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几个问题的认识

郭国祥，龚先庆

(1.武汉理工大学思政教研部教授;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几个问题的认识

郭国祥1，龚先庆2

(1.武汉理工大学思政教研部教授;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目前，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观点，实践探索也在进一步拓展，但是，现实地看，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谨对几个主要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我们才刚刚破题

应当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历来重视学习的政党，如果没有对于学习的重视，我们也不可能有90年的伟大历程，不可能取得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就，这一点是要充分肯定的。

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学习，强调学习对于党的建设的无比重要性，这些思想与经验无疑是我们现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宝贵资源。但是，重视学习与学习型政党毕竟不是一回事。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许多人讲话写文章，都要从毛泽东讲起，讲到毛泽东以来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贡献”，这就要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了。作为资源可以，但是拔高到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认识高度，恐怕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党的现任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也是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着深刻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如果我们依旧沉溺于既往，认为什么东西我们老祖宗那里都已经有了，只需要给个新提法，新瓶装旧酒，那我们对学习型政党的理解就会很肤浅了，建设学习型政党也会沦为形式走过场了。

一个重视学习的党并不一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从学习的党到学习“型”政党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提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飞跃还远远没有实现。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学习是驾驶飞机的话，那么学习“型”就是无人驾驶飞机上天。学习型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就是党的组织与广大党员通过学习，具有了高度的理论水平和学习能力，能够驾驭复杂局势不断解决问题的境界，就是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不断地学习中形成了一个和谐、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整体，使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无论是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还是学习型政党，起初都是以‘学习’作为发起‘话题’的，最后都是致力于‘型’的建设，也就是组织系统的改造”。［1］P29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现在的学习型政党建设还处在破题阶段。建设学习型政党，要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做起，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本身又是一种党的组织建设的要求。它会涉及到党的组织内部活动理念、活动方式、活动内容、活动结构等各方面的问题。［2］P118如果我们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避重就轻，忘掉了组织系统的改造与转型这个根本目标，转而去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去研究学习的形式与方法，那么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就会与以往的各种学习活动一样沦为形式，那是从根本上背离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的。加之组织系统改造的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就使得部分领导干部避重就轻，使组织系统的建设被学习活动的安排所取代，学习型政党最终走形变样。这是一种短视的眼光、政绩的思维。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不能沦为一场由数字统计的学习活动，更不能沦为装点门面、应付检查的“形象工程”、“数字工程”。这是必须要警惕的［1］P29。

还有一点，学习型政党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也不是一回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制衡机制的作用，政党面临的压力较大，学习成为执政党与想要成为执政党的在野党的必然的要求，很多西方的政党确实具备学习型政党的特质。但我们要建设的学习型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顾名思义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要在理论上实践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本质要求，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党的建设实践和党所领导的事业。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显著的特征。它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党不是一回事，西方的理念、体制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不能食洋不化，唯洋是从，我们应当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突出中国特色，突出社会主义特色，建设一个与资产阶级政党具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对于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需要实现的有两个重大步骤，一是实现由注重学习的党向学习型政党的转变，二是由学习型政党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转变，时刻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因而中央才会把它提高到战略任务的高度。

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学习对象

既然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同时这个任务也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必定要求我们立足中国，放眼全球，具有开阔的战略眼光，兼收并蓄，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

一是向党的9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所犯的错误学习。“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P432党的90多年的历史，是一曲壮丽的乐章，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包括建设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其中也夹杂有噪音，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我们应该以充分的敬畏之心来总结其中的教训。

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是否充分吸取了其中的教训呢?对于党的历史问题，我们做过两个《决议》，我们不能说没有认真地总结过经验教训，也不能说我们没有改正错误向人民与历史负责的决心与态度，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确实还有进一步深入总结的必要。有些问题我们解决了，并且解决得比较好，比如说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只能说还在探索之中，有些问题我们的认识还很模糊，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也没有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必要了。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判与反思。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错误，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有问题，对党内民主没有充分的认识与足够的敬畏。对于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建设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我们也才刚刚破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也应当保持清醒头脑，这里主要是经济上的辉煌成就，与外国比是总量上的成就，平均不得。在人均方面我们还很落后，并且很多远远比中国发展落后的国家已经实现的指标我们都没有实现。国家是富裕了，民生却严重滞后;城市发展了，农村还很落后;东部越来越现代化了，广大的西部地区还很落后。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政治体制，并且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体制在许多方面对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这已经是中央、学界与民间的共识。这是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有的一个原则性的认识。说我们现在改革处在攻坚时期，攻什么坚?就是攻政治体制改革之坚，就是攻既得利益集团之坚。

二是向苏联共产党所犯过的错误学习。苏联解体20年了，我们应当从中学习什么，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说完全清楚。许多人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搞垮的，认为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迎合西方的和平演变，搞什么新思维，如果不是那么急进、仓促地改革，苏共就不会垮。这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对苏共垮台的一种解读。

其实苏共垮台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那就是苏共的腐败变质，苏共发生了悲哀的“理想的蜕变”，沦为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丧失了学习进取的动力。因为苏共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进而由绝对的权力产生了绝对的腐败。这样一个丧失了理想信念的党，这样一个丧失了学习动力的党，无力应对各种复杂的矛盾进而垮台其实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不能因为苏共是共产党，我们就避讳，我们就党党相护。要知道，当苏共宣布停止活动的时候，1800万苏共党员鸦雀无声。任何一项运动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起有伏有伏有起，这难道不正是历史的常态吗?苏共的沦亡正向我们宣示了一个真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4］P142任何一个共产党失去先进性，都必将被人民抛弃，被历史抛弃。

邓小平也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是好事，可以让我们反思历史。那么，苏共的沦亡难道不是好事吗?可以让苏共的曾经的党员们痛定思痛，可以让人民觉醒，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中国共产党警钟长鸣：如苏联这样的最大的最老牌的共产党政权都可能垮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唯有如履薄冰，时刻警醒，不断学习，才有可能永葆执政地位。

三是向外国学习，主要是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类文明的普遍成果。过去我们有一种极为错误的观念，那就是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划线，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只要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即使是经过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也往往从精神实质上加以否定，仿佛不如此就失去了正确的政治立场。当我们一味把资本主义作为批判对象的时候，我们就错失了改革的良机，我们也正在犯着最为愚蠢的错误。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就是经济开放，就是开展贸易，要知道我们在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这样看待西方的，这实际上是新时期的“中体西用”论。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仅仅是经济吗?如果没有与其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及其他的体制，西方的经济成就何以可能?

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如果肯定西方的政治文明的有益的东西，就会被批为要照抄照搬西方的制度，就有自由化的嫌疑。其实这是典型的画地为牢，僵化保守。我们并不抽象地否定普世价值，作为人类进化的文明成果，必然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我们要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胸怀与气度。当然普世价值绝对不能迎合西方的标准，普世价值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具体的制度构建则要复杂得多，要和各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说明，我们必将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处，这就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来说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也无疑处于初级阶段。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具备宽广的世界眼光，向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学习。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既要继承和发展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方法，也要积极探索运用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方法，借鉴外国政党的有益做法。”［4］P169

四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坚持以人为本，因为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根本落脚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

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应当反思的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还有哪些方面贯彻得不好，还存在哪些现实问题，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还有哪些忽视乃至于违反人民群众利益的地方?社会建设问题、农民工问题、“血拆”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等都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也是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于党的信任的根本问题，也是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要立足解决的问题。

向人民群众学习，就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对于“异质思维”也要取包容的态度。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批评、意见乃至于不同的声音?我们是否能够真诚地欢迎批评感谢批评?我们是否有闻过则喜的必备的涵养?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宽松的批评的环境，而使市井的牢骚大行其道。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也要向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人为本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核心。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必须坚持向群众学习。

三、党的学习活动存在的误区

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学习的，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有多方面的原因，仅就学习本身来说，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活动存在着一些误区。

一是不能正确处理宣传与研究的关系，把宣传当成研究，把宣传当成学习。我们经常强调“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是非常正确的，既有利于科学决策、探求真理，又有利于凝聚人心、统一全党意志。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却广泛存在着学习宣传化、研究宣传化的倾向，这是从根本上不利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在党的历史上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宣传工作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的宝贵经验。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宣传工作泛化，把宣传工作神秘化，我们必须给宣传工作以正确的定位。宣传工作发挥作用有一个前提，就是党内具有民主空气，党的决策正确。我们因为错误的决策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这其中也有宣传工作的推波助澜，“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训。

研究是宣传的基础，基于实事求是地深入地研究之上的宣传才会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宣传就好比是播种，如果没有经过认真培育、筛选、改良的种子，散播开去是不会开花结果的，而培育筛选的过程就是艰苦的研究过程，其中必然要求有比较、鉴别与反思。不顾实际的宣传，脱离实际的宣传，只会适得其反，这也是被党的历史所证明的。研究必然伴随着批判、反思与检讨，其中就包括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反思，包括对制度与体制的反思，包括对自身历史的反思。

深入的研究必须有宽松的政治气候，允许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的表达。现在我们常常强调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正确的。但是保持一致有个前提，党内的团结统一有个基础，那就是之前要进行反复地学习、讨论，要让各种不同的意见交锋、争鸣，进而凝聚共识，之后要做到尊重少数，保护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利益就越是复杂、多样，认识也越是多元、多彩，执政党就越需要有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5］。

深入的研究最起码的要保障人民能够讲真话，能够自觉地去讲真话。这说起来简单，但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很多时候说真话就意味着政治风险，说假话往往则能够升官加爵。如果不破除这个魔咒，想听到真话，想让大家都讲真话，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强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4］P149“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6］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5］。

二是“学”而不“习”，学习活动运动化，追求场面与声势。在汉语里面，学习这两个字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学，是开放，是从我们的周围，包括老师的指导中吸纳知识。习，是不断演练，是小鸟在巢穴里展翅练习飞行动作。汉语“学习”一词揭示了被动“接受”和积极“行动”两个方面的平衡。

对于建设学习型政党，对于历次学习活动，我们往往在第一个方面即学的方面下的功夫很多，即接受知识。但存在着为了学而学的现象，忘记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状，是为了付诸于实践，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与尊严，或者说我们没有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体制与机制。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它牵涉到政党制度的先进性、党的自身建设、党内民主的状况、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干部的考核与评价制度、学习制度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党的任何一次大的学习活动，包括此前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等活动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成了。问题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于不断地提出新的理念，不断推出新的活动，党员干部也热衷于或者说被动地不断“追逐”新的学习活动。

我们缺乏足够的耐心去认真检讨制度，设计制度，更新制度。要正视体制失灵的问题。要去探究第一个措施与政策是如何失灵的，要探究第一次学习活动效果不佳的原因所在，并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不断地追加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学习活动。比如反腐败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都非常值得反思。

之所以许多学习或者创建活动都走了过场或者说效果不佳，说明学习本身有问题。要么是运动式的、一阵风，要么是决策做得过于草率，没有经过严密论证，没有抓住关键问题，要么是领导人或者决策者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要么是碰到了要动真格的而我们却没有决心与勇气去进行硬碰硬的改革。任何一项学习或者创建活动最后都会牵涉到制度或者体制，唯有彻底从制度着手，真正建立民主的生长土壤，真正建立反腐防腐的机制，真正建立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学习才会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

三是关起门来学习的倾向，“内功”有余，“外力”不足。即把建设学习型政党当成执政党的一党的私事，没有认识到学习型执政党的建设水平与学习型参政党的建设水平是相辅相成的，与人民群众的学习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很多学者经常强调，要让北大与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扶持其他大学大发展，让其他大学也有成为一流大学的可能。道理很简单，只有花大力气扶持地方大学与民办大学的发展，让其与北大清华竞争，北大与清华也才有动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有战略眼光，有大智慧。如果我们花十二分的气力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我们无疑也应当花十二分的气力来加强学习型参政党的建设，花十二分的气力来加强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的建设，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谓“功夫在诗外”的智慧。

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敬畏，一党执政日久，权力越来越大，必然产生专制的倾向与严峻的腐败!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推动民主党派加强参政议政的能力建设，推动民主党派的监督能力建设，为民主党派监督执政党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大力加强执政党以外的其他机构、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建设，这将既有利于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建设，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与民主能力的提高，也有利于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调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没有民主党派的学习能力的提升，没有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的能力的提升，没有人民群众民主能力与民主素养的提升，那么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也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1］李冉.关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个认识误区［J］.探索，2011，(1).

［2］戴焰军.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讨，2011，(1).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人民日报评论员.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N］.人民日报，2011-04-27.

［6］温家宝为新聘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座谈［N］.人民日报，2011-04-15.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创新研究》［编号：12YJA710026］，201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