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古录跋尾》看欧阳修对北宋尚意书家的影响

○吴旭春

一、《集古录跋尾》产生的书法背景

唐代书法成就卓著，书家辈出，是书法史上的辉煌时代。而与之相比，北宋前中期的书坛则异常凋敝，书法备受冷落，书风也格调低下，与唐代书法不可同日而语。这主要由几方面原因造成：其一，唐末五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使书法的传承之路受到阻断，优秀的书法名迹遭到破坏，书法失去传承发展的环境，致使书学在宋初几乎中绝。对此欧阳修深有感触，他认为唐代“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①“前世碌碌无名子，然其笔画有法，往往今人不及”，②前代的武夫、妇人、无名子的书法今人都远远不及。其二，唐代选拔人才有“身、言、书、判”四个标准，其中“书”要求“楷法遒美”，这是对书法的具体要求，这种制度最终促成了唐楷大盛的局面。而至宋代，科举中不再有书法的要求，如岳珂云：“国朝不以书取士，故士亦鲜以书名家”。加之在科举中实行“誊录制”等原因，书法在科举选仕、官员晋级中的地位作用丧失殆尽，使得宋初文士不再重视书法。欧阳修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余常与蔡君谟谈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③“今士大夫以务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才记姓名”。④

宋初书坛的凋敝造成了文人对书法理解的浅薄及取法格调的低下，出现了“趣时贵书”的现象。米芾在《书史》中记之：“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钟、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