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军
先秦诸子中,老子与韩非皆以“智”为人生之“大敌”“大祸(惑)”,但他们所指斥的“智”,却并不相同:老子所言的“智”,多为智谋、智巧,韩非言及的“智”,则为智能、智识;老子以“智”为“心橱”,旨在“弃智”,韩非视“智”为“心蠹”,推崇“反智”。但是,后人却每每忽视这些不同,皆以“(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解老、喻老而成法家”(章太炎《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强化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从而将“愚民”之祸一并推与老子。笔者以为,在“弃智”与“反智”的认识上,老子与韩非有纠结、传承,但在“弃智”与“反智”的追求上,二者初衷迥异,异理而殊途。谨此,略述如下,待教于方家。
老子处于春秋乱世,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出入、居托于危邦、乱邦之中,如果依仗智巧,放纵志欲,沉湎于争名取位,则更易招惹是非,唯有洞悉“智之弊”,才能全身远祸。是以老子提出绝圣弃智的思想,就是看到了当人已有才智,得到一定的名利时,往往不知自止,反而对名利更加趋之若鹜。他提醒人们: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第九章)
在此,老子将“有智”比作锤打武器,本来已经很锐利的武器,如果再锤打,使之更加尖锐,可能使武器易折而不能长期保存完好,“揣而锐之,不可常保”。盖智劳生欲,欲多则惑频,易致人失其本真,即如道路多歧,每使人“自遗其咎”,生多歧亡羊之祸。
至于他提出的“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第十九章)、“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傅奕本第五十七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