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契约、金融功能与经济发展

王学龙，于 潇，白雪秋

(1.日本北海道大学 经济学研究科，日本 札幌 0600818;2.北京大学 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3.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货币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不言而喻的。国内外学者对于货币的研究也十分广泛，不仅对货币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而且对货币本质也有多种阐述，其中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货币长期的演变过程中，由于金银本身的自然属性，货币最终固定在金银上。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国家铸币的产生，便产生了用价值符号代替铸币执行流通职能的可能性。后来纸币作为价值符号，替代了有价值的商品开始履行货币职能。纸币虽然没有价值，但它是一种价值符号，是以实体价值为支撑的，是“代替金来执行铸币职能”，“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1］，因此，是以价值为支撑的。凯恩斯认为，货币是交割后可清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也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此后的经济学家往往通过对货币功能的描述来定义货币，认为“货币是现代交换媒介，也是表示价格和债务的标准单位”［2］。凯恩斯及其以后的经济学家也只是就功能谈功能，很少再对货币本质进行深入的探索。虽然Roger从契约的角度［3］，Ahmad从财富的视角分别对货币的属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4］，但二者都未将货币与经济发展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国内学者对货币本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陈彩虹提出纸币契约论，认为货币是商品或劳务交换中处于等价形式一方的社会承诺或是社会担保，它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信用经济关系［5－6］。这种对纸币的理解颇具启发意义，但她只谈到纸币，没有推广到货币的广度。赵健等认为现代货币中的可兑换货币可以看做银行 (包括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持有人的负债;而不可兑换货币则看做为货币当局赋予货币持有人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美式期权［7］。但他同样没有将契约论的分析应用于全部货币。赵智锋和郑飞把货币的本质归结为价值信用关系。他们提出“货币是一种社会化的价值信用，是在特定社会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价值信用”［8］。这种理解采用了价值的概念，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是不便于对实际经济运行的指导。边小东从产权的视角出发，认为货币是在产权交换的过程中产生的，应该从交换的视角出发对其本质进行探讨［9］。这种分析思路对本文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总之，目前的文献集中于货币功能层面的探讨，很少涉及货币本质层面的分析。货币经济学的理论几乎全部以数学模型的形式呈现的对货币功能的研究，缺乏对货币本质的讨论。这些模型的构建，既增加了我们对货币的理解，但同时又使这种理解停留在技术层面。对于事物的理解，需要透过现象深入到本质的程度才可以获得持久而可信的规律。因此，有必要将当前对货币的理解推向深入。笔者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为分析货币的本质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工具，应当沿着契约理论分析。同时，所得出的结论应该具有实用性，即在此概念上推演的结论能够对实体经济运行发挥积极作用。本文遵循这一原则进行了探索。

二、货币的契约性质

对货币的定义，主流经济学家都是通过对货币功能的描述进行界定的。相对而言，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研究对后者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马克思认为，简单的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进而发展到一般的价值形式之后，一般等价物出现了，一般等价物的具体形式经过一系列的演变最终固定为金银。马克思从经济当中最基本的交换环节出发，展开对货币本质的探索，这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视角。因为，货币在交换中才具有意义。

如果在一个只有一种商品的经济社会，没有必要存在交换媒介。货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充当交换媒介;同理，如果在一个存在两种商品的经济社会中，交换媒介也没有必要存在，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需要考虑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即可，这就是物物交换。然而，在三种商品以上的条件下，交换媒介就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假定在一个经济社会中的三种商品分别为A、B和C，如果确定A与C的交换比例及B与C的交换比例，就可以确定A与B的交换比例，而以某一种商品为交换媒介更有助于确定各种商品间的合理交换比例，否则交换的过程会很复杂，且交易成本也会很高;如果没有交换媒介，要进行N种商品的两两交换就得进行N(N－1)/2次单独讨价还价的过程;当存在交换媒介的时候，只要知道每种商品与交换媒介的交换比例就可以知道其他商品间的交换比例了，而这只需要N－1次单独讨价还价，其余的交换比例由简单计算即可获得。这充分说明了交换媒介的存在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次数和费用。进而言之，如果交换媒介不存在，商品交换比例的确定就难以实现均衡，容易出现套利机会。这意味着，交换媒介在节约交易费用的过程中促使商品交换比例达到均衡状态。因此，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出现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货币一定会出现在交换过程中。当使用货币所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使用货币的成本时，货币才会在交易中被用作媒介。因此，参与交换的商品数量越多，交换媒介所能节约的交易费用就越大。所以经济越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强烈。原始社会中偶然的交换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根本不必采用货币，原因是这样的制度成本太高。在现代社会，人类的正常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而且人类试图改变货币的具体形式，从而降低使用货币的成本。使用货币的成本就是保障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而得以实现的制度成本，这包括遏制假币的成本、币材的机会成本和携带货币的成本等。只要这些成本足够低，货币就将出现在经济中并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关键性的前提就是要得到交易双方的认可。只有取得货币的一方相信自己可以凭借货币兑换想要得到的社会资源，货币才能被接受。所以货币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权利的承诺，承诺货币持有者可以支配相应数量的社会资源。这可以用契约的观点来理解:货币可以被看做载有对社会资源支配权的契约。契约的一方为货币持有者，另一方为资源拥有者。这种特殊的契约在交换过程中得以实现，即购买方得到了商品，实现了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利;出售方让渡了自己的商品，同时又获得了这种载有支配权的契约。

总之，货币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设计的载有对社会资源支配权的契约。契约的目的是保障货币作为一种有效率的交换媒介，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货币自出现以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形态。货币形态变化的实质内容是履约保障的变化，而履约保障变化的内在逻辑仍然是节约交易费用。货币发展初期，取得交易双方认可的是其自身的价值，它的实物表现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是货币契约得以实现的保证。然而，这种形式的货币使用起来成本太大，如携带不便、容易损坏及保存不便等。因此，后来货币形式演变为金属货币。金属单位价值量大，容易保存，比之前的货币形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金属货币的履约保障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金属商品的价值。所以，充当货币的金属价值低于这种金属的其他用途时，人们会把货币融化，转作他用。当金属的其他用途并不能带来好的收益时，人们就把金属铸成货币，兑换其他商品。然而，金属货币同样存在携带不便和保管困难等问题，使用成本仍然较高，于是信用货币出现了。这种货币形式仍然是表明对社会资源支配权的契约，但是履约的保障已经发生了变化，支撑契约得以实现的是信用。由于私人信用的范围有限，保障能力较弱，在结算中存在着重大问题，因此为了有效降低这些成本，国家信用开始作为履约保障。这时，现代意义的货币就出现了。

三、货币的金融功能

通过以上对货币起源与发展的描述，可以将货币的本质概括如下:为节约交易费用而设计的载有对社会资源支配权的契约。基于这一观点，下面将进一步分析与货币密切相关的金融系统，从而为研究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奠定基础。总的来说，货币在金融系统中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组织生产的功能

由于货币是载有权利的契约，因此货币的流动就是一种权利的流动，货币的集中是对社会资源支配权的集中。金融系统为投资活动进行融资实质是把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利集中起来，交由企业家来行使。企业家拥有了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利，就可以组织生产活动，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家运用别人让渡的权利需要支付成本，成本的表现形式为利息。此外，企业家融资的规模受限于自身的才能。如果能力与权利不匹配，企业就不会有好的经营状况。企业家的才能可以用能够驾驭社会资源的规模及驾驭这些资源所带来的回报来表示。企业家才能越高，能够支配的资源规模就越大，带来的回报率就越高。我们用A表示企业家支配的社会资源总量，R表示相应的经营回报率。R是A的函数，记作R(A)，假定R(A)连续并可微。

如果A非常小，企业家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才能，也无法有效组合各种资产，所以回报率R(A)会较低。随着A的递增，企业家才能施展得更加充分，相应的R(A)同时增大。但是，这种增大有一个限度，当A增加到超出了企业家可支配的范围，R(A)会逐渐降低。因为此时企业家经营了过多的资产，力不能及，导致资产运用不当。

从另一方面讲，消费者放弃了支配资源的权利，并且在放弃权利的同时并没有立即得到相应的回报，对让渡权利的报酬是以利息的方式实现的。追求利息意味着消费者追求的是未来更多的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

金融系统的功能就是要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对接。对于生产者而言，金融的功能是组织社会资源进行生产。如果金融系统组织生产资源的功能发挥的比较好，企业的融资需求就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由于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当把资源应用到最有效率的部门，一些无效率的企业是不应该得到相应资金的。这种资源的效率就通过资本回报率来反映，而控制企业是否应该得到资金的工具就是利率。利率越高，企业运用资金的成本就会越高，低效的企业就不会融资了，而生产效率高、资本回报率高于利率的企业仍然会进行融资。

2.调节消费的功能

对于消费者而言，金融的功能是在时间上调节消费。从宏观层面来讲，在时间上调节就是调节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因为总产出不是用作生产就是用作消费。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的两大主题。经济能否持续有效地运转，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这两者是否能够达到合理的比例。所以，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协调机制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研究金融对生产与消费的调节，首先要理解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协调的。金融能够实现资源在时间上的配置，即可以把一部分可用作消费资料的资源改用为生产资料，从而在下一期进行消费;也可以把用作生产资料的资源提前消费，减少下一期的消费。当然，实现这种时间上配置的前提是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可替代性。如果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完全不能替代，那么这种时间上的配置就无法实现。现有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总量不仅确定了本期消费与生产的最大化边界，而且一旦确定边界后便无法进行调节，除非是选择浪费一部分消费品或者一部分资本品，而这又会导致以后各期生产与消费的萎缩，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此，在消费与投资不能替代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是不可调节的，相应地，金融系统在时间上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了。可见，通过金融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关键就在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可替代性。

为深入认识金融系统的时间配置功能是怎样发挥作用的，需要理解当期和未来的经济活动是如何协调的。如前文所述，金融系统通过配置货币而实现了对资源的要求权的配置。人们把货币储蓄看做是放弃对当期消费资料的要求权，而融资则往往意味着聚集对生产资源的要求权，从而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以完成生产。人们放弃当期消费的目的是要在将来进行更多的消费，也就是说暂时放弃对当前消费品的要求权是要在将来获得更多的要求权。那么，这种放弃就需要进行补偿。这种补偿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就是利息。因此，可以把利息理解为放弃当前消费的一种补偿。然而，对于这种补偿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利息层面。由于货币是一种权利，权利背后总是伴随着它所能支配的标的物，于是，我们就必须知道从实物的角度来讲这种补偿源自何方。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财富的增加都来源于生产。也就是说，利息这种对放弃消费权利的补偿形式，其基础是生产的扩大。

可见，金融系统对生产和消费的调节作用机制就是把具有双重用途的资源或者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从而实现生产的扩大;或者把这种资源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进而收缩生产。

3.风险管理的功能

生产和消费的调节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上文所述，企业家的产生是一种概率事件，且发生概率受到经济文化各种因素的影响。企业家运作社会资源，组织生产所带来的回报率也只是预期回报率，没有人能够确定未来会有怎样的结果。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也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因为未来的经济环境和消费数量均具有不确定性。不论是由于信息不完全，还是随机因素的扰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金融系统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处理经济活动中的各种风险。金融系统之所以能够对风险进行管理是由于其作为权利流动中介的特殊地位。作为中介，金融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大量的货币，也就是掌握着巨大的权利。当权利集中的时候，很多分散决策要考虑的不确定性就消除了，同时，权利转移的同时与其相关的风险责任也实现了转移。

四、货币与经济发展

上文从契约的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金融系统的功能，下文将继续分析货币通过金融系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对社会产品分类考察的基础上，分别研究企业家行为与消费者行为，并且构建数学模型，从中得出投资与消费的最优比例。

社会总产品分为三个部分:纯消费品、纯投资品和复合功能产品。纯消费品是指只能用作消费的商品或服务;纯投资品的唯一用途是作为资本品生产更多的产品或服务;复合功能产品既可以用于投资也可以用于消费，这种产品具有双重用途。我们将纯消费品表示为YC，纯投资品表示为YI，复合功能产品表示为YM，于是，总产出Y=YC+YI+YM。而复合功能产品中用作消费品的比例记为γC，用作投资品的比例记作γI。那么，全社会消费品和投资品的总量分别为C=YC+γCYM，I=YI+γIYM。

1.企业家行为

企业家运用资金要付出成本，这实际上就是利息，假定利息率为r。

企业作为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其目标是预期利润最大化:

考虑到现实经济，企业家不可能使用全社会的全部投资品。因此，根据Kuhn-Tucker定理，存在一阶条件，R(At)+AtR'(At)－r=0

由于γI的取值范围［0，1］，我们可得出r与γI的关系，如图1所示:当γI取值为0时，经济中仍然有YI的投资量，因此企业家组织生产带来的回报率大于0;当γI取值为1时，经济中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全部投入了生产过程中。此时，企业家能够为企业带来的回报率有可能处于上升区段，也有可能位于递减区段，这取决于一国企业家才能与可用于投资的资源之间的相对关系。

图1 发展中国家企业家回报率曲线

一国企业家的数量受到人口规模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企业家的产生可以看做是概率事件，而这一概率事件受到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人口规模越大，诞生企业家的预期总数就越多;市场环境越发达，商业文化程度越高，企业家出现的概率也越大。但后者因素往往比人口规模更重要。发达国家具备市场环境和商业文化上的优势，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和数量一般都要高于发展中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才能是稀缺的。所以，相对而言，可供投资的资源就比较丰富，那么，回报率一般来说应当处于递减的阶段。图1展示了这一情形。

为了方便，姑且把图1中这条凸的曲线称之为RI曲线。它表示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利率与复合功能产品中用于投资的比例之间最优关系。

2.消费者行为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两期模型，分析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每个消费者具有两期选择，目标是最大化这两期的效用。效用贴现率为ρ。采用风险回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即:

消费者在第一期选择消费数量，消费数量的选择区间 (YC，YC+YM)。剩下的资源用于投资，进行再生产，从而满足下一期的消费。消费者面临的回报率是利率r。决策受到收入约束，即两期消费现值应当等于本期收入。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过程可以表述如下:

进而可以推导出r与γC的关系如下:(2)式表达了利率r与复合功能产品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如果投资的回报率较高，那么消费者会选择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投资，减少本期消费;如果利率较低，消费者会选择将复合功能产品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消费。

由于γC+γI=1，我们通过变换可以得到γI与r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得到的，反映的是消费者决策而非企业家行为。我们将这条凹的曲线称之为CI曲线。CI曲线表示满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下，利率r与复合功能产品中用于投资的比例γI之间的关系 (如图2所示)

3.均衡分析

消费和投资是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只有消费和投资达到了合适的比例，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节消费和投资的重要中间变量就是利率。因此，在对货币本质有一定的认识基础上，下面将试图基于以上对利率与复合功能产品的双重用途分析，来找出消费与投资的合理比例关系。

图3表现了消费与投资的均衡状态。RI曲线是图1中得到的，它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并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CI曲线是图2中得到的，它满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经济的均衡。

图2 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时r与γI的关系

图3 消费与投资的均衡分析

如果利率高于r*，企业家愿意运作的资源就少于消费者愿意用作投资的资源。这是无效率的状况，因为有一部分资源被浪费了，在货币供求关系作用下，利率将逐渐下降;如果利率低于r*，企业家愿意运作的资源多于消费者愿意用作投资的资源。这时也将有一部分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同样是无效率的状况，在货币供求关系作用下，利率将逐渐上升。最终，市场利率在r*处达到动态均衡。在均衡状态下，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①这是因为根据短边原则，无论是利率高于还是低于均衡利率，都有部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在经济达到均衡时，复合功能产品中用于投资的比例为γI*，用于消费的比例为1－γt*。此时，全社会的消费总量是全社会投资品总量为。因此，最优的消费投资比例为

五、结 论

通过模型的构建，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实现投资与消费的最优比例，从而使经济得到最优的发展。过多的政策干预不利于经济向均衡状态靠近。发展中国家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完善市场机制和金融系统功能，使市场充分调节资源配置，调节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具体来说，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并着力改善商业环境。

首先，推进利率市场化，使利率充分反映并且灵活调整资金供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调节消费和投资比例的有效手段。如果能够使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并有效地发挥作用，经济将会更加稳定而健康地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尤其是2000年之后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进入较高层次。根据弗拉瑟研究所对世界经济自由度的研究，中国经济自由度在2003年和2004年达到5.9，2005年为6.0，2006年为5.7，2007年为6.3［10］，而6.0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临界值。按照弗拉瑟研究所的评价标准，中国已经基本上成为达标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而资本市场相对于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因此，进一步加大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其次，改善商业环境，降低企业家的经营成本。应该说，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对社会资源的组织能力。企业家在各种要素的组合当中处于中心契约人的位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改善市场环境，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有助于充分施展企业家才能，有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目前我国的商业环境不容乐观，尤其是各种行政垄断、行政干预和其他非市场因素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成本。如果各级政府能够在这些环节上加以改进，无形当中会减少企业的一部分成本。企业的成本降低了，就会带来工资的提高和社会需求的增加，进而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从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政府应当缩减干预规模，把更大的空间让位于市场。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7.

［2］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90.

［3］Roger，E.，Farmer，A.Money and Contract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8，55(3):431－446.

［4］Ahmad，S.Is Money Net Wealth［J］.Oxford Economic Papers，In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70，22(3):357－361.

［5］陈彩虹.纸币契约论［J］.财经问题研究，1997，(8).

［6］陈彩虹.纸币契约与货币政策目标［J］.金融研究，1995，(9).

［7］赵健，马亚军，冯根福.中国银行业涉及上市公司担保的行业和区域聚类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5).

［8］赵智锋，郑飞.论货币的本质是价值信用关系［J］.当代经济研究，2008，(10).

［9］边小东.从产权视角分析货币的本质［J］.经济研究导刊，2008，(16).

［10］韩士专.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与预测——基于加拿大弗拉瑟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度”的视角［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