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茗
整整两个小时的沟通过后,宋延林松了口气。陈勇愿不愿意来,他已经心中有数。“他对我们的技术还是很有兴趣的,如果连这都看不出来,我就别创业了。”
去年6月,距离宋延林创办中科纳新已过去一年半。他显然早已适应了企业家角色,既懂得察言观色,也明白这时候他的企业需要输入什么型号的血液。
和神州数码副总裁陈勇的见面初衷很简单。项目过了中试阶段,产品也基本完成了,接下来的商业化运营需要懂行的人来把控。宋数了数身边从中科院出来的几个兄弟,没一个具备市场上摸爬滚打的经历,只有请股东联想帮忙物色。
有人建议:“要找就要找一个CEO这样的角色搭建运营体系。”
放弃对企业运营的掌控,对谁来说都不容易。不久前,在方正国际大厦边上的自助餐厅里,我试图了解宋延林当时的纠结。他很聪明地停顿了几秒,用纸巾擦了擦嘴角,眼里的笑意化成声音:“是我提的要求。如果想把着不放,那不如别找人家来。”
宋延林把这种角色转换比作从演员到导演:“你将来是要做导演的,不能占着演员的位置不下来。”
体制内创业
“这个世界是靠理想主义者推动的,是靠不听话的人推动的。”
宋延林自称是个小事听话,大事不听话的人。比如,初中时,他会因为不满老师讲课而逃学。不去上学,对身为教师的母亲来讲,可比敲碎邻居家玻璃严重得多。
宋延林又说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他刚参加工作时只赚800块,连交房租都不够,妻子经常拿这事儿开玩笑,他回她一句“鼠目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