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延绥镇把都河堡、镇罗堡建置年代考

王晓霞

（安康学院政治与历史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堡寨”是古代城市、乡村社会中人们为躲避战乱而修筑防御工事，当变乱或外患骤生之际，官兵、百姓为躲灾远祸,谋求自身的安全,除组织自卫武装外,还会选择形势险峻或地势平坦的地方作为避祸或作战的根据地，多为“高（略）筑堡”。明代国防的重心在中国北方，为了抵御蒙古族的入侵，明政府在北部设置“九边”。作为明代北部“九边”重镇之一的延绥镇,除修筑长城御敌外,还在沿线先后修筑了39个较大规模的军事堡寨和相关的聚落，依此承担起战略防御、信息传递、贸易保护等重要作用，明代延绥镇的诸多堡寨均为此时期的产物。

一、延绥镇把都河堡的设置年代考

明代延绥镇把都河堡，是延绥镇长城沿线的重要城堡之一，位于今陕西省吴旗县周湾乡毕家梁，今名把都河旧城子。其始置年代，史籍多载，但众说不一。明代张雨云：“成化八年抚臣余子俊增筑城垣，置榆林卫城，堡三十有四，分东、中、西三路”(1)，从位置上看，把都河堡恰属西路。按照张雨的说法，把都河堡应设置于成化八年；此外，万历《延绥镇志》的说法则不同，曰：“把都河堡东至宁赛堡三十四里……成化九年，余萧敏公置城……”(2)，也就是说，把都河堡由余子俊于成化九年始设；另外，雍正《陕西通志》中引明代陈仁锡所著《皇明世法录》之说，云：“明初守柳树涧。成化十一年巡抚余子俊修城堡十二座，创置把都河堡”(3)，明确表明成化十一年创设把都河堡；到了清代，著名学者毕沅认为“把都河堡：东至宁赛堡三十四里把都河口，成化九年置”(4)。今人学者、陕西师范大学的艾冲老师也认为“把都河堡……成化九年（1473年）筑堡，后并入宁塞堡”(5)。综上诸说，明代延绥镇把都河堡之建置时间有“成化八年（1472年）”、“成化九年”、“成化十一年（1475）”三说。

经考诸史籍，似有确说。细查史籍，《明宪宗实录》中记载，成化七年八月，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因沿边营堡残破不堪，北虏屡入，于是上奏朝廷请修，但朝廷因边民迭遭寇掠，穷困凋敝而未准行(6)；到了成化八年三月，余子俊会同王越等人再次奏请“乃依界石一带山势，随其曲折铲削，加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左右俱筑大墩……(7)”，打算依山势加高长城并进行修缮，然而又未果；至成化八年十二月，“平虏将军总兵官武静候赵辅奏：比奉敕会同参赞都御史王越、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余子俊、马文升等勘仪，所上攻守之策及修筑沿边城堡皆以为修套之计。……下兵部，言：赵辅等既复议，以搜套为难，……铲山筑墙及修铁角等城，众议既协，宜令及时修举。（上）俱允之”(8)。至此，余子俊等人多次请修长城边堡之奏终于得到明政府的准许。由上可知，成化七年、八年并未动工修墙筑堡，故“把都河堡创置于成化八年”之说不可信。

朝廷终于于成化八年十二月同意余子俊等人修缮边堡，因此，具体修筑之事就顺利成章。至于工程施工的过程，史籍未详载，但修筑结果，遂于成化十年闰六月揭晓。明代实录明确记载：“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修筑边墙之数：东自清水营、紫峘砦，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止，铲削山崖，乃筑垣堑。定边营平地，仍筑小墩：其余二三里之上，修筑对角敌台、崖砦，接连巡警。……及三山、石涝池、把都河俱添筑一堡……役兵四万余人，不三月而功成八九……安边营及建安、常乐、把都河、永济、安边、新兴、石涝池、三山、马跑泉俱创置……奏，上令所司知之。”(9)。从明代实录中，我们了解到当年大修工程的起止界限、工程的难度、工程的城防、工程的役使人数和工程的耗时等信息。从工程难度和跨度来看，都是十分巨大的，但仅仅耗时三月似乎不足为信。个中理由有二：第一，据前所知，修筑边堡一事，成化八年十二月始得到正式准许，施工范围东起清水营（府谷县北）黄河岸，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西达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东境）界，长一千二百馀里，而且施工地形复杂，施工难度也较大，不仅要筑程城垣还要修筑预警设施，少许几月不能竣工；第二，明代延绥镇地处北边，纬度较高，气候寒冷，尤其是冬季，大地封冻，根本不可能进行户外施工，故并不能立即兴工。依此推测，余子俊所言“役兵四万余人，不三月而功成八九”的说法有待商榷，换言之，延绥镇把都河堡始设于“成化八年”的说法不符合基本史实，但创设于“成化九年”的说法基本可以立足。

再查明人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其对余子俊经营长城沿边城堡一事也非常详细，如史册中记载：“东自清水营、紫峘砦，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止，铲削山崖及筑垣堑。定边营平地，仍筑小墩……及三山、石涝池、把都河俱添筑一墩……役兵四万，不三月而功成八九……”。(10)陈仁锡也认为余子俊的修边工程耗时不到三个月，推断延绥镇沿边的把都河堡设置年代也应为“成化九年”。我们知道，明人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是一部辑录有明代自洪武至崇祯诸朝圣训、国用、水利、名臣、武备、四夷等内容的资料汇编，其史料来源于《明实录》，而陈仁锡的生卒年代是万历至崇祯年，距离余子俊大修边墙的年代只有100余年，因此，他在著书中所使用史料的可信度还是较高的。

到了清代，雍正年间刘于义、史贻直等人在纂修《陕西通志》时曾多次引用明人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但对把都河堡的创设时间却与原书内容出入较大，认为把都河堡是余子俊于成化十一年创置，书中讹误又被后世学者所沿用，因而，把都河堡的始置年代难以统一。

通过对史籍的仔细梳理和辨别，我认为，明代长城沿线的把都河堡的建置年代应为明成化九年，且把都河堡等堡寨创置后在明代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他创置于“成化八年”、“成化十一年”之说均有违背史实。

二、延绥镇镇罗堡的设置年代考

镇罗堡，又名镇虏堡，也是明代后期延绥镇重要边堡之一，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南杨米涧乡附近。关于其始设年代，史籍记载不一。清代梁玢在《秦边纪略》只说是“明初未尝有堡(11)”，而未载具体建置时间；康熙《延绥镇志》载：“镇罗堡……宋夏州地。城设在平川，系极冲中地……”(12)；雍正《陕西通志》云：“镇罗堡……明万历十八年增置。……”(13)；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之“靖边县”载“……嘉靖二十九年，置镇罗堡……”(14)；艾冲认为镇罗堡设置于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5)。综上，镇罗堡的建置年代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万历十八年（1590年）”及“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三说。

然考诸史籍，似有别论。据《皇明世法录》卷79《套房》、《明史纪事本末》卷58《议复河套》载，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总督曾铣的设想，基本上得到嘉靖皇帝的允许，但曾铣宏图未及施展就遭严嵩等人诬陷而死。接替曾铣的总督王以旂继续曾铣的计划修筑边墙、寨堡，自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年，西段工程只从定边营瓦渣梁墩向东延伸了三十里，余则未果。事实上，镇罗堡属于西段，与定边营相隔遥远，所以这一时期镇罗堡未得设置，嘉靖二十九年之说有失偏颇。其次，万历《延绥镇志》卷3《军政·兵马》详载了万历十九年镇罗堡官军人数和马骡统计数字，即，“镇虏堡：《会典》见额官军一百名，马骡一十五匹；今见在官军家丁三百九十七名，马骡二百二十匹”。补充一点，此处《会典》实为明神宗时所修，而非弘治年间编修本。由此可知，镇虏堡在万历十九年或之前即已设置，并有官兵防守。股万历二十八年之说亦误。另，据《明神宗实录》卷242云：“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兵部覆经略尚书郑雒、延绥巡抚贾仁元及阅视延绥少卿王世杨会称战守事宜：……一、仅宜勾补买马充实，以资弹压。西路极冲，拨军赴鱼口砦听充领操防。（上）从之。”此处的鱼口砦即为镇罗堡所在之地。

综上所述，明代延绥镇之镇虏（虏）堡，设置于明万历十九年十一月。清代设有把总分防，直至清同治六年遭乱被毁。

注释：

（1）张雨：《边政考》卷2《榆林图》。

（2）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

（3）雍正《陕西通志》卷16《关梁一》。

（4）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23《地理》。

（5）（15）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6）《明宪宗实录》卷 94。

（7）《明宪宗实录》卷 102。

（8）《明宪宗实录》卷 111。

（9）《明宪宗实录》卷 130。

（10）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69《边防（陕西）》。

（11）梁玢：《秦边纪略》卷 5《延绥卫》。

（12）康熙《延绥镇志》卷1《地理志·沿革》。

（13）雍正《陕西通志》卷16《关梁一》引康熙《延安府志》。

（14）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之“靖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