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灵魂

游宇明

大学应该如何办，怎样才能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恐怕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如果某种体制放之四海而皆准，大学大概只会剩下一种模式。但我觉得大学的内在精神一定有其规律，只有尊重这种规律，大学才能人才济济。读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我更加相信这一点。

《上学记》相当篇幅是写被称为“人才孵化机”的西南联大旧事。该书介绍：西南联大的老师教同一门课，讲什么、怎么讲，概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很多，钱穆和雷海宗各教一班，他们各有个人的理论体系，内容大不相同。《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到20世纪40年代，超过一百年，老师却只讲了50多年，等于只讲了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北大陈受颐先生教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多少个朝代都没有讲完。

教课的教得自由，读书的也读得潇洒。西南联大虽然规定了某个专业毕业需多少学分，却从不考勤，学生上不上课悉听尊便。课堂上学生可以与教师随意讨论问题。金岳霖上逻辑课，讲得非常投入，有个湖北来的同学课堂上非常喜欢与金先生辩论，动不动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两人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好不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