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曾被张国焘撤职的开国中将

颜梅生

他是红军的高级将领，因为坚决反对张国焘背离党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行径，被张国焘撤去要职、赶出红军队伍。几经周折，他最终在任弼时的保护下才得以归队，并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就是朱明。

朱明于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南康、上犹、崇义等县县委书记，红九军团（后改称红三十二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二O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组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雁门区委书记、雁门军区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委员。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1月1日，朱明在北京病故。中央军委对他的评价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

敢于斗争张国焘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朱明所在的红三十二军被编入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阿坝北进。

而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却背叛“两河口会议”决定，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的南下主张，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红三十二军到达松岗后，许多官兵反对南下，张国焘的亲信遂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企图煽动、要挟与会干部南下。

时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朱明，在会上坚决反对张国焘背离党中央、分裂红军。而会议的主持者却大骂党中央的北上方针，表示愿意追随张国焘南下。气氛十分紧张。

10月5日，张国焘在一座寺庙中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寻找借口免去了黄火青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职务。为了保存斗争实力，黄火青设法让朱明接任了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朱明一再批评张国焘成立的“党中央”是“伪中央”，遭到了张国焘的严厉呵斥。一星期后，张国焘即以朱明是“附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其政治部主任一职。

10月20日，红三十二军占领懋功县后，为进一步排斥异己，张国焘以“开辟地方工作”为名，将朱明调离红三十二军，让其担任懋功县委书记，想借敌军除掉他。

朱明并未埋怨和退缩，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各级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只数月时间，不仅创造了一块稳定的红色根据地，而且发展了拥有4个连的懋功独立营。

张国焘因南下被敌军包围遭受重大损失，被迫于1936年2月经懋功撤退，朱明被通知随队行动。部队到达甘孜后，张国焘采取不给人马、不拨枪支、不发弹药、不给军饷的手段，将经朱德批准担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当时身患重病的朱明派到甘孜朱倭区担任区党委书记，企图利用藏汉矛盾迫害朱明。

朱明虽然是由警卫员搀扶上马前往朱倭的，但在病情略有好转后，便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主动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接触，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3个月后，他成为藏族同胞们的朋友，藏胞们不仅给他送饭送药，还时时注意保护他的安全。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朱明得知喜讯后，立即找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汇报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言行和自己两次被迫害的经过。任弼时不仅详细地向朱明询问了松岗会议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前后张国焘的错误细节，且对朱明的坚定立场和顽强斗争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

随后，因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为保护好朱明，任弼时乘机将朱明留在了红二方面军，使他完全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

制止“反毛”事件

1930年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给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着一个连的战士来到省行委驻地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有人屈打成招供出了一大批“AB团”分子。次日，李韶九在省行委、省苏维埃两个机关关押了“AB团”分子100多人。9日，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等“要犯”来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派人捉拿第一七四团团长和政委。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等获悉后，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军部，质问李韶九。质问无效后，他们便捆绑了李韶九，率营直奔富田，包围了省苏维埃驻地，缴了警卫排枪械，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此即“富田事变”。随后，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过赣江开往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在于都县对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将副排以上干部统统扣压，且大部分被冠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而杀害。余部被分别编入红三、红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番号随之被取消。

毛泽东坚决反对残酷的肃反，并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示停止肃反，拨款善后，被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认为是“右倾”，受到严厉批判。

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书记郭承禄等人乘机制造了“信丰事件”。即在驻地信丰县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主张，强迫大家表态支持，并要求在“反毛”宣言上签字。

刚刚调任赣南暴动第二路总指挥部政委兼路委（也称信丰、赣县、于都、安远、南康五县边界特别区委）书记的朱明，敏感地意识到郭承禄等人错误的严重性。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态度坚决，拒绝签字，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极力主张“听候中央处置”，并郑重地劝告郭承禄等人，大敌当前，决不能有任何分裂的言行，务必齐心协力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反“围剿”。

然而，郭承禄等人一意孤行，继续在信丰召开“反毛（泽东）大会”。朱明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在兴国县办公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请示汇报。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他险些被俘，未能走出封锁线，只好返回信丰，准备自己组织力量与郭承禄等人抗争。

返回信丰后，郭承禄等人责令他在五县特别区委主持再次召开的“反毛（泽东）大会”。而朱明既不开会，也不传达，反而积极向干部群众揭露事实的真相，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与郭承禄等人闹成僵局，险遭杀害。

1931年1月，红三十五军军委和赣南行委在信丰召开了处理“信丰事件”的联席会议。会前，朱明向红三十五军军长、赣南行委委员罗贵波等详细汇报了发生的始末，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支持，为会议最终决定改组赣南行委、制止事件发生、稳定赣南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摒除土改极“左”做法

朱明在解放战争中担任中共晋绥雁门区委员会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时，主要工作任务是搞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此时的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了不少“左”的偏差。一是打击面过宽，曾提出“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等错误的口号与做法；二是有的地方定阶级成分实行查三代，产生了不少错斗户、错划户；三是侵犯了中农利益，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耕畜、农具被分掉；四是侵犯了工商业者利益，一些不该没收的工商业者财产被没收、分掉。

为使土地改革得以正确进行，朱明非常重视掌握政策界限，在吃透中央相关指示及《土地法大纲》等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推出了具体的要求与做法：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务必使改革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坚决杜绝单纯由贫农团领导，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他说：“过去我们取得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靠党的领导，靠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谁要以贫农团来代替党支部，就是取消党的领导。我们决不允许。”

二是坚持廉洁自律。要求土地改革的干部不准接受送礼，不准买农会的物资，对敌斗争要坚决，立场要坚定，办事要民主，处理问题要实事求是、大公无私，不贪污、不挪用、不多吃多占。必须艰苦深入，访贫问苦，切实与群众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三是坚持合理分配。必须将所有田土丈量，分等造册，按人口分配到户；物资按实情到户，照顾个别特殊户。必须充分听取各种意见让群众满意。

四是坚持干部保护。要求晋绥地区的干部，尤其是家庭出身有问题但自身清白的干部，凡是涉及自己家乡土改时，可以向组织写出材料，提出建议，不必回到当地参加土改。

五是坚持不查三代。在分清敌我友阶级路线的基础上划定各阶级成分，任何人当时是什么成分就定什么成分。

六是坚持有错必纠。对错划成分的，“摘去帽子，退还东西”；对被侵犯的工商业者做出补偿，补偿不了的和经营有困难的则给予贷款协助。

上述一系列措施的贯彻执行，不仅制止了“左”的做法在晋绥地区的泛滥，保护了大批党政军机关里的知识分子干部，而且有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

题图 朱明将军

责任编辑 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