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反对异地高考的人出现了，怎么办？

他们终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了。10月18日上午，20多名北京户籍家长代表来到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其时，呼吁放开异地高考的外地家长代表也在现场，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异地高考中的反对者，不再是影影绰绰的符号，开始真实出现在公众视野。

公允而论，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体系中，涉及到各方利益的政策制定或调整，出现不同诉求的博弈是很正常的，相反，没出现才是不正常。哪怕是错误的声音，也应该有其表达的权利。这一点无需赘言。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双方的博弈仍停留于很低级的层次：先是在信访办门口谩骂争吵，然后是网上谩骂争吵，除了口水还是口水。我们乐见另一方的出场，并认为谩骂争吵在所难免，但如果只能这样，这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异议双方找不到更好的渠道？照道理说，在公共言论空间——尤其是媒体上——双方都应该能有充分的、形式多样的表达。进而，双方还都能通过政治渠道——比如民意代表——实际影响政策的制定。最终，在不停的利益博弈、立场妥协之后，得出一个结果。但现在的情况却是，除了信访与争吵，难以再往前一步。

就以这一次来说，虽然出现了反对异地高考的本地家长代表，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是模糊不清的。比如说，这些家长代表能多大程度上代表本地人的声音？在这些反对的声音中，其理由有哪些？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北京本地人中也不乏支持异地高考的，而反对异地高考的人当中，也有人提出应该把北京的优质大学资源分散出去以降低城市压力……如是种种，并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而且，对于具体的政策调整，异议双方也并不清楚：有哪些可能的措施？会开放到何种程度？准入条件可能会有哪些？又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可叹的是政策制定者们依然无意就这一问题发起并主导一场广泛的讨论。他们的回应是：“政策还在研究中。其他的答案都给不了。”在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博弈双方没有公开、透明、充分、真实的信息可供参考，也不了解公共政策制定的进展如何，那么，有价值的讨论如何展开？

所以，博弈的层次低级，不能简单把原因归咎于争议双方的素质不够高，平台缺乏、信息闭塞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而这次反对异地高考群体的出现，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凸显了制度的缺失。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类似的冲突一定还会出现，很可能更为频繁，那时候该怎么办？仍然政府闭门决策，群众门外闹腾？

需要注意的是，尊重利益受损方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务实的态度考虑不同利益方的利益，这绝不意味着可以牺牲个人的基本权利——平等接受教育正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进一步深究，今天之所以出现本地家长与外地家长的冲突，正是源于历史形成的不平等；而解决问题之所以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大的不平等不变的情况下，要寻求局部的平等：试想如果户籍完全放开，又或者高考分数线全国一致，倘如此，异地高考根本就不是问题。正如我们以前在社论中说，唯有平等才是解决之道；现在让我们表态，答案仍然是平等；再问一万次，我们仍然说要平等。

那么，当本地家长发出反对异地高考的呼声，可能会对教育平等的改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此前经过外地家长漫长的呼吁，放开异地高考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去年3月，教育部部长表示正在研究，今年3月，又表示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今年7月，教育部的异地高考方案获国务院批准，8月底，国务院发布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在今年年底之前出台异地高考的具体办法。而这一次本地家长登场，显然是出于政策即将出台，已不容“坐以待毙”。

那地方政府应该怎么办？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是美国的小石城事件。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允许黑人进入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中央中学就读，但阿肯色州州长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入学，并任凭白人暴民捣乱，最后美国总统动用101空降师维持秩序，才把黑人学生送入学校。改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而地方政府，恐怕有难度真正做到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一视同仁——这是由其角色所决定的。所以，教育部在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方针之后，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呼吁建立平台增加沟通与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并不矛盾，其核心就在于对权利的尊重：不能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就牺牲他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样，不能因為要伤害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就牺牲别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