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苏国内政策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

2012-08-09 08:06李敏捷
学理论·下 2012年7期
关键词:赫鲁晓夫意识形态毛泽东

李敏捷

摘 要:中苏两国与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中苏同盟关系,两国相互协商,相互支持,扩大了中苏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升了国际地位。然而,这种友好同盟并没有长久的维持下去,中苏两国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后,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便频繁显现,关系逐步走向恶化。其中中苏两国的国内政策的矛盾,成为其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使两国关系渐行渐远,最终走向破裂。

关键词:中苏关系恶化;意识形态;国内政策;赫鲁晓夫;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011-02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很快中苏两国与1950年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中苏同盟关系。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两国相互协商,相互支持,扩大了中苏两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升了国际地位。尤其是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给予了中国大力的支持。如: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大型工业项目,派苏联专家到中国援建等,帮助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的雏形。而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给予了中国大量的资金和军事援助。这些援助措施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促进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这种友好同盟关系并没能长久的维持下去,两国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后,矛盾分歧开始频繁显现,关系逐步走向恶化,最终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究其原因有很多,学术界大多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如长波电台的建立、台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等等来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沈志华先生提出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对内因素,包括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分歧。本文旨在深入分析这一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内政策的不同,剖析两国同盟最终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一、中苏关系恶化的意识形态分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更确切地说,是追寻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而这一时期的苏联,从1917年建立以来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的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显然,从一开始中苏两国就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双方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等方面的认识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矛盾。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方面认为其已处于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恰恰与苏联相反,中国共产党并不主张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而是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认为中苏两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而且,中国共产党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扼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相反,这一时期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正处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1]。可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苏两国,在这样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双方分别调整国内政策。虽然对本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也正是由于這些国内政策的根本不同,使两国关系渐行渐远,逐渐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二、中苏国内政策的不同

纵观中苏关系史,这一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内政策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和矛盾。

政治方面,苏联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建设的观点,“曾在苏联报刊连续发表了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40周年的文章”[2],充分表明了苏联的右倾的政治立场,标志着苏联反对中国的冒进主义政策。此外赫鲁晓夫还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攻击苏联犯了右倾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坚持“左”的思想指导,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方针,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这种左倾错误不断加深。另外,在中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刺激生产的发展,并试图借反修正主义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3]。同时,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的修正主义挫伤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大力开展反修正主义的运动,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中苏两党两国间在根本的政治指导方针上就潜伏着或已经暴露了深刻的矛盾,必将导致经济政策的分歧。

经济方面,从苏联来看,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国内农业、工业等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初步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基本思路:第一,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第二,坚持彻底的物质利益原则。首先,他认识到了苏联计划经济制度是过分集中的制度,以行政命令方法管理经济的僵化的体质政策存在严重的缺点和弊端,应该进行彻底改革,使计划经济制度能够更充分地促进生产的发展。主要措施表现在扩大集体农庄和工厂的自主权,缩小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工业企业的过多的行政干预,克服计划制度中过分集中的现象。其次,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违背了物质利益原则。限制个人副业的发展挫伤了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企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个体经济增长滞后。于是,在农业方面,他提高农产品收购的价格,降低农产品义务交售的价格,鼓励集体农户饲养私有牲畜,以提高集体庄员和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随后在这些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对农业的进一步改革计划,苏联的农业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工业方面,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企业和每个工作人员因付出劳动而得到物质利益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原则之一”[4]。强调在工业中彻底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求按照工人的劳动熟练程度来调整工人的工资待遇。他鼓励和组织了改革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把提高工人的工资、奖金待遇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有效刺激措施。并试图努力克服平均主义现象,加强物质刺激因素,以强化工人、工业企业以及经济组织的经济创造能力。

从中国方面来讲,一方面,毛泽东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以在许多政策上,都走了与苏联不同的道路。比如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就是对苏联模式的一种突破。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提苏联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而是要搞群众运动,靠政治挂帅”[5]。而且,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在寻求一种高速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上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实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方针。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认为其是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它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和分配,能够更有效地充分动员和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能够进行大协作,能够举办过去高级社无力举办的建设[6]。尽管在苏联的强烈攻击和巨大压力下,毛泽东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坚持认为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按劳分配的政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任何偏离这些政策的改革都将带来资本主义的复辟。这就恰恰与我们上文提到的苏联的鼓励私有农庄和个体企业发展的政策相悖。并且中国共产党严厉批判苏联的物质刺激、物质利益原则,认为其歪曲和破坏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批评赫鲁晓夫利用物质利益原则,鼓吹物质刺激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主义制度,纵容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复辟。

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从政治制度到经济政策、从农业改革到工业调整,无不体现了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这些对内政策根本不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三、中苏关系恶化,中苏同盟走向分裂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两国这一时期实行的不同政策,我们不难看出,中苏关系恶化,最终走向分裂,与两国的国内政策的矛盾与分歧是密不可分的。大到意识形态的差异,小到具体的方针政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亦或是这些指导发展的原则纲领上,无不体现了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内部矛盾。实际上,这些矛盾在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滋长。随着分歧的积累,矛盾的激化,中苏终究走出了蜜月,走上了分裂的道路。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两国关系走上了公开恶化的道路。同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一个月内撤走在华的全部援建专家,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许多重要的工業企业瘫痪,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挫折。之后,苏联政府又在中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之机,强行逼迫中国归还抗美援朝时期的债务。这样中苏把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国开始了新的较量,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虽然这期间中国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努力工作,试图利用各种因素改善双方的关系。然而,随着之后边界谈判的失败、赫鲁晓夫的倒台等,中国的尝试最终无果而终,中苏同盟走向破裂。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1.

[2]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80.

[3]周恩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R].[1975-01-13].

[4]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C]//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5]邢和明.中共眼里的苏联模式[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95.

[6]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R].[1960-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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