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玉泉寺与关公信仰探析

王辉刚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关公信仰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地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洪淑苓教授的《关公民间造型之研究:以关公传说为重心的考察》(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关公传说为中心考察了关公民间造型。蔡东洲、文廷海的《关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主要从宏观上阐述了关公信仰这一独特文化现象。刘海燕的《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崇拜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试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对关羽形象作了文化阐释，认为“作为一种表现社会道德力量的文化符号，关羽形象负载了多重的文化内涵”。卢晓衡主编的论文集《关羽、关公和关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关公信仰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如纪玲妹的《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公信仰”形成原因》(《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关公信仰是我国封建社会特定时期的产物，它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关羽的‘忠义’是形成关公信仰的内在因素;封建文化及封建统治的尊崇是形成‘关公信仰’的外在因素;儒道佛三教合一，三家的尊崇也为关公信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包诗卿的《从关羽庙的兴修看明代关羽信仰中心的转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主要研究了关公信仰中心的转移过程。

在探讨关公信仰问题时，不可能避开当阳玉泉寺，因为它是关公信仰的源头。正因为如此，上述专著、论文都或多或少提到当阳玉泉寺与关公的关系，但大多数学者只关注到玉泉寺在关公信仰开始形成时所起的作用，忽视了玉泉寺的长远影响。因此，本文拟在关公信仰开始产生到最终成为全民信仰这一长时段中探讨当阳玉泉寺所起的作用，并分析关公信仰对当阳玉泉寺的反作用。

一、从汉将到伽蓝神

三国时期，当阳属于荆州，地理位置独特，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据《当阳县志》记载:“当邑西枕夷陵，北跨临沮，东连郢鄀，南带沱江，在山水之交，为四达之地”［1］5。由当阳北上可达襄阳，进而角逐中原，西去可达巴蜀，东进可达汉口武昌。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2］912。诸葛亮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刘备的肯定，也就有了后来的刘备借荆州、关羽镇守荆州，从而为关羽成为玉泉寺守护神提供了可能。

在当阳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许多有名的战事，但在众多的战事中与关羽从一名汉将变为伽蓝神最为直接的战事是“败走麦城”。据《三国志·蜀书》载:“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掳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2］941又据《当阳县志》记载:“麦城在治东南五十里，沮、漳二水之间，传楚昭王所筑。三国时，关侯为孙权所袭，西保麦城即此。”［3］13由此可见，关羽罹难之地便在当阳，这为把殁后的关羽与当阳玉泉寺结合起来提供了地理依据。在此基础之上，与玉泉寺有关的关公神话传说则是关羽成为佛教保护神的关键。

(1)初遇普净禅师，奠定了关公进入伽蓝殿的基础。玉泉寺位于湖北省当阳市西南的玉泉山。玉泉山又名覆船山、堆蓝山，远离闹市，风景清幽，是理想的清修之地。《玉泉寺志·原序》载:“玉泉为缁流净土，山堆蓝而水潆碧，若伯仲，然不可以低昂者。”［4］15因此，无数高僧、文臣武将、社会名流皆在此领略风光，参禅修道，进而奠定了这座古寺在佛教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玉泉寺志·营建》记载:汉建安年间，普净禅师结茅于玉泉山。此为当阳玉泉寺的始建，而该寺的创建者普净禅师与关羽有着不解之缘。“一日，关公在半云半雾之间于庵前大呼道:‘还吾头来。’师出定视之，见是关公，即云:‘莫非五关大将颜良、文丑之头乎?’公豁然大悟。”［4］171虽然当阳玉泉寺是否真的由普净禅师始建有待考证，但这段传说恰到好处地把关公与佛门禅师联系起来了，为把关公变为伽蓝神奠定了基础。

(2)再遇智者大师，成为关公进入伽蓝殿的关键。另一位与关羽殁后结缘的是智者大师。据《玉泉寺志·营建志》载:“开皇初年，智者自天台归荆州，登纪南山望沮、漳，山色堆蓝，紫云如盖。遂策杖孤征，欲赴清溪建道场，嫌地隘。步至金龙池，有大乔木，婆娑偃盖，如庵之状。师趺坐入定，见一人前致敬曰:‘子即关某，死有余烈，故王此山。师何枉法足?’师曰:‘欲于此地见道场’。而神曰:‘此处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愿与子平建寺，愿安禅七日以须其成’。师既出定，见湫潭千丈化为平址，栋宇焕丽，巧夺人目。关公即受五戒，膜拜称弟子。事出神异，奏上，隋主敕赐玉泉寺额。”［4］56－57关于此传说历代都有记录。如唐大理寺评事董挺的《重修玉泉关庙记》描述道:“玉泉寺覆船山东去当阳三十里，叠嶂回擁，飞泉逶迤，信荆人之净界，域中之绝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将军都督荆州事关公遗庙存焉。将军姓关，名羽，河东解人，公族，功绩详于国史。先是陈光大中智顗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以观其用，手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虩，前擘巨岭，下埋沉潭前劈巨岭，后堙澄潭，良材丛樸，周币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4］282－283又如元延佑七年(1320)释虚谷在《钟铭》中写道:“荆门玉泉在襄汉，为大精舍，山水佳胜，乃陈隋智者顗禅师遗迹之地，后唱教于天台二浙终焉。佛陇而龛护，惟谨关公云长，生为忠臣，殁封王神，庙食兹山，感师之德，以威力夜挟霆雨，撼摇山陇，撤龛钥，移定身而归瘗玉泉，异哉!公以宿愿力而护法如长城，宜壮节猛烈雄伟，卓之千古，垂之国史，而英风不泯也。”［4］297－298

如果说建安年间，关羽与普净禅师的相见只是关羽殁后初次与佛门结缘，那么此次与智者大师的相遇，并成为智者大师的弟子，则是关羽能进入伽蓝殿的关键。智顗，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是陈隋之际有名的得道高僧。唐道宣所撰《续高僧传》云:“陈宣帝下诏曰:‘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5］244又“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扬州总管寺城设千僧会。王顶受其教旨曰:‘大师禅慧内融，导之法泽，辄奉名为智者’。”［5］246由此可见，智者大师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深受陈隋统治者赏识与支持。将关公置于智顗大师门下有利于智者大师弘扬佛法，反过来也有利于增强僧人对关公的认同感，进而使关公能合情合理地进入伽蓝殿，成为佛教守护神。

在玉泉寺珍珠泉旁，至今存留着关公显圣碑，上书“汉云长显圣处”六个大字。据《当阳县志》记载:“嘉庆二十六年丁丑，傅相阮文达公方制楚阅兵，过此题额曰:‘最先显圣之地’。”［6］1此碑意在告诉世人:关羽显圣确有其事，并且最先显圣之处即为玉泉寺。碑文的存在使当地群众更加坚信此传说，坚定对关公、对佛教的信仰。此外，它以实物增加了传说神秘色彩，便于当地以外的人相信此传说。这就有利于关公信仰由当阳走向全国，关公由玉泉寺的守护神走向全国寺庙的守护神。

综上所述，关公与普净禅师、智者大师相遇的传说对关公从一名汉将变为伽蓝神有着重要作用，而关公显圣碑则增强了传说的可信性，对关公信仰走出当阳，走向全国有着重要意义。

二、从伽蓝神到“武圣”

关公走进玉泉寺成为了佛教的守护神，又从玉泉寺走向全国，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并最终成为“武圣”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1.当阳民间力量的推动

玉泉寺能够在当阳生根发芽，并最终成为著名的佛教圣地;关公能成功成为佛教的守护神，并最终从伽蓝神变为武圣，除与玉泉寺历代僧人的努力有关外，还与当地民众的支持密不可分。

当阳民风淳朴，且对神怀有敬意。《隋书·地理志》云:“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又《安陆府志》云:“当阳事简俗朴，重农尚俭。”此外，据《当阳县志·祥异》记载，当阳历史上多自然灾害，民众多受其苦。“晋永嘉三年己巳七月，邑地裂三处，各广三丈三尺，长百余步”［3］27。又“宋淳熙三年丙申夏，荆门军早冬大饥。八年、九年、十年皆大旱”［3］27。进入明清后，当阳更是灾异人祸不断，时常有民众死去。当人们无法战胜残酷的灾异人祸时，就会转而求助于神灵的护佑。玉泉寺作为荆楚大地上著名的佛教圣地也必然被当阳民众虔诚信奉。关羽在成为佛教守护神之前，已被当阳民众所熟知并信奉，进入玉泉寺伽蓝殿无疑会坚定民众对他的信仰。

民众的信仰与支持必然使关羽受普净禅师开示、显圣玉泉山，帮助智者大师建立玉泉寺和成为玉泉寺守护神的神话远扬。这样一来，关公也就从玉泉寺走向了全国其它寺庙，从当阳民众所信仰的神变为全国民众所信仰的神。把关羽变为全国民众所信奉的神壮大了关羽的名声，提高了关羽的地位，为统治阶级的认可埋下了伏笔，提供了成为“武圣”的前提条件。

2.“武人”的推崇

“武人”尚武，他们与关羽有着相同的职业，所以“武人”的认可是关羽成为“武圣”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武人”是推崇关羽的。这一结论可以从《玉泉寺志》对“武人”祭拜关羽、捐赠修复关羽庙的记载中得到论证。

《玉泉寺志》中的《护法志》记载了护法的名单，这些名单中有许多是“武人”。如元朝时的那怀、钦察、忽都帖木儿均为当邑达鲁花赤兼劝农使，他们都曾护法。进入清朝以后，“武人”护法更为常见。《玉泉寺志·护法志》中的“戎府护法”记载康熙、乾隆时期“武人”为玉泉寺护法的名单，其中既有提督、镶黄旗将军，也有营副、标官、千总。

川湖总督蔡毓荣在《重修玉泉山汉壮缪侯关公庙碑》一文中首先交待关公显烈于当阳玉泉山，感叹“顾天不祚汉，因不佑侯，而卒以其身及于难”［4］364。然后对关公的“忠义”和民众修建关庙祭祀给予赞赏，尤其对玉泉寺关庙大加称赞。碑文写道:“故侯庙祀遍天下，惟玉泉山最著于祀典，亦最合。”［4］365接着感叹玉泉关公庙“历季既远，庙渐倾塌”［4］365。交待自己与天官尚书郎邵君凤翔、侍御史大夫高君永彻、镶黄旗参领郎君各捐俸钱若干缗，鸠工庀材修复。最后指出关庙修复完工于康熙十七年六月，并对此发表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言论。作者写道:“金碧轮奂，视昔有加，侯之赫声濯灵，俨然如在，将使人人知所观感而激发于忠义，亦侯之心也哉!方今乱臣负固，禁旅南征，正率土、臣民抱忠思奋之日，而侯之鼎然庙貌，适当其时，于以见忠义激发之端，天人协应之象。指日执讯护醜，底定南服。余将与诸君子饮至而告成功于庙焉。不独当阳一邑，蒙被神庥已也。”［4］365－366从这段言论中可以看出关庙修复完工之时，正是南征三藩之际，作为川湖总督的蔡毓荣此刻以关羽的“忠义”激发士气，深刻反映了统治者利用关公信仰为统治服务的意图，同时也反映了“武人”对关羽是极其推崇的。此外，镶红旗先锋营的哈那太在《重修显烈祠观泉亭记》中也记载了自己“发心捐奉募众”［4］452重修显烈祠的情况。

3.统治者的支持

关羽作为一名生前并未有许多骄人战绩的将领，但殁后能一跃成为“武圣”，与统治阶级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玉泉寺作为重要的佛教圣地，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关羽作为玉泉寺的守护神，是玉泉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统治阶级支持玉泉寺也就是对关公信仰合法性的肯定。《玉泉寺志》中有梁宣帝敕建覆船山寺的记载，足见玉泉寺在梁朝时已与统治者有了联系。隋唐时期，玉泉寺逐渐成为全国佛教的活动中心之一，因而颇受统治阶级的重视。隋朝时，“高祖文皇帝赐额”［4］225。唐朝时，“高宗造大钟于寺供奉”，“中宗赐藏经、金榜华幡、宝衣珍珠等于寺”［4］135。明朝时，“慈圣太后敕修”，“神宗皇帝钦赐龙藏”［4］230。诸如此类支持还有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最高统治者的赏赐、支持必然使玉泉寺声名远播，作为玉泉寺守护神的关羽也会借此机会被更多人所熟知。总体来说，这类赏赐、支持对关羽成为“武圣”所起的作用较间接，而更为直接、显性的支持应在宋以后。

关羽殁后虽被加王封侯，但宋以前影响力并不大。从北宋开始，统治阶级又继续对其加封，到清代他成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表1为宋以来加封的具体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当王朝出现统治危机的时候，君主就会加封关羽，如宋徽宗的四次加封、明思宗的加封、清宣宗的加封等等。总之，这些加封一方面在于希望关公显灵以助统治者度过危机，另一方面在于号召民众要对国家“忠”、“义”、“勇”，以维护其统治，这从加封中的“义勇”、“忠义”、“神武”、“灵佑”、“武安”等字眼可以看出。是什么原因使统治者相信关公能够显灵，并且具有护国安邦的能力呢?这恐怕与关公显圣于玉泉寺，帮助智者大师建寺的传说相关。这些传说世代相传，使其得以广泛为民众接受。既然全民皆信关公能够显灵、能够制伏恶魔，那统治者就可以把关公信仰变为国家信仰，并用这种信仰凝聚人心。

表1 宋以来关公受封一览表

“上行下效”是古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除最高统治者用加封、赏赐的方式支持关公信仰外，朝廷大臣、地方官员也有所响应。清康熙年间，新建了玉泉观音殿。蔡毓荣在所作的《新建玉泉观音殿记》中写道:“余既修玉泉大佛殿，并关侯之庙，复捐金。”［4］368清康熙五十八年，三韩人广西巡抚宜思恭在所作的《重修玉泉山关夫子庙碑记》中写道:“汉寿亭侯关圣夫子秉两间之正气，心存炎汉，志在春秋。其所以扶纲常，立臣极，忠义炳日星，功业垂天壤。生为国家之重，死为万世之荣。薄海内外，自朝士大夫以至贩夫牧竖无不知敬慕尊礼，是以秉彝之好，为古今所然同也。”［4］407这段碑记表达了一名巡抚对关公的崇拜之情，也从儒家立场上准确揭示了关公受人敬仰的原因。免去玉泉寺杂徭也是统治者支持玉泉寺的一种表现。在这些豁免中，原因之一就在于玉泉寺是关公显圣地。《玉泉寺志·免傜公据》载:“顺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据玉泉寺住持僧寂祐手本，禀前事奉批。本寺正粮无几，既为关夫子皈依之处，一切杂泛自应豁免。”［4］117此处直接阐明玉泉寺为关夫子皈依处，理应豁免，这也从侧面反映此时关羽影响力之大，已超过玉泉寺的影响力。

三、余论

关公成为全民族的信仰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公从一名汉将成为了佛教保护神，再从佛教保护神变为“武圣”是最为关键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与被誉为“荆楚丛林之冠”的玉泉寺息息相关，正是有了关公显圣玉泉山并帮助智者大师建寺的传说才使关公的影响力急剧上升而成为“伽蓝神”，也正是有当阳民间力量的推动、“武人”的推崇、统治者的支持才使得关公由佛教保护神成为“武圣”。这两个阶段都是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的，但各有侧重，第一阶段主要通过“自下而上”实现，第二阶段则主要通过“自上而下”而实现。

总之，当阳玉泉寺在关公成为“武圣”，关公信仰成为全民信仰的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当关公成为“武圣”，关公信仰成为全民信仰的过程也促使更多人关注当阳玉泉寺，捐助修葺玉泉寺，提高了玉泉寺的声誉，从而延缓了玉泉寺的衰落。

［1］阮恩光，王柏心．当阳县志·方舆志上·疆域［M］．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2］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阮恩光，王柏心．当阳县志·方舆志下·疆域［M］．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4］李元才．玉泉寺志［M］//杜洁祥．中国佛寺史志汇刊(17－18)．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5．

［5］道 宣．续高僧传［M］//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阮恩光，王柏心．当阳县志·祠宇志·古祠［M］．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