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规划

冯燕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自1985年出版以来，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有激烈的批判，也有热情的拥护。就《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写作目的而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要“激活”处于“危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能对当前出现的新社会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做出解释，进而重新界定社会主义规划。只是拉克劳和墨菲采取的是“解构”与“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他们借用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方法，采取了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哲学立场，力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唯物史观。拉克劳和墨菲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1］导论4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然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所描述的景象。尽管如此，具体了解并辩证分析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规划，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拒绝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理解、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

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而言，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天然选民，因为无产阶级不仅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而且其革命性也相当彻底。19世纪40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社会主义运动在英、法等国空前活跃，引起马克思的深切关注。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对“一无所有等级”夺取资产阶级财产要求的肯定，表明他已经开始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指出，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2］16－17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工业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或发展起来的。这个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只有通过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因为“它表明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完全回复自己本身。”［2］17到 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2］262无产阶级所处的客观历史地位使它必定要认识和实现自己的使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具体阐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历程。他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28，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这种斗争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增加，而且组织性、觉悟性和战斗性不断增强。工人们组成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建立自己的政党，有些地方甚至把斗争转变成武装起义，从而使斗争的性质日益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一步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都集中到国家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可以说，马克思自始至终都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推崇，但是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正是这种观点——“停留在作为大写革命角色的无产阶级本体论中心之上”［1］导论2——将社会主义概念置于危机之中，而且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过于天真和单纯。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危机在第二国际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当时就已经发现了工人阶级并非一个同质性的统一体，其立场存在不同程度的分裂。卢森堡发现，在德国，“在不同种类的工人中间，在各种运动的不同需要之间，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主要的趋向是分裂”，这种分裂倾向是必然的，只有通过革命过程重构统一［1］3－5。考茨基意识到，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劳动贵族的形成、联合与没有联合的工人之间的敌对、不同工资水平之间利益的对立、资产阶级故意分裂工人阶级的政策、隶属于教会平民论的大量天主教工人的存在使得他们拉开了与社会民主党的距离。”［1］17伯恩斯坦看到了资本主义中等阶层的存在和增长。更进一步，伯恩斯坦“打开了令人不安的更大可能性，假如工人不再只是无产者，而且还是公民、消费者、国家文化和制度机构内部多元立场的分享者，再假如，所有这些立场不再被进步规律统一起来(当然也包括正统的‘必然规律’)，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不再被先验保证采取某种确定关系的开放型关系。”［1］39

另一方面，自马克思提出上述论断后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是整个时代，还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意识等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以美国为例，有关数据显示，1949年到1971年，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41%，年均增长1.6%，与此同时，食品开支在工人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美国工人家庭的支出中，1949年食品开支占总开支的46.9%，1978年降至27%，1992年降至 16.5%，近年来降至9%［4］540。同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福利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建立起来，日渐普及化、全民化，项目多、范围广，涉及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教育等各个方面，甚至有一些国家，给予失业者的社会保险，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差无几［4］446。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福利制度的普及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性和战斗力。

其次，“雇员持股”和“雇员参与”制度进一步削弱工人的阶级意识。发达资本主义主义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掀起“雇员持股”热，单纯的雇员升至公司产权部分所有者，而且还可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雇员(工人)的利益同公司(资本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工人对资本家不再是敌对的，不再会进行“捣毁机器、破坏工厂”等破坏性行为，而是怀着对公司的认同感、归属感，带着劳动热情去工作。工人已不再是一个“被带上彻底锁链的阶级”。“雇员持股”和“雇员参与”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增强社会的稳定。

再次，以信息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之而来的便是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一是包括工业和农业在内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的工人队伍迅速扩大，包括科研人员、设计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二是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多，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者成为生产中的监督者、调节者和操纵者。

最后，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公民意识的确立，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身份遭遇了认同上的转变——个人不再是以阶级身份而取得认同，而只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者公民而存在，阶级意识进一步淡化。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和游览同一个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他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有一辆卡迪拉克牌汽车，如果他们全都阅读同一份报……那么这种同化即使不标明阶级的消失，也可据此得出无产阶级被融合进资本主义制度中去的结论。

上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表明，无产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展。随着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得到相对缓解，无产阶级越来越被组织化到资本逻辑中，无产阶级日益作为消费者和公民活动在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框架中，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和，似乎不再尖锐到能发生革命的程度。甚至，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都难以界定，持有股权、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的工人、软件工程师都是受雇于资本家的企业，但能否归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存在很大争议。

拉克劳和墨菲令人震惊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本质上就是一个假说”!“阶级对立不能使社会总体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不能使自身自行成为政治领域分化对立的界限。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分化的基本原理总是需要一种补充性假设来加以证实。这是一种把其自身的适用性归之于将来的社会历史学假说——社会结构的简化导致现实政治斗争与作为生产关系层面上的代表的阶级之间的斗争相互一致，也导致了关于代表的意识——把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假设。……作为社会和政治立即被分成两个阵营的划分被委托给未来，同时提供给我们一套关于会产生这个划分的过程的社会假说。”［1］168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假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产生一种政治远见来体验工业社会所特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1］168

二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唯物史观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度提供了哲学基础和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唯物史观的实质在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544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32这一表述被认为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唯物史观的提出在人类自我认识的进程中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对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和保证。生产力在全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社会形态的演进，依照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私人所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3］33。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生走向灭亡，而终被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

拉克劳和墨菲不满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认为这是将历史视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运动——按一个简单的逻辑前进，像自然进程一样起作用。在这种历史观中，历史进程的改变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斗争没有被视为社会秩序的构成性因素，而仅仅被视为不可抗拒的经济进程的上层建筑。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将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经济决定论，力图突破，同时凸显政治的优先性。一方面，拉克劳和墨菲追溯列宁和葛兰西，借鉴其理论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挖掘其中的政治因素。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与经济主义决裂，是由列宁开创、经过葛兰西得到发展。列宁主义被视为“代表着经济主义模式瓦解并朝向以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前进的一个关键点。”［6］54列宁在《怎么办》中阐明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批判经济主义对自发性的崇拜时就指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绝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来说，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7］317政治革命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问题，而忽视政治革命，企图通过经济斗争来解决经济利益问题，只能走向改良主义或工联主义。列宁还指出，革命所需要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7］336

20世纪的俄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的小农国家，按照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才出现的社会制度，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列宁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8］777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夺取政权，在社会制度上提前进入社会主义，实现了跳跃式发展。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必然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相符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历史规律，革命主体的政治干预在经典的经济主义逻辑中打开了一个明确的缺口。

列宁的上述思想构成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重要来源。墨菲认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通过对霸权理论的阐述，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式的理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理论［9］155。葛兰西在对文化和政治霸权的建构中，重新反思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新的定位。在他那里，意识形态并不是经济基础的消极反应，并不是社会代表的“观念体系”或“错误意识”，它是有机的、关系的整体，具体化于市民社会的组织机构之中，如学校、工会、社团组织、政党，它围绕着许多基本的连接原则(如民主)将大众组织起来，以历史集团为中介，使他们获得对自己所处地位及其所从事的斗争的自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就不可能发生革命。正是通过这种有机意识形态，表达大众集体意志的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而且，在葛兰西看来，“随着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在哲学思路上必须建构一种总体性的观念。”［9］158在总体性观念下，维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已经不可能了，二者的有机统一体被“历史集团”概念所描述。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新的视域是与经济主义的明确决裂［6］58。

另一方面，拉克劳和墨菲经过分析得出，生产力并非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包含生产的政治学。拉克劳和墨菲分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所有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服从它的决定是必要的。为了保证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诉诸于虚构:把劳动力想像为商品”，这一虚构使马克思主义看不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要素的劳动力的完整特征，“劳动力不同于生产的其他必需要素，资本家必须比简单地购买付出的更多，他还必须使劳动力进行生产劳动，但是这一本质性的方面逃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劳动的劳动力概念。”［1］87拉克劳和墨菲批评道: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长期被轻视了。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一旦劳动被购买，必然从中得到最大化的劳动。因此，劳动过程不可能脱离一系列的控制关系而存在。”［1］88劳动过程不只是资本发挥控制作用的场所，还是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基础，工人抵制资本强加的控制机制并迫使资本家满足自己的工作环境、技术改进等要求。这使得拉克劳和墨菲确信“生产的政治学”或“生产的政治机制”的存在，这些不能被还原到“劳动力是商品”而得到解释。“假如资本的逻辑与工人反抗的逻辑之间的分裂影响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组织，它必定也严重影响了生产力扩张的特征和节奏。”［1］89－90因此，生产力并非是客观的，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自然的单线的过程——生产力中包含了政治因素。

拉克劳和墨菲指出，“如果经济对每种类型的社会是最后决定性的，它必须独立于任何特殊类型的社会被定义的，而且经济存在的条件也必须脱离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那些惟一现实的存在条件将成为经济存在和决定性角色的保证。”［1］106这等于循环论证。拉克劳和墨菲还借助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解释“经济的最后决定”的不可能性。拉克劳和墨菲自认为突破了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证明了经济运动规律并非严格内生的，不能排除来自政治或其他外在干预的不确定性。经济也像其他所有社会领域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它的运动规律并不是被单一的逻辑所主宰，而是由存在于特定社会中的异质性结合支配［3］64。由此，拉克劳和墨菲引入了霸权概念，这一概念可以解释决定论所不能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问题，是对假定生产力运动规律可以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回应。

三

拉克劳和墨菲自命为左派分子，他们试图恢复社会主义理想，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资本主义的完全决裂，而是民主革命的内在发展阶段，是把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革命推广到存在的所有方面。民主革命的最初经验和起源——法国大革命，能够作为一种酵母，把平等和自由不断扩大到更加广泛的领域，从政治到经济、性别等，产生新的权利要求，从而激起了各种不同的反抗不平等和压迫的斗争，表现为种种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是在民主革命的推广过程中产生的，它将诸如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等一系列不同的斗争汇聚在一起。在拉克劳和墨菲的视野中，无产阶级并非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权阶级”，真正的政治主体是在自由—民主话语中并通过自由—民主话语而产生的，新社会运动的成员正符合条件。

新社会运动所抒发的不平带有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痕迹。许多概括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都采纳了哈贝马斯的前提，认为新社会运动是为了反抗“公众和私人领域的官僚化和货币化。”［6］335拉克劳和墨菲基本认同哈贝马斯的观点，指出新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扩张以及国家日渐增长的干预有内在关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消费社会的兴起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增值。福特制的引进将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透，逐渐把社会变成一个巨大市场，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被转变为商品。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摧毁了过去的社会关系，用商品关系取而代之，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文化、休闲、疾病、教育、性甚至死亡，都是商品关系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反抗不平等斗争和要求新权利的领域［1］179－180。其次，官僚主义的产生导致新的反抗斗争的出现。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产生，使国家在更加广泛的再生产领域实行干预，官僚主义随之产生。随着商品化的深入，官僚主义成为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在国家干预的所有领域，社会关系的政治化成为许多新的对抗的基础［1］181。第三，与大众交往方式扩展相联系的新大众文化形式成为可能。“民主的消费文化”激发起了新的斗争，它们在抵制旧的从属关系中发挥重大作用。在经济危机、失业和寻求更多的经济自主性之间，工业社会中的青年一代成为新对抗的轴心。新社会运动是对商品化、官僚主义和社会生活不断同质化的反抗形式。

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种种斗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突破了阶级立场和生产主义逻辑，并表明社会是包含多种权力和对抗的复杂场域，而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恰恰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特征;同时也体现了福柯微观权力的弥散化。新社会运动中每一种新的对抗都有多元表达形式，例如，生态主义有反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的、权力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甚至反动的等多种形式，但并非每一种形式都必然具有进步的特征，但必然带有局部性特征，因此，“没有任何主体——也没有任何‘必然性’——是绝对激进的和不可被统治秩序还原的，也没有任何主体构成总体变革的受到担保的出发点(同样，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久地保证现存秩序的稳定性)”。［1］189也就是说，每一种对抗都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拉克劳和墨菲指出，“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之点。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政治学说才可建立。”［1］169

深受德里达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点的影响，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差异系统。社会政治认同和社会领域是开放的、非稳定的、非统一的、偶然的［10］255。不同的主体立场分散地出现在话语形成之中，新社会运动的成员围绕民主话语和身份认同连接在一起。“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人完全有可能认同同一种政治斗争符号，并成为一个思想一致的联合体，为特定的政治变革而斗争。‘有效的’政治团体并不必然是由来自于同一个阶级的人组成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团体是局部地、暂时性地跟某个政治事业结合在一起的。联合体将不会是完整的、整体性的或永恒的。一旦事业(政治对抗)失败、取得成功或消失，政治集团将立刻消失，因为这种集体身份正是围绕着这种对抗、相对于这种对抗、在这种对抗中构建起来的，它们在对抗之外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11］22－23在开放的社会关系系统，社会身份并不是固定的;而且拉克劳和墨菲引入了“节点”一词，用于说明认同(如种族和性别认同)只具有暂时的稳定性。

四

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调整和对社会主义规划的重新界定是想要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从当代语境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许多社会对抗和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外在于马克思主义话语，并且不能被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术语概念化，而且，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分析的新出发点。”［1］第二版序言，4两人试图把这些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之中，以“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沉积”或“被遮蔽”的方面。

毋庸置疑，拉克劳和墨菲正确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工人阶级的衰落、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裂缝，但其理论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不仅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理解，而且其理论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拉克劳和墨菲二人也缺少辩证思维。

第一，拉克劳和墨菲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简单化理解，把它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被冠以“经济决定论”的名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确实强调了经济的根本作用，是为了走出唯心史观，确立唯物史观;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阐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越来越受自然科学决定论思想的影响，逐步把唯物史观变成经济决定论或线性决定论。例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曾经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拉克劳和墨菲系统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区分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晚年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反思和重要补充，并且错误地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被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歪曲了的思想混杂在一起，偷偷将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塞给了马克思［10］262。另一方面，列宁提出的“政治革命论”、“革命灌输论”、“社会主义理论”等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依据俄国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拉克劳和墨菲将其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拉克劳和墨菲没有看到葛兰西是在批判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拉克劳和墨菲更没有看到马克思从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是在阶级斗争关系中形成的，不可能摆脱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第二，拉克劳和墨菲存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简单化理解。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主体和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被马克思先验地统一起来，假定其为一个团结的整体——无产阶级有相同的生活处境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样的认识忽视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文本——《哲学的贫困》。在这个文本中，马克思就把工人阶级的经济介入和政治组织之间的统一看成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是一个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他指出，“经济条件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2］654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比维护自己的工资还要重要。此外，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享有各种福利、持有股权、能够参与决策与管理，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被剥削的地位，只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更加隐蔽，披上了一层糖皮外衣。

第三，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规划没有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拉克劳和墨菲引入多元决定和话语理论，靠自由民主意识的扩展来实现激进民主，新社会成员之间的联合依靠身份认同，所有这些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并非同质因而在联合上存在严重困难，那么新社会运动将一系列不同的运动汇聚在一起，其成员之间的异质性更加巨大，他们的联合如何可能?拉克劳和墨菲的回答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一个漂浮的能指，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激进民主还没有实现，身份认同就发生了转变，因此，身份认同不能作为联合的可靠基础，不能成为联系各种运动的有效纽带，他们的社会主义规划首先在这一问题上不能让人信服。“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固然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建立联盟的困难，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作任何分析来说明:如何去建立以及维持联盟?围绕什么问题去建立联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联盟形式?”［10］264拉克劳和墨菲解构有余，但建构不足，“他们很少关注实际论证上该建设些什么内容，只一味地解构马克思的观点，”［12］303很多问题没有说明白:他们社会主义概念没有得到适当的理论化，他们的话语理论也没有对新社会运动作出具体分析。有学者指出，“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自新社会运动的需要。像其他运动一样，他们的看法仍然是一种战略，因为他们没有成功地把一种新的理论与建立战略联系起来。他们所选择的社会理论太集中于批评上，以至于忽视了当代经验的核心类型，忽视了这些运动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新社会运动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挑战，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滑向不确定性，并不能解决问题。”［12］310

第四，拉克劳和墨菲二人缺乏辩证思维。首先，尽管拉克劳和墨菲看到了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等，也认识到生存权利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但二人也仅仅停留于此，没有更深远的眼光。环保运动、反核运动、反恐运动等反映的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生态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并不是一国两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再是物质利益问题，而是生存问题。因此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等将逐渐扩大，并导致人类价值观念的转变。人类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气候剧变等等，已经到了不联合起来就无法生存的地步。人类联合成为可能，走向共产主义又多了一个必要条件。其次，尽管拉克劳和墨菲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阶级结构和性质的变化，但是二人没有看到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手中掌握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了极大的提高。此外，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把包含科学、技术、信息等在内的广义的知识，说成是第三次浪潮经济体系的核心资源，它将成为土地、劳力、原料、资本等第一、二次浪潮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生产资料的最终替代品［4］544－545。在教育公平的社会，这种新的“生产资料”人人可得。从这一点来看，公有制有望取代私有制。人类联合、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将不再是虚假黎明。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中西方很多人或团体引起了反响，西方有不少女性主义者、有色人群以及来自不同社会运动的个人接受并发展他们的观点，中西方进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我们关注他们，并不代表他们的思想完全正确，也不代表我们完全认同，而是通过分析解读拉克劳和墨菲激进多元民主理论，在批判中思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效力和适用性以及如何回应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如何延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解构也好，误读也罢，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脱离马克思进行思考，甚至大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分析方法。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无论面临着什么样的理论挑战和实践修正，马克思主义始终都是世界思想史难以回避的话题，共产主义社会始终是人类憧憬的对象。

［1］(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7年版。

［7］《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仰海峰:《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1］(英)保罗·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2］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