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新突破
——评任东华《茅盾文学奖研究》

罗宗宇 金莎莎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新突破
——评任东华《茅盾文学奖研究》

罗宗宇 金莎莎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任东华先生的学术新著《茅盾文学奖研究》运用了历史还原、整体观照和美学辩析等原则及“综合－创新”方法，对“茅盾文学奖”的外部与内部、部分与全局、要素与系统、成绩与局限等等均作了有分析有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新概念，是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新收获和新突破。

“综合－创新”方法；茅盾文学奖；美学

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学与文化所包容的诸种现实矛盾、审美观念和精神冲突等现象的聚焦点，是受广泛关注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最高大奖，也是当代文学制度的重要组成，它在近30年评选的实践中逐渐积淀了自身的审美法则。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关注和研究茅盾文学奖，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还不够体系化。任东华先生的学术新著《茅盾文学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茅盾文学奖进行了综合创新研究，提出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新概念，是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新收获和新的突破。

不同于已有的茅盾文学奖研究基本上采取的“社会－历史”方法，《茅盾文学奖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综合－创新”的研究方法。这种“综合－创新”对零散化的茅盾文学奖研究进行纠正，以比较系统整体的、全面多维的综合研究创新为目标，跳出了固有方法的束缚，开辟了新的文学和视角。作者借鉴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以及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理论，遵循还原性、总体性和辩证地批判原则，力图通过“综合-创新”方法对茅盾文学奖进行详细另一路径的深入研究。茅盾文学奖自1982年首次评奖以来，获奖作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众多获奖作品的是一种复杂的呈现，即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军情、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历史倾向等方面形成全息式图景和艺术审美的丰富性。从具体研究对象的这一实际出发，借用切合研究对象实际的多种理论主要当代西方文论话语，从跨学科多维度出发进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研究就成为一种必然。在“综合-创新”的具体研究中，作者以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料的占有为基础，贯穿着一种全面与协调精神，对茅盾文学奖的内幕与真相，文学生产制度、新现实主义美学、不同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容和审美艺术价值等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从制度到文本，从宏观到微观，层层推进，实现了研究对象在不同时候不同层次不同场合的特征差异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自动耦合。

“综合-创新”的研究方法以外，《茅盾文学奖研究》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一新概念，这应当是该著最大的贡献。众所周知，每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评委是不断更新变化的，那么多届文学奖评选的实践是否积淀了茅盾文学奖自身特有的审美特质和法则呢，任东华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茅盾文学奖研究》一书中，他以“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一新概念给予命名，并从“制度-美学”、“文本-美学”和“比较-美学”三方面展开“茅盾文学奖美学”的论述，其中以“文本－美学”的研究最为用力。虽然在此前有人发现茅盾文学奖在评奖标准与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制度-美学”，并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一说，任东华却能从学理化的条分缕析出发，构筑了“制度－美学”、“文本－美学”和“比较－美学”三位一体的茅盾文学奖美学研究框架并论述完善之。在“制度-美学”部分，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评选过程、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和经典观等问题，主要采用还原茅盾文学奖评奖的社会历史语境和过程等进行了个体性分析和思考。以茅盾文学奖评奖标准为例，基于文学生产受制于文学场的支配，归根到底受制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从茅盾的遗嘱的意图管窥入手，再到《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用其修订，紧扣住茅盾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实际及评奖标准的实践历史来分析，指出评奖带有“党性”，指导思想上带有时代的政治干预，茅盾文学奖过多强调作品的主流意识，偏爱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农村题材，对有艺术创新性的作品还缺乏足够的包容心，因此要尽可能地实现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推动评奖的科学化与特色化，无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在“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一节的论述中，作者并未将“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是分析其确立的依据和危机，进而显示出对“现实主义主旋律”与“文学思潮多样化”有更多和谐的期待，体现出学理性追求和价值立场担当。

在论析茅盾文学奖“文本－美学”时，作者以众多茅盾文学奖作品的实证分析为基础，从多方面把握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在“文本－美学”（上）中研究茅盾文学奖的“题材类型”、“精神主潮”、“叙事特征”和思维形式，通过对题材的分类、作品精神内涵的分析、叙事特征的概括等来呈现获奖作品所共同呈现的审美特征。如以“地域”类型、“时间”类型、“事情”类型、“形象”类型四种维度来审视茅盾文学奖第一至第七届的题材构成，在整体观照中呈现出文学奖对传统题材的偏爱，对现代、现实题材的倾斜，重大题材的强势和形象类型版图的失衡。在“文本－美学”（中）这一章节分析乡土意识、现实书写、历史诗学、文学创作的现代化转型等有着核心意义的因素，如对现实书写的分析，既论及大小叙事的辩证法、社会主义新人的“动力”机制和崇高美学的生成等茅盾文学奖的现实哲学及其实践问题，又探讨对于负面价值欠缺的必要关注、道德主义的局限性和审美意识的落后等现实书写的限度难度及其不确定性，其中显现了作者的学术敏感和勇气。

该著还将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在“比较-美学”章节中以具体的有某种可比性的作家作品为例，比较两者的异同，凸显了各自的特色，发展了它们的对话性，也显示出世界文学格局下的中国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意义与价值，突出了茅盾文学奖研究的世界眼光和学术视野。

对此，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主任赵学勇教授评价得极为精当：任东华的《茅盾文学奖研究》是一个具有攻坚性质的研究课题，论文视野阔大，通过“茅盾文学奖”这个窗口，从制度、文本到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绩及研究现状进行整体反思和评价，显示了论者扎实的专业理念素质和眼光。著作的突破是，不仅从制度层面评估了“茅盾文学奖”形成的诸种条件和因素，其重心在于从“文本-美学”的层面对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进行了富有理论深度的分析和阐释，揭示了这些作品之所以获奖的真意义和真价值，这种评析（尤其是美学的）不仅益之于茅盾文学奖作品的再解读、再评判，且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是有相当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理论启示主义。而论者的比较视野，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如何创造出属于民族经典文本的前瞻性思考，都是值得重视的。[1]杨匡汉先生也这样认为：文学评奖是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链上的重要环节。以大师的名讳所设的“茅盾文学奖”，既有一慰前贤的在天之灵，二表来者的衔泣之情的意味，但一旦纳入制度化的运作、权威性的评选与经典化的倡导，无疑对推进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繁荣有着特殊且重大的意义。该著对“茅盾文学奖”作的综合性专题研究，将此一现象与中国整体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联系起来深入思考，显示其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选题富有创新性，有助于对文学生产方式与评奖制度的规律之进一步探悉。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正确运用历史还原、整体观照和辩证述析等原则，对“茅盾文学奖”的外部与内部、部分与全局、要素与系统、成绩与局限等等均作了有分析有理论的研究，其中多有独立创新的思想光彩和真知灼见，逻辑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分明，论证有理有据，文句朴实畅达，值得肯定。

当然，如果以更严的高标准来作要求，《茅盾文学奖研究》在某些方面依然有缺陷，譬如对茅盾文学奖不足的批判力度不够，某些问题点到即止，缺乏更深入的阐释，在挑战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之时却难以满足之。然而瑕不掩玉，《茅盾文学奖研究》终究是一部力作，它将茅盾文学奖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孔会侠.“茅盾文学奖研究”点新成果[J].当代文坛,2012,(1).

I206

A

1673-2219（2012）03-0207-02

2011―09―19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文学评价制度的建设与反思”（ 项目编号09YBA017）。

罗宗宇（1968－），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文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金莎莎（1988－），女，浙江义乌人，湖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