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社会：陈光甫经营管理思想的核心

周建波,曾 京,周建涛

（1.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2.南京银行 北京分行，北京 100089；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7）

陈光甫（1880—1976），江苏省镇江丹徒人，1904年赴美参加世博会，1906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1909年获得商学学士学位后回国服务于银行界，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该银行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成为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陈光甫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

作为取之于社会（存款）用之于社会（贷款）的金融组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并取得巨大的成就，是与陈光甫“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分不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成立伊始，就以“服务社会”作为行训。“本行之设，非专为牟利计也，其主要宗旨在为社会服务，凡关于顾客方面有一分便利可图者，无不尽力求之，一面对于国内工商业，则充量辅助，对于外商银行在华之势力，则谋有以消削之，是亦救国之道也”①。本文将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贷款管理为例，剖析陈光甫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经营理念，希冀对当今我国中小银行的发展有所借鉴。

一、以服务社会为中心的存款管理

存款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陈光甫以“服务社会”为根本宗旨，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非常注重储蓄和吸收存款的作用，并特意将银行取名为“储蓄”银行，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多个第一，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短短的20年间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私营银行。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经拥有500万元资本、40多家分支行、1亿4千多万元存款②，其存款总额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十分之一，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资本银行，在当时全国银行界中具有重要影响。“银行之有储蓄，虽不自本行开始，而努力于储蓄业务，则确由本行首开其端。”③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注重储蓄、大力吸收存款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推广银元与银两并用。1933年以前，中国货币不统一，上海市面上银两与银元并用。由于银元易于鉴别，民众日常使用非常方便，一般情况下以银元进行交易，只有在大宗交易的情况下才使用银两，但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却规定储户只能以银两开户，若以银元开户的话，则需要将银元折算成银两再开户，而且还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每元须加减二毫半），颇为繁琐。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期就允许储户以银两和银元并用，既可以银两开户而用银元支付，也可以银元开户而用银两支付，除免收手续费外，还对银元开户予以付息，以此来推广银元与银两并用的储蓄方式。这种做法虽使银行减少了洋厘手续费收益，还须保有银元与银两两种存款准备，但是便利了客户，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树金融界之先声”，“不久此项办法，亦成为金融界通常之惯例”④。

2.创办一元开户。一般银行大多注意吸收金额较大的存款，这类存款多数来自官僚、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大城市的房产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除了吸收这些存款外，还特别注意吸收小额储蓄存款。陈光甫认为大户存款最不稳定，而众多小存户的存款则是最稳定的，因此在推广储蓄事业中提倡“不厌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⑤。特别开办以一元为起存点的小额储蓄，不论存额大小，一律热诚接待，很快受到了城市中下层民众的欢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创“一元开户”的储蓄业务时，曾引起同业的讥笑，“然不数年，同业均依照办理，成为通常之惯例。”⑥

当时国人缺乏储蓄意识，“其虽俭朴多有积蓄，但其所积得之银，不是放在银行生利的，多数是守秘密不为人知。”⑦为了鼓励民众的储蓄兴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从美国订购了多种储蓄盒，规定即使未满一元的，亦可领用储蓄盒，将零钱逐日积存起来，积攒到一定数量再拿到银行储蓄。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的这种鼓励储蓄的做法，影响了大批的民众，更改变了他们的储蓄习惯，影响至为深远。

3.创办礼金储蓄。传统中国社会的红白应酬中，向多使用礼券，但多打大折扣。“如券面一千文，而市例止值六百文，又如筵席烛酒冥仪，亦莫不用券，而此券只可取货，不能兑钱，且取货时，又有一八折左右之折扣”⑧。陈光甫鉴于各界礼尚往来，馈赠礼物，颇多耗费，为求实惠起见，遂于1924年7月创办礼券储蓄。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行的礼券储金面额有一元、二元、四元、十元四种，“此项礼券储金利息，凡凭券兑取现金者，一律照票面填发日起至兑款日止，以周息四厘计息，并以每一券为单位”。如果愿将礼券储金转向银行其他种类定期存款的，“应按照该存券背面填发日期转账，或按照订定之定期存款利率加补利息；但此项定期存款须从转账日期起计算年限。”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礼券不仅使用方便，“致各大公司购物，均可收受，此更为破天荒之创举”，而且外观装潢漂亮，加之在发行方式上提供优质服务，且“有给息优待办法……故购者颇为踊跃，且各分行处一律发行与收兑，各界俱称便利也。”⑩

4.借鉴欧美银行业先进的工作方法扩展储蓄业务。由于实地接受过欧美教育的缘故，陈光甫非常注重借鉴欧美银行的先进经验，并率先运用国际银行业先进的工作方法扩展储蓄业务。一是重视银行信息的公开、透明。陈光甫认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为社会服务的，“应令社会明了本行之内容，并无投机及一切危险性质，所投资金，皆甚稳妥，则此后信用可以益臻巩固。”[11]在这一经营理念的指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规定自1930年9月起，所有该银行储蓄处的借贷对照表，每三个月在各大报刊宣布；而各种投资的类别，也都明晰登载，制成简表并将之放大，张贴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储蓄处，使观者能够清晰了解。1931年，又规定每三个月延聘国外专业的会计师查账一次，并登报公布以备各储户参考。同年购用登账机器，“以免收付款项的时候，顾客有久候之苦，字迹亦较前清楚明白许多。”[1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第一家用机器记账的中资银行。二是重视广告宣传，要求通过中西日报、小报、学校年刊、印刷品、电影广告、窗门广告等吸收储户，并规定“凡做广告，均宜因地制宜，随时变化，就观者之趋向地位，及其旨趣，以定广告之词意，如提篮桥分行所在，工人甚多，故对于该行广告，应专向工人做功夫，不宜用意太深，令观者不易了解；静安寺则不然，因所在地之居户，均为豪商富人，宣传之方，又宜迎合彼辈之心理，俾能印入脑筋”[13]。

经过上述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款业务上升很快，吸收的存款量短时间内跃至国内数一数二的水平。

二、以服务社会为中心的贷款管理

发放贷款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经济功能。陈光甫本着“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一方面认为银行应该将社会的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到现代社会的微观生产基础——工商实业中，提升国民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认为银行应该稳健经营，注重风险控制，对广大储户负责。所以在贷款业务的经营管理中，陈光甫的特点十分鲜明，“始终于‘稳健’中求进展，而于进展中谋稳健”[14]，即在为工商业服务和风险控制间寻求均衡。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过程中的贷款业务经营管理理念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对工商业贷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之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更甚。陈光甫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积极辅助工商实业，“凡工厂内所存原料与成品，亦设法使之合于受押之范围，谋其营运更为活泼，使民族工业日益发达”[15]。从表1可以看出，陈光甫对于辅助工商业发展之热诚。

表1 1926年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放款对象统计表 单位：元

由表1可以看出，192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商业放款占54.77%，个人放款占20.81%，工矿企业放款占19.90%，而对政府机关的放款只占全部放款总数的1.38%，工商业放款占绝对优势。金城银行1927年主要放款对象统计，工矿企业占25.55%，商业占15.76%，个人占24.33%，铁路占14.64%，军政机关占14.36%，其他占5.36%[16]，其工商业放款比率低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铁路和军政机关放款则大大高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1926年对工商业放款的比例也只占放款总额的36.00%[17]。可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工商放款情况是非常突出的。

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早期的放款中，商业放款所占比例远超工业放款，一是因为早期银行资金有限，二是因为“工业所需之资金，多属于长期，商业则恒为短期”，运转相对灵活。此后随着中国新设厂矿企业规模和资本的明显增长，工业生产出现高利润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遂将更多的放款投资到工业上来。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国货工业的放款占到放款总额的30%以上，远远高于同类商业银行。

2.农业贷款。陈光甫曾将开展国外汇兑、创办中国旅行社、办理农村放款看作其最值得纪念的三件事[18]。“的确，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举办农贷之前，如何活跃农村经济，使他们从带有封建色彩的高利贷中解脱出来，从未提到任何一家大银行的议事日程上”[19]。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恐慌，各国过剩农产品贱价输入中国，再加上东北沦陷，国内政治局势动荡，致使农村经济衰落至极，资金纷纷流入通商口岸，尤以上海为最多。在农业资金益见缺乏、城市资金淤积的情况下，多数银行却认为农村离大都市较远，办理不易，放款收入的利息恐怕不足办理放款的费用，不敢开展农业放款，加上农业贷款利润要比工商业薄，所以许多银行也不愿意办理农业贷款，而将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上海租借的房地产和购买民国政府的公债。

陈光甫认为向农村放款意义重大，“农村经济……为全国金融界之整个问题”[20]。“金融事业集中都市，将使内地村镇经济日益衰落，结果都市亦受其害”[21]，“故于经营商业银行业务之余，颇思以绵力所及，兼办农业金融之辅助事业”。[22]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北平华洋义赈会、南京金陵大学合作，试办合作社放款。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陈光甫认为向合作社贷款是最为适合中国农村金融的形式，“盖合作社为农民自助互助之组织，不仅直接可以救济农村，抑且可以改良农产，提高品质，甚且可以提倡平民教育，增加农民智识”[23]。

考虑到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对于新生事物接受慢的特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通俗易懂的宣传，帮助农民接受储押放款、运销放款[24]等形式。“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办理农村贷款的区域分布于10个省的73个县，有906个办事机构，有借贷关系的农民近20万人，农业贷款达608万元，年终余额332万元”[25]。而1935年中国农业贷款的总额并不大，“总计投资农村资金，连同普通银行及其他机关之办理农村放款者在内，不过2 000万元”[2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业放款占到中国新式银行农村放款的三分之一左右。

尽管相比工商业贷款来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业贷款数目并不大，但是为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形成所作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为国内提倡合作努力农村金融者之标准，不图近功，不谋利润，不存奢念，汲汲焉以整个农村金融之制度是务”[27]。

3.个人小额信用贷款。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均偏向于富户与大工商业，对于小工商业则无暇顾及，至于平民金融更无从谈起，致使都市平民融通资金的渠道，不外乎求之于典当质押及向亲友借贷。典当利息高而且当期短，亲友借贷范围狭窄而又未必可得，一旦遇到经济一时周转不灵，则有告贷无门之苦。陈光甫有鉴于此，于1930年在上海静安寺路分行举办信用小额借款，凡借款人能指定保证人两位，不须提供任何押品，即可向银行商借50元～500元的小额借款，分月归还，期限一年。

陈光甫对经营信用小额借款非常重视，指出“本行创办信用小借款，在欲便利社会，使其不至于急遽需要之时，受高利剥削，本行并无牟利之心。诚恐此意，除具有高等知识者外，未必人尽能知”[28]。根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统计，小额信用的借款人中以工薪阶层为最多，约占40%，借款用途以还债、婚丧、生产三项为主，借款金额以100至200元之间为最多。到“1936年年底，信用小额借款总额为二十七万八千余元，借款人数为4 766人。自创办之日起至1936年年底，此项小额信用借款累积金额为320余万元，累积人数为17 000人，呆账成分仅合万分之五”[29]。

4.贷款管理。人和人之间不仅有利益的统一性，还有对立性，而信息的不对称更强化了这种对立性。为降低贷款风险，保护储户和银行的利益，陈光甫在1933年发表的《以往放款事实的分析》中专门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信用放款为对人的信用，而借款人信用的好坏，多半视其营业的绩效好坏而定。如果营业失败，虽欲顾全信用，清偿债务，银行也难免遭受损失。”为此，陈光甫要求在信用放款之前，必须对借款人的情况调查清楚，严格限定借款额度，贷款发放之后，更要随时注意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当时一般银行的信用放款往往建立在对借款人熟悉的基础上，只注意“东家资产多寡，开立年限长短，同业有无放款”，不注重对借款人实际情况的调查。陈光甫认为熟悉程度根本不足以为据，因为“东家资产虽多，并不足恃，盖有10万元资产者，彼可以其资产为号召，负债或已达20万元”[30]。所以，他要求银行职员在进行信用放款时务必密切关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以及贷款的使用范围。

至于抵押放款，陈光甫认为这是对物的信用，当借款人不能还款时，银行可将抵押品变卖作为抵偿，这有利于弥补银行的损失，正因为此，抵押放款成为当时各银行的主要放款业务。不过，陈光甫认为抵押放款也有风险，毕竟抵押品的流动性、市场行情的变化和商品折扣等因素都会对其价格产生影响，由此可能对银行造成损失。为了预防这些风险，陈光甫认为抵押放款的抵押品，应以流动易售为主，对于承做的折扣必须审慎订定，此外对于抵押品的市价，应当随时注意，每天都要对抵押品的市价进行审核，以免物价下跌对银行造成损失。此外，陈光甫还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范：第一，成立放款委员会，提倡集体决策。银行对于放款委员会的工作制定了统一的会章，规定非常严密。每一笔放款都必须经过放款委员会的会议研究，决定数额和责任人，并对会议进行记录。第二，创设调查部，建立企业资讯档案。191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了中国银行界最早的调查部。调查部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信用调查和经济调查。“信用调查注重三个C字，一为 Capital、一为 Capability、一为 Character，换言之即资产、能力、人格三者不可缺一，有资产能力而无人格，债权债务之收支决不爽直；有人格能力而无资产，亦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人格资产而无能力，事业亦终归失败”[31]。调查部在银行内部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贷款的发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票据放款，陈光甫认为，中国商人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不愿以押汇的形式，即以货物作抵押向银行融通资金，多数只出一张外埠归收票据，银行凭此票据将款项借出，其实已属于信用放款，风险较大。为此，他要求“嗣后对于此项放款，宜向顾客商做押汇，以减少风险，慎勿避一时之烦忙，而贻未来之患”[32]。

三、对当前我国中小银行发展的借鉴意义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我国金融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其利润仍主要来源于存贷款之间的利差收入，而在存、贷款利率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在经营方面自然偏重于贷款风险管理，只要能够顺利收回贷款，就必然能够盈利。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商业银行此种偏重贷款风险管理的趋势越发明显，由此带来商业银行服务意识的普遍缺乏。相对内部风险管理而言，银行对外的服务意识较为淡薄。但是，银行业本质上属于服务行业，提供良好的服务是社会对银行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未来，我国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应把“服务社会”放在经营管理的首位。陈光甫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历以及一系列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的经营管理方法，包括稳健经营等，对当前银行业尤其是中小银行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注重创新，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加强服务，便利顾客，是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主要手段。对于中小银行来说，由于资金规模的狭小，对有实力的大客户的吸引力有限，更要树立为基层大众服务的意识。在当前中小企业贷款难、广大工商个体户贷款难、农民贷款难的情况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基于“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所推出的一系列创新无疑会给中小银行以很多的启发。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之初，规模很小，但是陈光甫却敏锐地发现：当时外商银行由于其在中国金融界巨大的优势，一般只服务于中国政府和外国商人，而中资银行当时也只注重官僚大户的存款，因此，广大的小商平民得不到良好的服务，使得他们不愿意将资金存入银行。陈光甫认为能够吸引人数众多的小商平民，就能为银行带来足够的放贷资金。于是，陈光甫创办银行之时，即以服务社会为第一行训，并在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下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在存款方面，首创“一元开户”，开办零存整取等定期储蓄，创办礼金储蓄，创办各种教育储蓄；在贷款方面，创办个人小额信用贷款，创办面向农民的合作社放款，创办调查部，借鉴欧美银行先进经验，采用机器记账，每半年聘请国外专业的会计师为银行查账，并定期公布，等等。

“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善于创新而闻名于民国金融界，并最终赢得了广大小商平民的青睐，以致在短短的20年间便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而其“服务社会”的宗旨也被其他银行争相效仿。

2.稳健经营，确保资金安全。中小银行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还应注重风险控制，稳健经营，这样才能实现银行和社会的双赢，提高银行持续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对于主要面向基层大众的中小银行而言，如何破除面子、人情对贷款工作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上海储蓄商业银行稳健的经营作风无疑会给中小银行的经营很多的启发。

陈光甫一生谨慎，在贷款方面始终崇尚稳健的经营作风。首先，陈光甫认为银行是社会性的机构，“对于社会人士之资金付托者，具有相当责任，故谨慎将事，力求其服务之有用于社会”[33]，这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外部要求。其次，陈光甫认为“欲求服务社会，吾人必须力求资金之安全。资金之来源，小部分为股本，大部分为存款，存款增加，资金充实，而后服务社会之功能，可以扩大。将如何增加存款，必须采取最稳健之经营方法，使存款人士对本行之经营有不可动摇之信仰。谚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求本行信誉与年俱增，服务范围自能逐渐扩大。故一切经营之方法，以资金安全为第一要义”[34]，这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内部约束。相应地，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经营管理措施，如首倡对物信用即货物抵押放款；首设调查部；厚积存款准备金等。“1931年后将存款准备提高到25%，有时超过30%”[35]。“正是因为陈光甫的谨慎和固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仅仅十年就与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被并称为‘南三行’”[36]。

既要重视“服务社会”，还要注重风险控制，其中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这就是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尽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存贷款管理的种种经验在今天看来都已司空见惯，“服务社会”、“一元起存”、“审慎原则”等都成为当今银行发展的主要经营理念、经营方式，但对当前的金融界来说，如何将陈光甫的“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真正贯彻下去，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大问题。从这一点来说，陈光甫作为民国金融界的奇才，他的“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他为中国金融界所做的贡献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银行史上的发展神话将被永远载入史册，为后人所学习和揣摩。

注释：

①陈光甫：《1927年下期发告同人书》，《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第7页。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③[1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二十年史初稿（三）》，《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第12页。

④⑤⑥[15]上海银行编：《本行生长之由来》，载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第96页、第61页、第16页。

⑦《储蓄之利益》，《申报》（申报本埠增刊），1926年12月22日。

⑧⑨《行务纪要》，载《海光》第2卷，第6期，第3-4页，1930年6月。

⑩[13][1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第433页，第704页。

[11]《行务纪要》，载《海光》月刊，第 2卷第10期，1930年10月。

[1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

[1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浙江兴业银行简史》，1978年，第70页。

[18]《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19]蔡墨屏，潘泰封：《陈光甫的思想和企业简析》，《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20][22][23]陈光甫：《上海银行提倡农村合作》，《银行周报》，第17卷，第7号，1933年2月28日，国内要闻，第2-3页。

[21][29]姚崧岭：《陈光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第45页。

[24]储押贷款指以农民储存在合作社粮仓的米、谷、麦、杂粮、丝绸、棉花等而进行的抵押放款，其目的是使农户避免贱卖贵买之苦。运销放款系合作社社员以收获之农产，用合作运销方法运到它地出售，在未出售之前，可将运销中之农产进行抵押借款，其目的是促进农产品的销售。

[25]袁熙鉴：《陈光甫的一生与上海银行》，《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26]王厚渭：《银行救济农村商榷》，《银行周报》，第19卷，第35号，第6页。

[27]《本行最近农业放款概况》，《海光》，第8卷，第4期，第22页。

[28]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71页。

[30][32]上海银行档案：陈光甫《以往放款事实的分析》，1933年7月22日。

[31]上海银行档案：总经理处九科会议录第16-18页，1929年3月29日。

[33]上海银行档案：总经理第21号通函，1935年5月21日。

[341945]年9月5日陈光甫在纽约所定本行战后经营方针，《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200页。

[3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本行历年存放款情形》，全行押款统计表，1931年11月。

[36]萧国亮：《追忆陈光甫的谨慎与固执》，《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月9日，第3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