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危局中举荐五位中共高层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站在重大的历史关口，叶剑英总能明断是非，果敢抉择：他力排众难，助邓小平东山再起；他乘专机搭救胡耀邦，举荐其再“入阁”；为完成“两弹一星”伟业，他三邀张爱萍出山……

“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

林彪叛逃之后，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同人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则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在1975年1月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两次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尽管邓小平已经在挨批判，但在名义上他还主持中央工作。按常规，应该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但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大家不服气。于是，张春桥提出让叶剑英来致悼词。叶剑英坚决地说：“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消息通报给邓小平，他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

10月8日，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第一个向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尽管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他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于是，在1977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会议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叶剑英乘军机亲赴西安救出胡耀邦

1964年11月，胡耀邦被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如火如荼，胡耀邦到陕西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但当时“左”倾错误泛滥，胡耀邦受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西北局某些领导从1965年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胡耀邦，直批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被抢救住进了医院。

6月上旬，批判胡耀邦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剑英与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听说胡耀邦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大为震惊。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剑英一行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结束后，叶剑英说：“耀邦，你留一下。”胡耀邦单独留下后，叶剑英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啊？”胡耀邦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胡耀邦即被“停职反省”，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1975年春，叶剑英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胡耀邦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回到中南海后又立即向邓小平说明情况。不久，胡耀邦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不久，“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胡耀邦又被打倒。叶剑英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了权。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叶选宁的报告，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他竭力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但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英于1977年2月间约胡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平反了不少历年来的冤假错案。

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剑英立即表示赞同。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叶剑英三次力邀张爱萍“出山”

1960年3月18日，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负责“两弹一星”发射基地的组织领导工作。但这一切，到1966年10月27日就戛然而止了。不久，张爱萍遭遇了5年的监禁与非人折磨。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张爱萍一家想到了叶剑英。张爱萍的子女们写好申述信后，通过王震转交给叶剑英。叶剑英接到申述信后立即转交周恩来，并把有关情况告诉他。不久，张爱萍和家人团聚。

1974年国庆后不久，叶剑英亲自到京西宾馆看望张爱萍。叶剑英询问了他治腿（之前摔断）的情况后说：“宋时轮想要你到军科去，我们想让你回国防科委，你愿意到哪里去？”张爱萍说：“我的腿还在治疗中，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暂时还是不工作为好。”叶剑英说：“不单是因为腿的缘故吧？我知道这几年你受了不少委屈，但你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还是出来工作吧。我们考虑，国防科委更需要你。”张爱萍说：“我去了也干不好……”最后，叶剑英只能说让他再考虑考虑。

一个月后，叶剑英邀请张爱萍去西山住处谈出来工作的问题。叶剑英和他说起一颗卫星刚发射失败，并提议要他来抓科委工作。叶剑英说：“军委已决定，并同陶鲁茄谈了，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茄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长职务。”张爱萍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之后，他在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整顿，得到了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有力支持。

1975年11月，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席卷中国。随后，中央政治局组成“帮促小组”对张爱萍进行批判。1975年底，张爱萍在国防科委被批判得无法工作，并因病住进了301医院。叶剑英当晚即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同时告诉他一定要安心养病。

1977年3月9日，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才3天，便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主持工作。张爱萍未置可否，说：“代我谢谢他，不是他保护，我可能熬不到今天。”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邀请张爱萍出山，均被谢绝。

求才心切的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住处，亲邀他出山。听到叶剑英说为发展洲际导弹需要自己出来工作时，张爱萍同意了。1977年9月，再次复出的张爱萍把研制洲际导弹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1980年5月18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东风5号洲际导弹第1发全程飞行试验。

叶剑英举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前，他因为所谓的《刘志丹》小说案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从1962年算起，已达16年之久。

事实上，叶剑英对于安排习仲勋的工作早有打算。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因在中央工作，无暇兼顾广东工作。广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因此，叶剑英决心派习仲勋坐镇广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就率人到广东视察工作。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叶剑英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这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叶剑英的表态给习仲勋的工作带来了很大支持。在主持广东党政军工作期间，习仲勋为广东省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剑英要廖汉生稳定上海局势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疯狂迫害贺龙。由于廖汉生与贺龙有深厚的渊源关系（贺龙是其革命领路人），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自然被打倒，被秘密关押长达5年之久。1972年7月，廖汉生被解除关押之后，没有安排工作。1973年8月23日，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提出让廖汉生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并向叶剑英汇报此事。叶说：“这样办好！”在叶剑英的努力下，经毛泽东批准，1973年12月20日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常委。

1975年2月17日，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19日，叶剑英接见廖汉生并明确地说：“南京军区存在派性。因此，你去以后，不能随意表态和急于表态，对自己做介绍时，对于‘文革中曾被打倒的那一段可以概括说有‘错误，不要谈其他问题。”接着，叶帅又对军队精简整编、干部落实政策问题谈了指导性的意见。最后，叶剑英对他说：“要大胆工作，中央支持你。”带着叶剑英等领导的指示，廖汉生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到部队建设上。

1975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廖汉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叶剑英作总结讲话，他在讲到遵守纪律时，格外严肃地讲了一段话：“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常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乱发文件，但是现在也有个别同志不遵守纪律，个人发起运动，以后部队对这类事情要顶住。”叶剑英虽然没有点名个别人是谁，但廖汉生清楚指的就是江青等人。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还把廖汉生、丁盛叫到西山住地，郑重地说：“不要和上海的一些人走得太近，不要参与到他们的活动里去。”廖汉生当即表示，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1976年10月，在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和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接到北京，当晚开会通报“四人帮”被扣一事。北京的事情解决之后，中央立即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上海，要廖汉生防止上海出乱子。此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正如热锅上的蚂蚁。次日，廖汉生受命飞回南京，连夜召开会议，部署防护方案，确保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稳定。由于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有出一点乱子，“四人帮”的阴谋就被彻底粉碎了。○

题图 叶剑英

（本刊编辑部摘自《读报参考》2012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