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篇绪论看刘绶松写作新文学史

尹 琴曾 辉

（贵州师范大学 求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中国现代文学自新文化运动始，至今发展已有百年历史。但对这种现代的新式文学形式及文学样式做出真正系统的历史 考察，则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及其他理论著作，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及他为一些现代文学作品所写的序言及有关论述，茅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及作家论系列，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以及冯雪峰稍后写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都是同时代文学理论家研究现代文学的最初尝试。在此以前发表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著作，在学术界也产生过一定影响。继40年代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文学的一系列论述，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而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是最初的成果。

刘绶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分为上下两卷（约55万字），于1956年4月出版，在反右运动之前，曾数次重印，在当时王瑶及其《史稿》受到批评之后，刘绶松的《初稿》遂成为继《史稿》之后一部影响较大的新文学史著。

“文革”期间，刘绶松受到迫害，过早离开人世，其《初稿》也受到批判。《初稿》初版于1956年，1958-1959年间，刘本人曾修改过一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在武汉大学内部印行；1979年，再次修订。此次修订，以著者修改过的《讲义》为基础，酌取《初稿》本的长处，于 1979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刘绶松的《初稿》是清算胡风、批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以更加“正统”的姿态出现的一部教材，其实际影响比丁易、张毕来的文学史都大。

韦勒克和沃伦在谈到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时曾说：“一个版本几乎包括了每一种文学研究工作。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中，各种版本的编辑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每一版本，都可算是一个满载学识的仓库，可作为有关一个作家的所有知识的手册…”[1]P56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中国新文学的研究。本文则通过使用新文学的版本学的批评方法，对《初稿》初版与修订版的两篇绪论进行细致分析与比较，以此来窥探刘著不同版本变化所体现出来的作者修史意图、创作心态、时代风貌、政治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变化。

一非正文页的修改

一个完整的版本应该有九种因素，即封面页、书名页、题词或引言页，序跋页、正文页、插图页、附录页、广告页、版权页，我们称之为“九页”。[2]p315以下即从“九页”这九种因素来看这两部文学史。

首先，这两部文学史的版本均没有做到九页齐备。两部作品均缺题词或引言、插图页、广告页。另外具备的“六页”中，除正文页（即内容）方面有较大改动之外，其它“五页”互有异同。

（一）语言规范

比较两部著作，从外观上看，文本形式上最大的变动即体现在文学史的语言规范上。从正文页的文字及其排列方式，我们则能确认版本所属的不同时代。

初版仍采用竖排版、繁体字，而修订版则是横排版、简体。从新文学的版本批评学观点来看，文本的排版与文字繁简同样是版本学中需要考察的重要方面。在语言规范上的这些改动，究其修改原因，最重要的是受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影响。

1955年10月，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召开，紧接着，大规模的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迅速展开，涉及各种出版文档资料，文学史及教科书的写作更是需要规范的重点对象。于是在刘著修订版中的语言，则有了从竖排到横排、从繁体到简体的较大变动。除此之外，修订本还针对多处语言表达、语句陈述等错误进行修正，并把少量文言词语改成了白话文，且在细细斟酌之后使用了较为规范的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

（二）序跋内容

初版写于1955年，是在自己的一份课程讲稿基础上写成的，当时的刘绶松正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新文学史的。50年代初期，新文学被列为高校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紧接着，教育部制定了新课程的编订大纲，随后多部新文学史接连问世，《初稿》的出现也正是处于这一次造史热潮背景之中的。[3]

修订版写于1979年，此时正值“四人帮”被粉碎，中国文化界出现了继“五四”之后又一个思想大解决、大震荡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沉痛的反思历史、尤其是反思新文学历史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又出了重写新文学史的热潮。在修订版的后记中也提到过对原著进行修订的原因：刘绶松同志于1955年写毕《初稿》后，1958-1959年间曾自行修改过一遍，原打算于60年代中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但后来因“四人帮”的禁锢使得再版计划搁置；1979年修订版的付梓是由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同志们在刘绶松1959年的修订稿基础上稍加修改而完成的。

从初版到修订版，两次写史，都处于不同的两次造史大背景中，这样的变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文学史的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

二绪论部分的修改

比起仅仅是因为一场语言规范运动而引发的著作排版及用词方面的形式改动来说，著作中有关于内容或主题的修改更能体现出作家的修史态度，并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下写作新文学史的态度。一部文学史的绪论一般可视为对全书内容的概括。《初稿》的绪论谈到了作者对于前人所修新中国文学史的评价、本人修史的目的、修史所遵循的原则及《初稿》中作者本人的文学史观。故先以绪论部分为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初版与修订版的区别。

（一）分清“敌我”、“主从”界限——最主要的政治表态

5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一般都很注重政治表态和理论指导的明示，刘著也不例外，且他的“表态”更上升为明确的政治立场及适合操作的写作套式。如在《绪论》中，刘宣称研究新文学史必须具备几个“基本观念”：一是弄清新、旧文学的区分，要明确新文学“是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前进的文学”；二是“划清敌、我界限”，凡是“为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就给予主要的地位和篇幅，凡是“反人民的作家”就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三是把对鲁迅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上来。

在初版的《绪论》中，第二个关于“要划清敌我界限”的“基本观念”，在修订版中则被修改成了“要划清‘敌我’、‘主从’界限”，并把如何划清“主从”界限之间的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主流”，这是以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及文学创作方法进行论述的重述及再次强调。而刘的这三个观念显然也有“超越”王瑶等人写著文学史的意图——当初文学界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主要的“根据”也就是认为王瑶的“敌我不分”、“主从不分”。刘著在初版中明确提出要划分“敌我界限”，并提出要分清“主从”，且在两年后的修订稿（刘自己修改的未出版的手稿）中再次明确提出如何区分“主从”问题，很显然从与王著受批判一事中吸取了教训。比起王著来，刘著的《初稿》则显得更加政治化，更加富于战斗性、批判性与排他性。

（二）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与命名——对历史的政治性划分

刘著把文学史分为五个时期：一、五四时期的文学（1917-1921）；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21-1927）；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文学（1927-1937）；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1937-1945）；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1945-1949）。

以上分期在修订版中与原版保持着大体一致的情况，只是 1945-1949年的分期在修订版中被改成了“解放时期文学”。

尽管分期的历史时段未作改动，但这一分期名称的变动其中也是大有文章的，这其中也反映出了在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出现后对“革命史”修史的新的影响。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只是一个名称的变化，也能使人感觉到在这段期间战争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新的政党在夺取了革命胜利、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之后，新政党对于之前被旧党所统治的人民必然是进行了一次大解放。那么，很显然，用“国内革命战争”这样一个中性词来概括这次包含着重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战争则显得不恰当了。

（三）作家作品选评——反映著者的文学立场

《绪论》有关作家的某些论述在前后两个版本中改动较大。在谈及前人对新文学史的论述时，刘著曾提到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的观点，认为那是“旧中国的反动文人们”在“卑鄙险毒地歪曲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真实历史”；在修订版中，刘曾提到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对新文学运动的论述，认为胡风的论述“妄图否认我国新文学运动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个铁的事实”，是“否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文学对我国新文艺的巨大的深刻的影响”。

在修订版中特意提出胡风的相关论述，并进行批判，这与当时的学术环境也是有莫大关联的。1956年高等教育部组织了全国统一教材的编写工作，新文学史由王瑶、刘绶松负责编写工作。1956年7月审订了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在这份大纲的“导论”中，一方面提了研究文学史要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清主次、鉴别材料”，但同时强调要“从具体材料理作具体分析，作出正确的结论”、一方成写明了要批判胡适、胡风的理论，同时又强调“对于庸俗社会学倾向的纠正”。在“反胡风”运动结束之后进行修改的修订版，必然地严格依照此大纲“导率”中的要求对胡风的理论进行严厉的批判。

又如在提及1945-1949年期间创作时，刘著认为我们有了“更为丰盛的主要收获”，并提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于丁玲的这部反映土改生活的作品，初版把其归纳到“最丰盛的收获”之一，由于当时这部作品自苏联捧奖而归，因此它是“显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前进方向”的。而在修订版中，关于丁玲的作品及获奖情况则全部删节，且在提及同时代其他作家，如王实味时，则是放在新文学阵营对“托派王实味的斗争”的相关论述之下的，这也与当时丁、王二人的历史问题未解清相关。

（四）对文学论争的史实介绍——替哪一个阶级说话

关于新文学内部论争的史实介绍，从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用词中可以看出刘在修订初稿时体现出的小心翼翼。如在初版中提到：“但在革命文学的内部也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些斗争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有时候则不免夹杂了一些宗派主义和门户的私风，成为不必要的浪费，造成了新文学运动在某些时候的毫无必要的损失。”在修订版中，这段话则被修改成为：“但在革命的内部也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些半争有时虽然不免夹杂了一些宗派和门户的私风，但也包含了相当重要原则性的意义，有重新加以研究和总结的必要。”

既然是革命内部的斗争，那么就绝对不能不引起重视，对于那些与后来革命的主张不相一致甚至相悖反的观点那么就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不可忽视，并必须给予认真研究总结，严厉批判、禁止那些与革命相反、于革命有害的言论及论争。

三从绪论修改看修史意识的改变

由上可看出，在1955年至1956年前期（上半年）写就的初版，因为在“反胡风”运动结束后，中共中央传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的方针的新政治气候下，文艺界的思想渐现活跃，对于文学史实的论述，尽管有迎合新国家意识形态之嫌，但对于某些史实的描述还是尽可能真实、客观的，且在表述中，作者的表述也更多地体现了其文学个性及学术品质。

在1957年对初版进行修订时，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反右斗争等的影响，修订版中出现了更多“严格遵照文件指示精神”的论述——坚决批判一切反对革命的、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观点、论争、作家、作品，坚决拥护且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道路上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作家作品。刘著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的用意在于体现新文学发展的政治方向。他把社会主义的创作方法认为是工人阶级对新文学的政治领导的体现。但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下，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下，应该可以包容多种的创作方法。如果只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种方法，必须导致文学价值的褊狭性。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5]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鲁迅.鲁迅全集·小品文的危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