军事机关每天一顿粥两顿干饭，只有红军和前方战士每天须担保有三顿干饭，要求将检查结果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不能实行的，就要接受严厉处罚［12］570。

(五)兴修水利

针对水灾频发及灾荒加重的事实，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委员会下设水利局，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农民兴修水利，合理利用水源，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1930年春，黄安金牛区凉亭修筑了水堤，参加修堤的民工每天有60多人，共做工3000多个，对保障农田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16］152。

(六)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针对大水之后可能有大疫的情况，1931年9月1日，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发出《成立卫生局及解决时疫》的通知，首先指出当时医疗存在的问题，如苏区群众不知讲究卫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于医疗、医生等工作未加以注意，苏区医生太少，药材来源特别困难，以致疾病流行无法诊治;其次指出病疫会导致的问题，既会减弱革命的战斗力，也会妨碍农业生产。

为加强领导，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卫生局，详细研究各种办法，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于医生要加以特别考查，包括政治、技术考查。经过考查的医生，政府要给予特别优待，为此政府专门拟定了优待医生条例［12］697-698。

除此之外，根据地还采取了低利借贷给灾民等措施。在党委领导下，发挥了有效的动员机制。但由于战争频繁等缘故，根据地的一些救灾举措如水利建设等难以全面展开，客观上影响了救灾实效。

三、救灾成效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灾害救济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在于它广泛调动了边区军民的革命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效果，主要是做到了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根据地把救济工作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把救济工作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来重视。面临国民政府军事围剿和水灾的双重威胁，边区党委和政府把军事“反围剿”和救灾两项斗争整合在一起来对待。当时，苏区政府强烈认识到，水灾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危机更加深重的主要因素。如果根据地没有坚强的领导，水灾将会被敌人利用来打击苏区和红军;而如果根据地采取正确的救灾策略，并加以具体执行，把鄂豫皖三省苏区打成一片，就是另一番面貌。为此，“党与团把加紧并扩大水灾斗争当成中心工作之一”。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加紧扩大抗水灾斗争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通知中，规定:在苏区方面，一方面利用秋收动员跑走的穷苦群众回来，扩大群众基础。起初，苏区或新苏区内有许多穷人因谣言跑在外面不敢回来，苏区提出要乘这水灾时机，广泛号召“欢迎跑走的穷苦群众回家割谷”、“救济被 (受)灾群众”、“苏维埃银行低利地借贷灾民”，鼓动并派人找跑反的劳苦群众归家，来巩固和充实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根据地把救灾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利时机，把健全党组织与救灾工作相结合。根据地党委要求“各级党部、团部把这次水灾斗争作为改造党健全党与团的时机”。各级党与团，特别孝感中委、陂安南中委、陂孝北麻城县委在期内至少要送十五个党员、十五个团员自愿到非苏区工作等［12］597。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自1931年1月党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6月中旬成立了鄂豫皖临时省委。5月14日分局要求在“反富斗争中改造党、红军和苏维埃”，但同样由于面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和大水灾，“左”倾政策未能顺利贯彻［20］14。

鄂豫皖根据地开展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地救济了灾民，并在实际救灾工作中赢得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广泛认同。而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民众则深受灾荒之苦，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31年的国民政府正被错综复杂的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既无心救灾，也无力救灾，有些人反而利用救灾之名目大发私财，或者借朋友之名冒领赈金，或者以以工代赈之名使用廉价灾民，并把灾民作为进攻苏区的工具。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发出的《执行中央分局水灾斗争纲领，发动和领导灾民斗争》的通令中指出:“当着水灾到来，国民党、豪绅地宅、资本家，一面打几个电报在报纸上发表，说几句＇灾情奇重，急待赈济＇的空洞欺骗话，或者设几个军阀们的亲戚朋友借名支薪水，赈济机关做一做欺骗的宣传，灾民哪里能得到半点好处;一面还是要捐、要税、要债、要租，甚至还要借着以工代赈的名义，用来廉价收买灾民的劳动力”，为此，通令还指出，他们“只管他们的剥削，哪管你灾不灾，苦不苦。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还在利用灾民作进攻苏区的工具，组织灾民来割苏区的谷子”［10］499。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性质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人民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激起更多灾民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有了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从而成为赢得全国政权的关键因素。

［1］ 孔祥成.民国江苏救灾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2］ 孙语圣.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D］.苏州:苏州大学，2006.

［3］ 董媛.1931年鄂豫皖地区洪灾分析.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2009(06):63-66.

［4］ 李勤.20世纪30年代水灾打击下的两湖民生.求索［J］.2006(10):223-226.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1917—1939).民国档案［J］.1995(1):1-6.

［6］ 郭洪业.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炎黄春秋［J］.2006(6):25-29.

［7］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8］ 速赈东南水灾(社评)［N］.大公报 (天津)，1931-07-26(30).

［9］ 岳谦厚，段彪瑞.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38.

［10］《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1］ 救人自救，救灾救心(社评)［N］.大公报 (天津)，1931-8-21(34).

［12］ 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财政厅.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经史资料选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13］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第1册［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14］ 河南省税务局，安徽省税务局，湖北省税务局，河南省档案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15］ 鄂豫皖边界苏区概况.红旗周报［N］.1931-6-20(10).

［16］ 谭克绳，马建离，周学濂.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7］ 周质澄，吴少海.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18］ 范立新.红色税收的足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税收纪要［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8.

［19］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粮食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40.

［20］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