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对东北人民心理的震荡

李子维

（东北烈士纪念馆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四个月就已经占领了东北的大中城市和一些战略要地，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压迫，尤其是对南满一带民众的欺压，就已经使民众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受日军种种压迫的隐痛，早已深埋在东北民众的心里。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破了东北原有的秩序，很多东北人彻底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强制性的征服和野蛮侵略程度的加深，东北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理论中强调：“人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居于第一位和第二位，其后是爱和归属、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民众连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他们。这必然连锁的触动东北民众的社会心理环境，使其社会心理在经受强力的冲击后发生嬗变。在这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东北民众终于爆发了他们忍耐已久的愤怒。“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使东北民众亲身感受着亡国惨祸之痛。在社会混乱的日子里，街头巷尾、讲古论今的事多了起来。祖父母一代老年人，触景伤情，不时的讲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八国联军）和日俄战争中大鼻子、小鼻子（日本军队）祸害中国人以及中国人如何反抗的故事。“当亡国奴要十家使用一把菜刀；日本人在朝鲜，走累了，就让朝鲜人倒在地上，他们坐在朝鲜人的身上休息，所以朝鲜人忍无可忍，安重根就把日本驻朝鲜的总督伊藤博文给杀了。”这样的故事在东北广为流传起来。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东北民众感受到了朝鲜亡国后人民的惨痛经历，这些经历加深了东北民众在事变前的“忧患意识”，他们不愿重蹈朝鲜的覆辙，受奴役之苦。爱国志士按捺不住心中的情绪：“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被屠宰的哭声，每天所见到的消息又都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在燃烧着，这苦痛如何能忍受。”这其中，既有丧权失地的耻辱和苦痛，也有由日寇的暴行所激起的义愤和对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怨恨等等。在当时，这不仅是一种个人心态的表露，也是当时所有爱国民众社会心理的写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把东北当作他们侵略的基本目标，实行积极的侵略政策。而国民党政府方面抱“不抵抗”、坚持万事容忍的态度，使民众对当时的政府丧失信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情绪更加深刻。在经济上，日本从中国东北农业、工矿业、商业、金融、交通等方面，获得莫大的利益，而中国政府方面则束手无策，应付日本态度不够积极。从而给东北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农民而言，日本强占东北以后，利用武力实行集团移民，在各处抢夺田地，驱逐农民，没收住宅、牲畜与农具，使东北农民流离失所。甚至连多数地主都破产了，富农、中农走上了贫农的道路。农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的艰难，他们自己能过活下去的人不过五分之一。而且捐税的数目与“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情况比较，多了十倍以上。事变前偏远山沟里的农民每年捐税1元7角，1932年农民每年15元至20元，有的地方纳税40-50元之间。捐税的种类为户口税、门牌税、壮丁团税、土地税、旅行证税、牛马猪狗等税、屠兽税、照相税等。高利贷的情况也较严重，在大屯及城市内，官发3分利，私人是5分以上至10分。同时，东北为数不多的城市工人，自日本早期侵略东北以来，即对日本采取极端仇视的态度，因日本人经常“欠发各机关薪饷”。在日军侵略全东北的最初数月间，曾发生过数起罢工潮流。沈阳兵工厂工人、本溪及抚顺等处的矿工人、鞍山矿工、丹东丝厂工人、辽阳纺织工人、哈尔滨制油工人等的罢工，都被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下去。在文教方面，日本利用教育、报纸、文化机构去麻痹东北人民，强迫东北民众学习日语，企图用殖民主义文化同化东北民众，腐蚀东北人民的思想，消磨东北人民的斗志。并施行严厉的语言文字的检查，稍涉嫌疑，即遭捕杀。同时又常派宪兵深夜潜入民众家，实行搜索，使得人人自危。给东北民众带来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

同时，与事变前相比，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民众的统治更加残忍和野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村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和残忍的统治，为了自卫，多自筑碉堡，储购枪支，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武装自卫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知其事实后，特别重视严令搜查民用枪支，以免形成心腹大患。日军在搜查民间武器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民间藏有武器，则勒令必须登记，然后加以没收；如果农民有枪支者，日军常指其为匪类而枪杀之。购买菜刀及自卫武器时必须向上级报告。除此之外，个人制造武器要使用许可证，任意售卖者或违反规定者依法严惩。更让民众恐慌的是，日军到处奸淫焚烧，极为残暴。甚至为了防范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妇女进城门时，必须脱去上衣，施行检查。而且，为了军事上的秘密用途，在一些市县设立了抽血工厂，中国人三四千人，被关在这些工厂里，十天八天就抽血一次，每次抽血千磅。日军帝国主义控制中国人方法的多样与暴戾，一言难尽。所有这一切，使东北人民感到生存空间和生命受到莫大的威胁，农村、城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在日军的侵扰下一一解析。农村的农民失业了，城市的工人更加贫困。“九·一八”事变后，城市劳力工人因工厂关门、作坊停业，找不着事做，都纷纷逃亡。商业呈现出非常萧条的景象。其他各色人等，均失掉了生存的根本。这些求生存困难的东北民众，生活际遇的改变使他们更加明确的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大敌。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出于自卫，尚有保存乡土意识的民众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最高目标下，“决定誓死抗日”。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很快在东北形成了抗日爱国的热潮。这些具有革命传统的东北人民，在中华民族存亡危难关头，同仇敌忾，仅数日间便卷起抗日风暴。但是蒋介石对此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极力进行破坏。其“不抵抗”的政策，遭到东北人民猛烈抨击和誓死抵制。广大工人群众表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间不容发，在此期间，断非软弱懦怯之手段所能应付，与其坐以待毙，无宁背城借一，就令与之偕亡，亦足以争回中国人民之人格。”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坚决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心理。多数受压迫的各阶层东北人民纷纷加入到抗日武装中，前仆后继的用血和肉去抵抗日军的炮火，以求最后的出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如同黑夜中的明灯照亮了东北民众前进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组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后来相继转变改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并且涌现出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赵尚志等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人侵略者血战十四年，有力的支援和配合了全国抗战。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物质上的损失与肉体上的伤害都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弥补与恢复，但心理上的创伤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愈合，即使愈合，也要留下深深的疤痕。正如“九一八”事变，带给东北人民的屈辱和苦难永远不能忘记，但它却印证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千年的文明创造了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一直萦绕在民众心中。