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第一副行长杨琨被查悬疑

柯实

从现有已获得的情况来看，“蓝色港湾事件”并不足以撼动这位农行“第三把手”。

上午八点半，大批白领从北京地铁一号线东单站A出口涌出来，其中的一部分拐进了四四方方的农行总行大楼。

穿过一楼的大铁门和接待处，这些年轻的精英白领们陆续走入电梯，他们将进入不同的楼层，开始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不同的楼层代表不同的级别，这班电梯里，领导所在的那几层的数字没有被点亮。

走在农行大楼回字形格局的楼道里，没有感到这些职员们像往常一样安静，只有“哒哒”的键盘声从里屋传出来，由于办公人员密度较小，这声音显得格外空旷。

农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杨琨没有在这座大楼里出现已近一个月。对于杨行长的“失踪”，一位农行的员工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感觉这件事不怎么重要，对我们没什么影响。”

但银行业一些高管却一反常态，面对《凤凰周刊》记者出奇般地缄默。

蹊跷的蓝色港湾项目

汇总大陆各媒体报道，5月10日左右，杨琨已被边境控制;5月25日，杨琨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5月30日，农行发公告证实此事。

一位知情人士称，此事系农行内部实名举报。更有说法称杨琨在农行内部得罪过不少人，不断有人将实名举报信递交到农行高层甚至中纪委手中，列举了不少杨琨主管的房地产信贷业务中的诸多问题。而材料中一直有人提及蓝色港湾这个地产项目和杨琨之间存在问题。

一位原农行杨琨下属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如果是实名举报，应为中高层人士，原因为这个级别的事情，处级及以下人员很难有确实信息。

4月中旬，业内即有传言称农行因牵涉“蓝色港湾”事件被有关部门关注，矛头指向农行高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5月下旬，杨琨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

知情人士称，今年2月以来，蓝色港湾的老板王耀辉数次被有关部门带走要求协助调查，但目前已获自由，“此人背景极其复杂，还没听说有人摸清其来路”。

据称，有关部门在带走杨琨之前，先行对举报材料中所列系列问题进行了前期调查和核实，其中包括两次调查王耀辉。“王不仅供出杨琨，另外还‘招出一些蓝色港湾项目在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其他官员。”大陆媒体的所述，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证实。

蓝色港湾位于朝阳公园西北，整体为仿欧式风格的商业地产项目。04年始建，07年完工，08年开始对外营业。从地图上看，就像是在长方形的朝阳公园西北方砍掉了一个角。

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称，农行曾为蓝色港湾的项目提供了30亿左右的十年期的经营性物业贷款，以蓝色港湾资产作抵押。该消息经一些业内高管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贷款本身及数额基本属实，由于物业逐渐还款现在可能不到30亿元，但相差不多。

中国农业银行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国有商业银行。2009年，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并在2010年完成“A+H”两地上市。

一位国内银行主管风险管控的高管研究发现，该30亿元经营性物业贷款本身很有问题，“一般来说这种贷款不可能超出你的项目开发建设成本，通常是项目开发建设成本的70%或80%”。

2004年，蓝色港湾以10.08亿元获得北京朝阳公园“蓝色港湾商业配套设施”项目用地，根据前述蓝色港湾土地变更公示，项目完成后又补交2亿土地出让金，即总的土地款约为12亿。业内人士称，类似的矮层高商业地产项目的建安成本不超过5000元/平方米，蓝色港湾总建筑面积为20.8599万平方米，其中包括6303平方米的酒店、16.6351万平方米的商业，以及3.5945万平方米的地下车库。这么算来蓝色港灣的建安费约为10亿元。管理费用约为建安费的3%，即3000万元。总体累计，蓝色港湾的项目成本约为22亿元左右。

另外一种项目开发成本计算方法是，用当时的平均建设成本价格乘以总面积得来，即：（每平方米1.275-1.5万）×面积20万平方米=24亿-30亿。

这样看来，一般商业银行给蓝色港湾的贷款应在17亿～22亿之间，“怎么贷出的这30亿，这里边就有问题了，不排除造假的可能”。上述商业银行风险管控主管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根据北京市国土局朝阳分局出示的土地抵押信息表明，2011年7月和12月，蓝色港湾9.63万平方米的土地已经两次抵押给农行北京东城支行，分别为9000万元和4.06亿元，目前总共获得近5亿元经营性物业贷款，剩余的近25亿元贷款现在并没有官方资料显示出来。

蓝色港湾同一块土地可以抵押两次的原因为，只要抵押率不超上限就可以多次贷款，国土局规定的抵押率为100%，也就是蓝色港湾土地评估价值的100%，但常规操作是不超过70%。

而蓝色港湾的土地评估价值却在2011年7月至12月这短短4个月间从158452万元飙升至650599万元，相差近50亿元，而在此时间因国家调控周边地价并未有大的波动。

另据2012年信息，蓝色港湾今年5月又再次将9.63万平方米的土地抵押给农行东城支行，土地评估价值重归第一次的15845275元。

此外，2011年抵押时，期限是从2011年7月6日至2012年5月5日，而这次抵押把抵押期限延长至了2012年11月5日。令该银行高管困惑的是，“经营性物业贷款一般不会只是一年，原则上是8年，最多可达15年”。

经营性物业贷款是指：以物业法人所拥有的物业作为抵押，来源一般为经营胜物业的经营收入，但不仅仅以这一种为还款来源。“从安全来讲这种贷款银行比较欢迎”，该银行高管解释。

此外，農行对蓝色港湾的贷款，其用途走向也难禁得起检查。2009年银监会发布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办法》中的核心要求：要求贷款人应事先与借款人约定明确、合法的贷款用途。

蓝色港湾这笔贷款的用途是去归还当年建设的亏损还是用做物业建设或者其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此前，北京恒天财富研究部的一份报告显示，蓝色港湾公司2010年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4.3亿元，负债为29.7亿元，负债率达67.11%。

“我猜测它一部分用于还款，一部分用于盘活自留物业。像蓝色港湾销售一部分、自留一部分。当手上没现金的时候就拿出一部分去银行抵押，有活钱了，经营性物业贷款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它的用途是很难被监管的。”上述银行高管向记者透露，“银行贷出去的钱90%都会存在倒手、挪用情况。但银行关心的是客户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

从现有已获得的情况来看，“蓝色港湾事件”并不足以撼倒这位农行“第三把手”。由于蓝色港湾的成长期正好经历了北京地价飞涨，“蓝色港湾的抵押肯定是足值的”，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高管称，“只要每年的经营收入能够稳定归还，就不会出现不良贷款，并不能算做信用风险，杨琨这件事只能算做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给出了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即“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因素、人员因素及系统因素或外部事件所造乱损失的风险”。

如人员的操作失误、银行内外勾结、流程设计不合理、流程执行不严格、系统失灵、系统漏洞、外部欺诈、突发外部事件以及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等。

截至目前，杨琨兼任董事长的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业务经营也未现异常。

杨琨牵涉徐明案

杨琨被带走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一位农行领导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对于该案的一些信息和报道不符合事实。但至于具体怎么不符合事实，他没再说话。

据目前公开报道，杨琨此次是“协助调查”，而协助单位是中纪委。“协助调查”并没有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上，“协助调查”既有可能仅仅要求普通公民履行作证的义务，也有可能是对相关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前置程序。

农行等国有四大银行是国务院的直属单位，类同副部级行政单位，而杨琨相当于正厅级干部。“我也感到不解，如果是王耀辉使杨琨出事，那么直接由中纪委来介入，好像有点不太符合常情。”一位没有参与该案的中纪委人士私下向记者分析。

记者从多方线索了解，杨琨被“协助调查”可能牵涉实德集团徐明案。“十八大前，有关方面对徐明案是要有个整体的结果。”一位知情人士颇为肯定地表示。

事实上，徐明的第一桶金受益于农行大连分行的贷款。

1992年，徐明在刚发迹时说服时任辽宁省庄河市外经委主任的杨兴普，并通过有政府背景的庄河外贸公司成立大连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11月，徐明成为庄河外贸的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工商资料显示，这家合资公司的股本和投产后所需的流动资金，都是农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1994年，徐明再次借助庄河外贸，合资成立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中方出资675万美元现金占75%股份，其股本和流动资金仍是来自农行大连分行国际业务部的贷款。

农行与徐明的这些渊源，会不会是杨琨与徐明内部交易的线索？目前，记者几番求证无果。关于杨琨的各种传言仍在纷攘。

行政化银行业

“中国银行业监管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但总是管不住。”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外部监管上是有一行三会，但银监会通常很难约束行政级别高的银行，行长、董事长说了算。

而在银行内部，自1996年以来，有关内部监控的手册都厚厚一沓。“这些规章也许能预防一个出纳人员从抽屉里把现金拿走了，但是对于高层犯案却制约不够。因为有些问题是不能通过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的。”曾长期在银行业监管一线工作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君打比方说，如果银行行长可以向信贷部门隐性或者显性地施加影响，给他希望的人发放贷款，下面也只能发发牢骚，最后还是要看领导眼色。在西方银行，一笔贷款，首先要审贷委员会进行合议，行长不能进入委员会，但在中国银行高管常常是委员会主席。

国外银行界另一个原则是，银行监管者对银行高层人选的任命拥有否决权。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系统沿袭的是政府准公务员管理办法。主管部门按照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来任命。这使得银行积弊，“要有人检举，经人批准后才会调查。”王君表示。

这些体制漏洞问题，在2000年前后的银行业改革时未被触及。当上市后整个蛋糕做大时，银行“硕鼠”的机会也就随之增加。“过去两年大规模放贷，寻租机会更加随之放大，今明两年金融腐败案高发不奇怪。”一位业内人士特意提醒，“农行的内部管控较之其他几大国有银行，要乱一些”。

杨琨在农行系统工作前后近30年，根深蒂固。且很长一段时间主管农行的人事教育部，“部委里这个部门，相当于组织部，属核心部门，通常需要与上层关系很好才行。”农行一位人士含蓄谈道。

从2004年任副行长至今，杨琨分管前台业务、对公业务，是主管房地产信贷的银行领导。

而在以存贷款规模和市场份额论英雄的银行业生态下，前台和对公业务则几乎是银行的生命线，主管领导必然与各界上层有着广泛的人脉。

2007年，项俊波就任农行行长后，农行总部重心向后台倾斜，加强对之前信贷扩张所积累的风险进行管控。“前台的很多贷款在后台风险监管那里都不能通过，使得前台工作人员有些情绪上的不满。”一位杨琨原属下说。

该属下对他这位原上司的印象是前台业务水平一般，但是为人活络，口才好，富有感染力，有激情。

在农行资格最老人物杨琨去职之前，农行人事调整已出现加快趋势，先是2011年12月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就任农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五个月后，农行副行长潘功胜收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任命函，调任央行担任副行长。

13年间落马的银行高管

1999

朱小华

原光大集团

董事长

赴香港担任光大一把手前，朱小华曾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2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朱小华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个人全部财产。

2001

段晓兴

原华夏银行行长

2001年，段晓兴因涉嫌受贿被依法逮捕。2002年，一审判定段晓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出人意料的是，200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段晓兴犯受贿罪，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分。

2002

王雪冰

原建行行长

在1993年到2001年期间，王雪冰非法收受贿赂共计115.14万元。此外在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和中国银行行长期间，违反金融监管规定，工作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后果。2003年，王以受贿罪被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

2002

赵安歌

原中国银行

副行长

2002年9月18日被逮捕。2004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赵安歌无期徒刑。此案涉及到1949年以来金额最大的一起抽逃银行资金案——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

2003

刘金宝

原中银香港总裁

刘金宝曾获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世界十大杰出青年”。由于涉及贪污受贿以及周正毅等人的问题贷款案，2003年被捕，2005年8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04

张恩照

原建行行长

2000年至2004年期间，张恩照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4，0万余元。2006年11月3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8

王益

原国开行副行长2008年6月因涉嫌“重大违规”而被“双规”。2012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2.05

杨琨

农行副行长

据称，杨琨案发于京城一家房地产企业家的赌博事件。该地产公司与农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4年左右，当时杨琨是主管房地产信贷的副行长。知情人士透露，杨琨的问题恐怕不止于此。

2012.06

庄永辉

烟台银行董事长

因涉嫌今年2月初的一桩票据案，烟台银行原董事长庄永辉被批捕，现烟台市检察院、公安、纪检和中银监正联合办案。

2012.06

陶礼明

邮政储蓄银行行长

6月，郵储银行行长陶礼明被中纪委带走，同时还有邮储银行多位中层被带走。同时通报被中纪委带走的还有中邮信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志春及另一位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